“梁光正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幻象，他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倔强地将他的形象植根于现代以来的农民想象中。梁鸿试图用这种方式将“父亲的历史”和“当代史”进行有机的勾连。在小说中，虽然梁鸿试图用一种象征的方式将个人史和家国史进行寓言化的处理，我们依然感受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正是这部小说的症候学，我们由这种无法黏合的分裂中看到了当代史最有趣的命题，即个人和历史的背离。”
一
鲁迅在《风波》里嘲讽了古典文学传统中对农民的想象，该想象建基于传统文人对农民和农村的风景固化和道德升华，农民和农村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母体而承担着美丽、静态、和谐的功能。在鲁迅的笔下，就是摇着扇子，轻叹一句：好一派田园风光啊。鲁迅看到了这背后的“景观化”，同时用“国民性批判”的视角再现了另外一幅农民和农村的生活图景，这是一个由阿Q、闰土和祥林嫂构成的农村，它悲惨、落魄、支离破碎，里面的人生活在精神和物质的多重贫瘠之中，遭受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时又深深地被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思想结构所规训。这构成了现代以来“苦难叙事”的起源，在现代之前，农民固然也曾经被文人想象、书写甚至同情，但是却从来没有被鲁迅这样凝视过，在这样的凝视中，农民和农村作为一个“问题”被洞开并被升华。作为一个拥有农村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农民不仅是革命的对象，同时也是革命的原动力，在这样的苦难叙事中，农民最终被上升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和客体，构成了现代化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
所以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一个问题：关键是要教育农民。怎么来教育农民，在观念的层面还得靠叙事，也就是讲故事。这个时候，赵树理出现了。赵树理的出现被视为是新的文学方向。赵树理确实为农民和农村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这一想象，既有别于古典“景观式”的叙事，也不同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启蒙叙事。虽然我不赞同将赵树理的“人民性”置于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性”之上，这种进化论的叙事模式已经被证明是简单僵化的。但是我依然认为，赵树理的这种“新颖性”（竹内好语）是从一开始就埋藏于中国现代性叙事之中的，他是现代性自身的产物，可以用稍微形象一点的话来说，赵树理是鲁迅的产物，虽然在很多时候，赵树理刻意强调自己不同于鲁迅的地方。
我想必须首先廓清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然后我们才能在一个谱系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现代以来持续不断的书写农民和农村的叙事冲动。虽然现代文学从1917年算起已近百年，但是这一书写不但没有失去意义，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
梁光正究竟是谁？
从写作的起源学上来说，他是一个父亲形象，这个父亲和梁鸿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重叠，我在和梁鸿的交往中陆续听过她的一些讲述，其中的一些片段可以与小说印证。但谢天谢地，梁鸿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她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去综合一个人物形象，而不愿读者再次将这个形象确认为具体的生理意义上的人。那是非虚构遵循的写作伦理——可以还原；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文类已经决定，它需要更强劲的想象力和历史感。
梁光正只能是梁鸿通过语言这一符号构建出来的一个人物形象，因此，对于他的认知，也需要从符号的角度去解读。梁光正这个人物似癫似狂，但有两处细节时时将他标识出来。此两处细节，一是吐痰，二是白衬衫——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外观。这一动作和外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几乎成为了一种意象式的存在。吐痰这个动作是如此的不卫生和不文明，而白衬衫又是如此的整洁和干净，以至于作者都对此深感好奇，在后记中，梁鸿如此回忆了：“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饰品？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
我也同样好奇，这种非现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为什么会统一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
我们追溯一下梁光正的家谱：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和他的儿子梁生宝。作为一个小说的艺术形象，梁三老汉被认为塑造得更成功，因为其更接近“真实”；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投射，梁生宝被指认为代表了新人的方向，他更大公无私，更有纪律，更有集体主义观念。如果算一下梁光正的年龄，他大概出生于50年代，正好是梁生宝这一代人的儿子，梁三老汉这一代人的孙子。他们的这种文学血缘关系直接在梁光正的形象里得到了体现。在梁光正的身上，既有着梁三老汉的基因，他小农、保守、固执、有时候有一种善良的狭隘；但同时，他又有着梁生宝的遗产，他热爱新鲜的事物，他对公共事务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激情，他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他子女的命运——在梁生宝之后，这已经是中国农民全部的主体能动性。
吐痰和白衬衫，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前现代和现代，就这样糅合为梁光正。在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中，这两者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但历史恰好证明，这两者是如此没有违和感地生成为一个个具体的人。
三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梁光正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幻象，相反，他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倔强地将他的形象植根于现代以来的农民想象中。梁鸿试图用这种方式将“父亲的历史”和“当代史”进行有机的勾连。但有意思的是，在整部小说中，这种勾连显得有些勉强，虽然梁鸿试图用一种象征的方式将个人史和家国史进行寓言化的处理，我们依然感受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分裂。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分裂正是这部小说的症候学，我们由这种无法黏合的分裂中看到了当代史最有趣的命题，即个人和历史的背离。
