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年，商务印书馆近日推出张元济编著的《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别纪念版。
张元济是中国著名出版家，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运动被革职。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主持商务印书馆，以开明开放的胸襟广纳人才，使商务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出版于1937年的《中华民族的人格》象征了民族救亡的时代精神。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八位义士的故事，其中出自《左传》的有两篇，《战国策》有一篇，《史记》有五篇；分别为公孙杵臼（含程婴，出自《史记》），伍尚（出自《左传》），子路（出自《左传》），豫让（出自《史记》），聂政（含聂荣，出自《史记》），荆轲（含田光，樊於期，高渐离，出自《战国策》），田横（含二客，出自《史记》），贯高（出自《史记》）。这些人，或为忠信孝义的贞臣如公孙杵臼、武尚、子路、田横，或是知恩图报的刺客如豫让、聂政、荆轲、贯高。本文介绍了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背景。
《中华民族的人格》藏书票
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张元济首先想到的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
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小册子，这是一代出版家张元济亲手编写的。当时，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上海也已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民族危机，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书生报国一支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九人，比如《荆轲》一篇就记录了田光、樊于期、荆轲、高渐离四个人的慷慨就死。张元济在《编书的本意》中指出：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底，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还有一个原因。他在1937年9月应《大公报》胡政之的约稿写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现已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录”部分）中说：
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
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很显然，张元济之所以编写这本小册子，就带有对症下药的意图。他的这一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
所以他编撰此书不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转社会风气、抵抗人格堕落的宏愿在内。这两者往往是难以分开的。
二、张元济在书中选取了历史上十几位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的人物，倡导一种“浩然之气”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十几个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格也是在他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禄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劝说、阻止因此都无效，他认为这是子路的“见义勇为”，所以子路才会“结缨而死”，那么的从容不迫；以报仇著名的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于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当天下已定于一，田横英雄末路，虽也可不死，但他知“耻”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难，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耻”字；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因为“吾责已塞”。
三、张元济本人一直很看重此书，他认为：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
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张元济自己一直很看重这本小册子，早在1937年6月25日，他写信给住在庐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还送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信中说：
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
到1940年他还要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写信，“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直至1949年改天换地之后，他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期间还不断地将这本书送人。仅从他日记中不完全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他曾先后将此书送给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人。
四、张元济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虽不能成为普遍的人格底线，但仍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抗战八年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而他则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即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却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我们并不是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义、毅然决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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