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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读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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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文学步入了新时代。当时的文坛,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张贤亮、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以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满怀仁爱关切的济世情怀,纷纷推出精品力作,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中国文坛的一段“新时期文学”。遗憾的是,追溯那个时期的文艺作品不多。好在冯骥才新近推出的随笔集《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多少填补了这种缺憾。曾以《三寸金莲》《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等作品驰骋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冯骥才,尽管近二十年来将主要把精力专注于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但在他的心中,始终对那段“新时期文学”感触良深。在一次参观古罗马遗迹时,作家由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联想到中国的“新时期文学”,于是,在喷薄的创作灵感下,便有了这本十二万字的随笔集。

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写实作品。冯骥才以翔实资料回顾了自己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之路,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并展示了那个时期作者与读者之间特殊的交往关系。作者自豪地写道:“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读者的鼓励常让作家文思泉涌。那时,他一边手夹香烟,一边忘情地投入写作,写至忘情处,常把烟蒂就势在桌面上摁灭……为了更及时地了解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馈,作家更是把门前的收报箱特意换了大箱,开箱时还得拿个篮子才行,不然箱子一打开,全箱的信就会散落一地……这种真诚而幽默的讲述,充分彰显出冯骥才关注现实、为人民而歌的文学创作观,也从一个侧面,让大众对“新时期文学”的盛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该书还是追缅同道中人的感想录。其中,既有早已故去的冰心、张贤亮、陆文夫,也有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常青树”王蒙等人。无论是记事还是忆人,行云流水的文字,处处洋溢着作家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感喟。比如,写与张贤亮之间的交往,不徐不缓的追叙写得妙趣横生。有一年,作者与张贤亮一起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写作活动,岂料只剩一个月就要回国的时候,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国内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读者盛赞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文学评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远在国外的张贤亮很快得到这些消息,作者担心张贤亮回国后再挨重批,于是打电话给王蒙探听讯息。王蒙听后,风趣地说:“告诉贤亮这家伙,愈批愈火,这下子他的小说畅销了,有大批稿费等着他回来领呢!”此事最后以巴金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才波澜不惊地到此为止。一波三折的故事,既透出作者与张贤亮等人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也可从中一窥“新时期文学”理性、宽容的生存环境。这种开放和包容,无论对身处其间的创作者,还是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界,都提供了更大更广的施展空间。

在书中,冯骥才还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放下挚爱的文学创作,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197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他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新时期文学”的历练和陶冶,赋予了作者一种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让他毅然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热情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并希望通过自己不遗余力的付出,拯救更多的民间文化“遗珠”,让中国文化在薪火相传中大放光彩。

该书记录的虽是文坛琐事,回顾的也大多是与读者及文学前辈的往来之情,但细微处考量的则是作者的良知和世道人心,小中见大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与发展。抚今追昔,“新时期文学”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定会在新时代随着中国文学不断向上的内驱力,随着中外文化的日益交流与融合,谱写出更加炫目的华章。

责任编辑:陈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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