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群与文学关系论》，张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85.00元
文人结社，自古有之，至明代末年达于极盛。各种各样的文人社群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太行山左右，就连偏僻之乡、边徼之地亦往往有之，小的几个人、十几个人，大的几百人，还出现了合众社而成、规模空前的复社，其声势笼罩全国，声气通于朝廷。在社群中，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立社规，定程墨，或研磨时文，或切磋诗词，一些文学创作主张正是通过社群得以迅速传播，成为普遍认同并且奉行的圭臬。此外，面对明末动荡、混乱的时局，社群中人也普遍关心世道人心，关心民瘼，勇于议论朝政，激浊扬清。复社领袖张溥发出了“致君泽民”的号召，利用社群大造声势，在政坛上游走运作，以期有所作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朝廷党争。明末文人的结社运动已经成为当时历史进程中不容漠视的活跃因素，无论对文学、政治还是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影响，这在古代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景观。
这一景观自然会引起关注，20世纪以来，相当多的学者对明末文人社群发生浓厚兴趣，持续进行探索。有两个时期的学术成果尤为丰硕，一个是上世纪20至40年代，一批有分量的论文论著问世。其中，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朱倓先生的《明季党社研究》是具有开拓性质的扛鼎之作。他们的研究目的十分鲜明，就是要阐扬民族气节，激发爱国精神，体现出史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正因为上述原因，他们的研究偏重于文人社群的成因、社群的组织形态、社事活动的内容与方式、社群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等等。另一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新一代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文人社群进一步发掘、考索，纠谬补缺，绘制出更加完整细密的明末文人社群谱系，更加具体而微地还原了社群活动的图景。何宗美教授的《明末清初的文人社群研究》以及域外学者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十几年前，张涛君考入人大，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何宗美教授的《明末清初的文人社群研究》还没有出版，我建议张涛可以继续研究这一课题，但要把重点放在文人社群与文学之关系方面。因为关于文人社群的组织形态和社事活动等等方面，前人研究已经不少，成就斐然，虽然不是没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总的说来余地不多，充其量也只是踵事增华而已。可是对于文人社群与文学之关系——例如社群如何影响诗风文风之变迁，社群对于文学之发展究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社群文学之文学史地位等等，却涉及较少，语焉不详，不曾看到依据大量实证材料进行充分深入论述的专著。若做好了，当能写出一些新意。不过，我也告诫张涛，论述文人社群与文学之关系，不像考索社群组织形态、社事活动那样“实”，相对比较“虚”，易发想当然的空论，故当警惕，力戒之。而力戒空论的办法无他，只有一条，就是老老实实阅读文献，从一点一滴搜集资料做起。
张涛不属于天生聪明的那种人，但为人踏实，能吃苦，坐得住，肯读书。由于要读的文献太多，影响了写作进度，延长了一年才完成毕业论文。参与答辩的老师对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致认为作者的前期工作十分扎实而全面，因此论文资料非常丰富，观点平实而有见地。毕业后，张涛没有急于将论文整理出版，而是继续读书，不断对论文增补修改。几年后，将原本十几万字的论文增加到60万字，在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之后，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文学社群与文学关系论》。
书名用了文学社群而不是文人社群，一字之差，体现出欲突出文人结社初始目的与社群本来性质的用意。顺理成章，书稿用了八章、三十多万字的篇幅论述社群与文学的关系。这正是作者的用力用心之处。这八章涉及社群对文人群体思想心态的影响，社群对文学复古思潮兴起的推动，社群对地域文学流派形成的作用，社群成为将某种创作主张以及诗风文风迅速传播的媒介等等。作者试图将社群与文学丝丝缕缕的联系一一解剖开来，尽可能准确清晰地揭示出当时文学发展走向的某种动因。从社群的角度审视明清之际的文学，书稿论述了竟陵派领袖谭元春的文集是如何被社群文人加以“复古性改造”，从而加剧了竟陵派衰落的；论述了社群文人所大力提倡的“尊经复古”“经世致用”思想是如何影响到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与八股文的写作，并进而影响及古文的创作的。凡此种种新的提法，或许都将对以往定型的文学史书写有所补充与修订。
书稿的重心虽然在文人社群与文学之关系，但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考证了社群的组织形态与活动方式。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淘爬梳，共考索出前人未论及的社群70余种，增补了一些已知社群的成员。此外，对前人记载有误的一些重大社事活动的时间、某些社群参与的人员、各社群之间的关系多所订正。以上这些，均有裨益于今后相关研究。
同张涛君的博士论文一样，此书稿在后期资助项目预答辩时，受到肯定最多的是文献丰富、资料翔实。这确实是书稿的优长之处，一切从文献资料出发，力求立论有据，避免无根之谈。但是，这么多的文献资料，其中蕴含的大量信息，以及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关联，似乎未能尽发其覆。若能再多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深研覃思，或可以有更多的发现。此外，书稿标明所论述起止的时间是“明万历末年至清康熙初年”，然有关清初的情况一带而过，内容过少，这一部分理应加强。总之，希望张涛君继续努力，将这一课题做得更细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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