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能量》，南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8.00元
《先锋的多重影像》，南帆著，现代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78.00元
《无名的能量》涉及文学与公共性、文学形式与话语类型的角逐、文学史与诸多美学范式等问题。这部著作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各种西方文化的概念如何接受中国本土文化结构的重新编码，继而显现新的涵义。
2017年9月28日，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和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京揭晓。福建省社科院院长南帆的《无名的能量》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文学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文学谱系如何建立？文学阐释能带来怎样的意义？在《无名的能量》中，南帆以知识考古学的严谨不断指证文学的意义。
这位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批评家，在注重理论研究与话语体系建构的同时，始终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保持一种高度紧张的对话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他极具魅力的批评个性。
南帆的文学批评写作始自大学时代。那时的文学梦没有给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保留多少的位置，中文系的大学课程也没有真正调动起南帆的理论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浩大的文学声势中，间或写些小文章参与某些论争，南帆视其为“年轻人的一孔之见”。
直到他偶然看到《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南帆惊讶地发现，文学批评竟然可以拥有活跃的思想和机智的语言风格——仿佛某种意识突然被唤醒，南帆兴致勃勃地卷入当时王蒙的一批探索性小说引起的激烈争论，写成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这篇论文成为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并发表于《钟山》杂志。重要的是，他对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研究的兴趣从此开始了。
他对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总是及时发声，并进行有效的话语分析和谱系研究，为当代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路径。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南帆以活跃的探索精神和思想疑难的绵密追问，不仅在理论界颇有建树，也使他的散文独具智性的光辉。
中华读书报：《冲突的文学》是您较早、也是较为集中地考察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化主题的著作。以结构性分析处理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在分析中国文化的特殊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形成的空间感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收获？
南帆：我对于按照编年的方式撰写文学史始终提不起兴趣。许多学术同仁已经提交了那么多令人敬佩的成果，我就不必再重复这些工作了。同时，我很早就开始关注结构分析，这当然很大程度地得益于结构主义的思想方式。我意识到，进入空间结构考察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可以发现一些线性的时间之轴上无法察觉的内容。《冲突的文学》是一次相对集中的收获。多年之后我还撰写了一篇论文讨论文学史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的学术脉络是如何形成的？
南帆：大约十五年前，我就开始使用“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我期待借助各种有效的理论阐释我们栖居其中的历史，这是我迄今未曾改变的学术意图。围绕这种意图，我的学术工作区域大约有三个。一是文学批评。对于一些我感兴趣的作家进行考察，并且在考察之中表述我对于文学乃至对于这个世界的观点。有人觉得我的文学批评理论密度较大，论文内部隐藏了各种观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二是文学理论。前一段时间，我在某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耗费了较多的精力。话语光谱、关系主义、审美的意义、文学形式的构成、横轴与纵轴的关系以及博弈等观点均是这方面思考的结果。我对于形而上学的“大理论”仅有微弱的兴趣，我所讨论的问题大约属于“中理论”。所以，我的文学研究止步于古典哲学的边缘，对于那些围绕“本体”的思辨仅仅保持有限的接触。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三是当代文学史的某些专题，例如冲突的文学背后隐藏的文化冲突，例如哪些隐蔽的成规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当然，这三个区域往往同时展开，而不是哪几年关注一个专题，另外几年关注另一个专题——三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同样是“结构性”的。
中华读书报：《先锋的多重影像》的出版，我想不仅仅是作品的结集，也融注了您近年来学术观点和思想脉络。它的出版对您有何意义？
