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曾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南方日报》中国文学现场2月月度作家、《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等多项奖项。
代表作：《情迷失踪者》《灰故事》《鸟看见我了》《寡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春天在哪里》。
凤凰网安徽：可以简单谈一下您的新作《五百万汉字》吗？
阿乙：这部新作品是我的写作生涯以来一个短篇选集，一个总结。我从来没有出过选集，但这一次我觉得我写作到这个程度应该做一次总结，而我以短篇见长，所以就请朋友从我的六七十篇短篇里面精选出十二篇结集出版给大家看，就是这本《五百万汉字》。这大概是我所有短篇里最优秀的一批作品了。我写作从三十岁开始的，到现在四十岁，已经十年了，我以后的写作肯定和之前十年不一样。即使我之前写的东西得到了肯定，但我不能在一个方面一写再写，这也会让我的读者感到疲劳。就像书店要做盘点一样，我就想把之前的作品做一个总结，也算是我之前十年写作生涯的总结。
凤凰网安徽：您的作品给读者的感受是多重的，曲折虐心、压抑沉重，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阿乙：这些读者的眼光还是比较锐利的，我写作首要强调的就是戏剧性。从我自己的写作习惯来说，我比较喜欢阅读有戏剧性的作品，大部分的读者也是如此，他们喜欢看有冲突的故事。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也是这样的，他们在洞穴里度过漫漫长夜的时候，会互相讲故事，他们也希望故事是曲折的，不然无法吸引人。我写任何文学作品之前都会和自己强调：无论你想表达什么思想观念，你必须让你的故事有曲折性，即使它是哲学性的理论。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话，你就违背了你和读者之间签订的契约。古代流传至今的很多戏剧也是这样的，它流传到现在，也是因为它有剧烈的冲突性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像铡美案就是如此。
凤凰网安徽：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您的写作风格，是否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呢？
阿乙：有的，我做过五年的警察，往返于医院与派出所。医院像一个收纳箱，收纳了身体健康上不正常的人。派出所和医院有着某方面的神似，没事没有人会想去派出所。来派出所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可能犯了什么事；另一种是你被别人伤害了，出现了某种冤屈。所有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的，一个是伤害别人，一个是被别人所伤害，都具有戏剧性的这两个重要因素。我在派出所见过许多这两种人，他们身上带有这种戏剧性，这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原材料。
凤凰网安徽：您在文字里浮沉的这些年，您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和收获的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阿乙：最大的挫折是上帝给人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有效时间。我所说的有效时间是指写作的时间。作家不像机器人，插上电就可以无限工作。实际上，写作者有一个状态问题，状态不对的话，写出来的作品也不好，这个状态的保持是很难的。有些作家之所以会在中年以后作品出现坠落情况，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已经不能支撑他进行高强度的写作，所以他这个时候的作品只能说是在欺骗自己也欺骗读者。
收获就是储存了一批作品，这批作品就像用不完的金子。创作者最大的幸福就是你的作品一直都在，你不担心它会消失掉。
凤凰网安徽：有句俗语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您是如何看待模仿和超越的关系的呢？
阿乙：所有的后来的作家都是前任作家的继承者，继承他的遗产，再往下传承他自己的东西。没有一个作家是独立于文学史存在的，独立于文学史的作品不是作品，是涂鸦。创作都是嫁接，引进然后再继承的。就像新的基因与旧的基因混合在一起进行科学实验，然后有一个新的事物。然而这个事物并不是全新的，它有着它前任的不可磨灭的特征。模仿和超越就是这样的，你必须继承前人的遗产，融合发展，然后往下传承你的东西。
凤凰网安徽：您下一步的写作规划是怎样的？
阿乙：写作就像是登山一样的，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我上一步的写作旅程是这样的：从几百字到几千字到五千字到一万字再到数万字，最后到十万字。其实十万字以上的小说，我只写了一篇，因为字数越多，布控的局面就越大，这中间的难度也会加大。我对写作是非常慎重的，我不允许我的写作犯错，所以我布局的时候会非常谨慎。下一个十年还是会这样，由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但会比上一个阶段的写作更坦然更从容也更狡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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