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快100年了，经过100年的磨练、100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00年走过的路提供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本身的发展，应该是我们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典范”。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前总裁陈万雄指出，商务的百年发展过程，在中国近代面临三千年文化思想挑战中，将传统与现代、外国与中国的认识结合出非常完美的企业文化，它不仅出版传统四库全书等，从馆史发掘看，商务从出版方向、人才使用、经营模式、管理理念都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来定义商务的地位与价值。“这样的定位不仅有助于完整揭示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中国的文化特质，同时更为形象地彰显其重要而独特的文化历史功能”。在清末民国的特定历史时代，商务出了那么多精品，它牵引、激发、启示、推动和塑造了那个时代对现代文化的想象和创造，现代文化是在推动下启发、想象、创造、理解的，这个过程中商务是不可替代的。
黄兴涛说，商务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与它对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高度自觉，对教育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有效实践和长期坚持，以及它对现代学术建设的不懈努力与担当，并且三者能够有机结合起来，有着直接关系。新文化的启蒙与自觉整发源于戊戌时期，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是什么概念？是论证政治变法、文化变革、商战兵战一起全面改革，以进化论为理论根据的时代思潮，这个市场是大文化，它不排他，只说“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还有一点是文化自觉、文化启蒙，商务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对于现代的文化学、文化史做的工作最多，文化学是个新兴学科，近代中国时期关于文化专著最有影响的是《文化哲学》《文化学概观》等，它是打造现代文化学，认识文化现象、文化结构、文化规律的一个最自觉的学术机构。另外，商务对于教育现代化大力提倡、切实推进，商务对教育重视，具有文化引擎的基础作用，紧紧抓住教育。商务对儿童的教育多方用心、多方支持，这是商务成功的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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