南帆：这本书虽然仅仅是一本论文集，但是，几辑的论文大约表明了我对于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一，关系主义：在诸多话语类型的相互关系之中界定文学话语，不存在某种“本质主义”的纯文学；二，诸多话语类型的相互关系必定是历史性的，这将形成文学的“历史感”；三，现代性使世俗的日常生活进入前台，文学将在日常生活之中发现各种无名的能量；四，审美表明了另一种视野的存在；历史著作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使用各种重磅的概念描述历史，例如存在，本体，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市场与经济，法律体系，如此等等，审美显示的是，各种历史的巨型景观如何与个人、命运、内心和激情有机地联系起来，即历史视角中的个人与个人视角中的历史；四，因此，“历史与人生”是不同的分析单位：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尽管二者不可能彻底分割，但是，前者关注历史事件的完整，后者关注人生事件的完整；五，审美对于社会、人生的判断存在发生错误的可能。因此，社会科学可能出面质疑、辩论、修正，改换不同的视角和叙述方式，甚至激烈地否定。当然，审美始终拥有申辩和反驳的权利。这一切无不显现为各种话语系统的持续博弈——在我看来，“博弈”的概念似乎比“对话”更为确切。十多年的时间，这些问题无形地成为我的论述围绕的若干轴心。
中华读书报：1998年出版《文学的维度》，您将文学置入社会话语光谱给予描述。之后，您提出“关系主义”等概念——在您的研究中，不断地对文化、文学等领域的变化予以总结、发声、提出问题并进行反思。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如此敏锐的感觉？
南帆：提出“话语光谱”的时候，我有意与“话语谱系”做了个区分。“话语谱系”带有很强历时的意味，“话语光谱”描述的是诸多话语类型共时地存在于某个文化场域，例如政治话语、法律话语、经济话语、军事话语、科学话语，如此等等。文学话语忝列其间。整体的文化结构之中，文学话语的声音相对微弱。在我看来，每一种话语类型往往意味了一种特殊的视角，或者隐含了一种特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曹操、刘备或者林冲、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阿Q、祥林嫂这些人物，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科学话语的评价肯定不同。我时常从各种话语类型的争夺、冲突、博弈之中察觉文化演变的动向。换言之，话语分析以及符号分析时常为我提供了发现问题的线索。
中华读书报：您的《无名的能量》刚刚获得本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能谈谈这部著作吗？
南帆：《无名的能量》讨论的是现代性、文学和日常生活的新型关系。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来自特定的历史建构。现代性降临带给文学的一个后果是，关注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与文学的结合是现代性转折的产物，也是现代性出现之后多门社会科学分工的结果。这种情况造就了文学在公共领域的独特声音。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在于发现解放的能量，这种能量往往以审美快感的形式出现，文学形式在这个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文学形式对于日常符号秩序的冲击是巨大的，这是文学承担的先锋使命。
在上述主题之下，《无名的能量》涉及文学与公共性、文学形式与话语类型的角逐、文学史与诸多美学范式等问题。当然，这一切无不发生于中国文化版图之中。因此，这部著作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各种西方文化的概念如何接受中国本土文化结构的重新编码，继而显现新的涵义。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散文写作？孙绍振先生将您的创作概括为“智性写作”，您怎么看？
南帆：我想，大约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吧。孙绍振先生关于“智性写作”具有一整套观念。我的散文能够成为他的理论例证，这是一种荣幸。相对地说，我的散文思想密度较大，抒情成分略少，或许这是获得“智性”称号的原因。由于中国散文的“美文”传统，许多人印象之中的散文多半是抒情记事。我曾经说过，其实我很喜欢“随笔”这个称谓。“随笔”意味的是自由自在，信马由缰，从容地表述自己的各种想法，不一定非要维持某种所谓的“文学”面貌。事实上，西方文学之中存在大量的随笔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先后写过《虚构的力量》《虚构的特权》等理论文章，但您本人好像并不从事虚构的文学？“始于生动、传奇，继而悲欢交加，终于某种形而上的沉思，这常常是虚构为文学完成的三部曲。”那么散文呢？
南帆：我曾经表述过一个观点：必须有偿使用虚构的特权——“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谁规定了如此不平等的条约？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小说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诱人的悬念回报虚构——虚构的首要意义即是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如果虚构的文学仍然沉闷无趣，不堪卒读，人们就要讥笑作家的无能。散文多半没有如此完整的“三部曲”，但是，散文愿意骄傲地声称不屑于虚构——“散文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内心的起伏取代了情节的跌宕。”当然，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大多数平庸的散文并未完成任务。
我要补充的是，这个观点并不意味着对于虚构的反感。事实上，我阅读的虚构作品远远超过了散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欣然加入虚构的队伍。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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