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学术人生

考察梁思成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有6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28年，梁思成学成回国，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梁思成任职中国营造学社；1937年，抗战爆发，梁思成与刘敦桢等人克服重重困难，继续中国营造学社活动，坚持开展学术研究；1946年，梁思成结束中国营造学社活动，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思成书生从政，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1955年，梁思成遭遇政治、学术双重批判，逐步失去学术话语权。以上述时间节点为基准，通过对梁思成学术成就的梳理，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和评述梁思成的学术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的规律、特点。

抛物线式的学术人生

梁思成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有两个高峰期：一是1930年代任职中国营造学社时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5年，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创建及古都北京的建设。就这两个时期学术实践活动的内容和特点而言，1930年代梁思成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主要学术目标是寻找古建筑实物证据，解读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从而系统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及建筑技术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初步完成对中国建筑史的整理和研究。1950年代初期，梁思成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参与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主要学术目标是建构古都北京保护与未来发展的有效范式，按照“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将北京旧城保护与新市区开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建设好首都北京。

应该说，对待学术研究，梁思成始终充满热情，但现实的境遇是他无法预测的，其学术生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就像一条完整的抛物线，前一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后一时期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1930年代，梁思成首次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发现了建于1000余年前的辽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到1937年抗战爆发，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已在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开展了大量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基本梳理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还幸运地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尽管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可以说，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虽然屡经磨难，但梁思成的学术实践始终处于上升态势，其主要学术成就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城得以完整保留，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学识能在北平的建设中发挥作用，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在北平的未来规划与建设中得以实现。1950年代初期，梁思成联合规划学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勾勒出北京规划与建设的基本框架，同时在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有效实现路径方面亦有较多著述和实践，但遗憾的是，其学术主张大多不被认可，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等领域亦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学术话语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5年，梁思成的学术实践处于明显的下降态势。

绕不开的“梁陈方案”

评述梁思成在1950年代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应当是提出“梁陈方案”。尽管至今规划建筑学界及官方对该建议仍褒贬不一，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该建议充分体现了梁思成对古都保护和未来发展的远见和学识，如果将其置于之后一个时期北京城市发展的大视野中去观察，或许后人才能理解梁思成的真正意图。

事实上，1950年代初期，梁思成的学术实践活动基本上是围绕“梁陈方案”展开的。梁思成以北京城为载体，建构一个古都保护与未来发展的理想范式，包括城墙保护、牌楼保护、团城保护、建筑的民族形式的实现、古都风貌的维护等，皆在此范式之内。实现这一范式的总前提是北京整体城市规划放弃以旧城为中心，在合适的地点建设新市区，并将首都行政中心区设置于新市区。这个范式的提出既是梁思成对欧美国家古都保护经验的积极借鉴，也是其对于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的创造，前提如未实现，之后的一切努力都难以如愿。后来的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很快便验证了梁思成在“梁陈方案”中的忧虑，以旧城为中心的规划发展实践以及与之相伴出现的人口激增、房屋无序建造、交通堵塞等问题与古都风貌维护、文物建筑保护之间构成了无法破解的矛盾。面对这些无解的难题，虽然梁思成不惜以政治命运为代价，竭力争取留下北京城墙、跨街牌楼等文物建筑，但他应该很清楚最终的结局，因为这些文物建筑能够保存的前提已经失去了。梁思成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即便失败，也要努力争取，因为这是一名学者的良知。如果对梁思成的学术人生做一个概述的话，那就是激情、执著、责任、无奈。

中国营造学社的谢幕与大匠的困惑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更是其学术成果迭出的时期。无论是梁同时代的学界同仁，还是后辈研究人员，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梁思成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中国营造学社休戚相关。即便是朝不保夕、颠沛流离避难于大西南之际，梁思成依旧可以通过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学术平台，延续自己的学术辉煌;同样，中国营造学社也因为有了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加入和卓越领导，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研究水平最高、学术成果最丰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古建筑研究机构。客观而言，双方的合作对彼此都是莫大的幸运。

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营造学社整体并入清华大学并停止运行直至不复存在，梁思成的学术生涯也发生了转变。虽然梁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初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40年代中后期，其学术生涯的巅峰期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和1930年代及1940年代初期相比，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并不是很突出，产生较大影响的也仅有建筑教育思想及城市规划理念。究其原因，除了梁思成学术兴趣的转移外，学术平台的缺失，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营造学社的谢幕对梁思成的学术生涯而言，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加之其他一些因素，梁思成的学术实践的巅峰期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则是无尽的困惑，以及学术实践处于下降态势的尴尬现实。

总结梁思成的学术实践，其实有一条简单清晰的线索，那就是恪守学者本位，以专业精神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熟悉且专长的学术研究。这是梁启超反思自己人生经历后对子女的教诲，也是梁思成早年始终遵循的处世准则，1950年代以后梁思成的学术实践乃至人生际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建筑学家究竟如何处理与政权、政治及政治家的关系，或许，这才是梁思成晚年的困惑所在。相信这一问题也是绝大部分有成就的建筑学家终其一生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本文选自胡志刚著《梁思成的学术实践(1928—1955)》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华书局于2017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