这么说可能过于抽象，但好在有文学史为我们解惑。无论是梁光正的前辈梁三老汉还是梁生宝，都在以一种或者反对或者顺应的姿态参与到历史中去，他们是历史正剧的演员。另外一个人物高加林，他可谓是梁光正的同时代人，也同样以决绝的姿态参与历史，虽然他进城的道路归于失败，但却因此而建构了悲剧的形象。但是与这些人都不同：梁光正从开始就是一个历史的局外人，他几乎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与历史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梁生宝和高加林是当代史这幕大戏中的悲喜剧角色，梁光正就是一个试图进入到这幕戏剧中但是却一直没有进入的角色。他像是在排演的时候，从历史的大手中掉落的尘埃。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光正就要成为另外一个阿Q，他的白衬衫提醒了我们，他是被现代所“改造”过的人，因此，他更像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他在“现代史”中形塑了自己的观念和身体，然后，按照这种观念去行事，结果却发现这现代史不过是一部骑士小说，他着急地去追逐、去模仿，结果是彼此渐行渐远。这部小说最早的标题是《父亲寻亲》，寻的过程，也就是追逐历史背影的过程。
这种个人与历史的背离意味着什么？对小说来说，意味着赵树理和柳青式的叙事已经不可能了，对于当代作家来说，他们必须寻找到另外一种讲述的方式，在8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家族史、地方志构成了历史另外的背景，只不过人物却再也无法黏合到整体中去论述，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自梁生宝、高加林以降，当代写作已经无力再塑造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了。我们曾经以为赵树理和柳青笔下的铁锁和梁生宝是大多数，结果发现并非如此，他们在其时其地被视为历史的方向和典型，但今天看来，他们依然是孤独的个人英雄，更大多数人，却是那从历史中逃逸出来的梁光正。
梁光正不是一个失败者，他甚至有一种自觉意识，他自觉到他的故事必将沉入到历史的深渊，所以他一直不屈不挠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历史的层面来说，这种讲述是必要的，而就艺术的层面来说，他的讲述带有某种元叙事的意味，并直接拆解了当代史的合法性。
创作谈
父亲的白衬衫
梁鸿
毋庸讳言，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父亲。
在父亲生命后期，我和他才有机会较长时间亲密相处。因为写梁庄，他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于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对于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
那是我们的甜蜜时光。但是，我想，我并不真的了解他，虽然父亲特别擅长于叙说，在写梁庄时，我也曾把他作为其中一个人物而做了详细访谈。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太过庞杂，我无法完全明白。
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他朝我笑着，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他的白衬衫从哪儿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全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证，那青色的深口面缸总是张着空荡荡的大嘴，等待有人往里面充实内容。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样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都会使白衬衫变黄。他的白衬衫洁净整齐。梁庄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吹得黄沙漫天。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他带着这道光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在讲述当年被批斗的细节时，父亲说，“白衬衫上都沾满了血”，在他心中，“白衬衫沾满了血”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过了几十年之后，在随意的聊天中，他还是很愤怒。对他来讲，那件白衬衫到底意味着什么？尊严、底线、反抗，或者仅仅只是可笑的虚荣？
为了破解这件闪光的白衬衫，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一点点拼凑已成碎片的过去，进入并不遥远却已然被遗忘的时代，寻找他及他那一代人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赋予他一个名字，梁光正，给他4个子女，冬雪勇智冬竹冬玉，我重新塑造梁庄，一个广义的村庄。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看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在颠倒中高举长矛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获他终生渴望的情感。
时间永无尽头，人生的分叉远超出想象。你抽出一个线头，无数个线头纷至而来，然后，整个世界被团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也是在不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一个家庭的破产并不只是一家人的悲剧，一个人的倔强远非只是个人事件，它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所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惟有不断往更深和更远处看，才能看到一点点真相。
小说之事，远非编织故事那么简单。它是与风车作战，在虚拟之中，把散落在野风、街市、坟头或大河之中的人生碎片重新勾连起来，让它们拥有逻辑，并产生新的意义。
然而，梁光正是谁？即使在写了十几万字之后，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迷惑了。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经历也许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
这本书，惟有这件白衬衫是纯粹真实、未经虚构的。但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事情、人和书中出现的物品，又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它们的真实感都附着在它身上。
我想念父亲。我想念书中那个16岁的少年。他正在努力攀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叶繁茂，孤独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西南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声喊着，麦女儿，麦女儿，我是梁光正，梁庄来的。没有人回应他。但我相信，藏身于麦地的麦女儿肯定看到他了，看到了那个英俊聪明的少年——她未来将要相伴一生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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