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研讨会日前在中国作协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很多年以后我们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过去的2016年，中国文学正在经历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文学、小说的想象域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而《茧》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张悦然《茧》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茧》是由80后青年作家张悦然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出版以来在读者和评论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一个现象级作品。李敬泽、胡平、张柠、梁鸿、张莉、杨庆祥等著名评论家均出席了研讨会。
李敬泽说，《茧》是2016年的一部很重要、很突出的作品。“2016也许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看，还是有一些蛮重要的迹象，诸如悦然、路内、葛亮等等这样一批作家在文学阅读中，可以说站到了一线的位置。说起来也不是多大的事，但是放在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放在80年代以后这样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来看，我们确实正在经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际更替，一般意义上的代际更替终究会发生的，除此之外，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想象域，可能正在发生很重要的调整。像这些作品，包括悦然的《茧》，应该说是正在这个调整期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一代人的自我破茧
作为张悦然的长期读者，评论家张莉指出《茧》是其创作过程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如果我们能够把她一路的创作放在一起看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张悦然在《茧》中发生的巨大转变，也就能够理解这位小说家怎样自我设限、自我突破的。”她认为这部小说可以看作一代人的自我破茧，重建了新一代青年历史与自我的想象，“现在我们渴望轻装上阵，但是张悦然反其道，她渴望自己身上有重量、有质量、有罪感。张悦然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历史就是现在的前世，爱也不仅仅是爱，爱和怨恨、亲缘、罪是放在一起的。她固然是写了历史的一个不同阶段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它有它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这也说明悦然是有思想能力和思想穿透力的作家。”
张莉指出，与以往的作家对“文革”的书写不同，张悦然是逆流而上倒着往前写，“张悦然在这部作品里面找到属于她的一个历史挖掘机，或者说写作的挖掘机，她通过这样的写作打开自我。我们知道，80后特别强调的是个人，但是这次她在作品里面把“我”和“个人”的理解力打开，我是谁？我是父亲的女儿、祖父的孙女，所以远征军故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所有这些都与这个个人有关系，这其实是她的自我破茧。另外也代表年轻一代的自我破茧。”
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研讨会在中国作协召开
处理历史的方式和50后作家完全不同
张悦然早期的创作被一些人认为是青春小说，但是梁鸿认为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中国的生活里面，个人还是未充分发育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发育过，还不是充分发育，我们还没有个人，或者说我们的个人是没有完成的。而80后这代作家他们把个人的内心，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做了充分的呈现。但是这个个人又有问题。悦然在《茧》里面，她确实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个人？当一个作家拿起笔写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面对的是特别漫长的隧道，历史也好，生活也罢，个人跟制度的关系，跟政治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是混沌的，没有办法分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悦然的《茧》某种意义上是写一个扩张的自我。”
梁鸿指出，这也是这一代年轻写作者和老一辈作家对待历史完全不同的视角，“她在追溯历史、上溯历史，其实也是在历史中寻找个人的定位，至于历史到底是什么，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要，这可能是跟50后作家特别不一样的地方，50后作家写历史本身，我是被历史裹胁进去，但是年轻一代作家历史为我所用，我把历史用在我的视角之下，这是非常大的不一样。”
《茧》是一个新的标杆和新的挑战
张柠也认为《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我们现在不大提成长小说，因为它是18世纪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成长故事，所以必须涉及到历史，这样的话就涉及到张悦然这个小说跟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语言非常绵密，记忆非常独特，语言的流畅感非常好。”
这样的叙述让他想到了普鲁斯特对于青春年华的写法，“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史的特殊节点上产生的，他要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记忆，也不仅仅是说他的文学性，还有文学史的意义。他的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总体性破碎之后怎么办，他要处理这个问题。他认为通过个人的记忆的整合，可以重建一种新的属于个人经验的完整性，所以历史过去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而是在于文本本身重构了。张悦然是有重构完整性的意义，我们任何时代当下的历史都是碎片，怎么让这个碎片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和结构里面，这是讲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对于上辈历史的追溯和理解，也有评论家表示还不够深刻，部分细节可以更好，张柠有不同看法，“《茧》的历史记忆，不是像一般的历史小说那样，好像自己身在历史之中，或者假定自己从高处往下看，能够穿透现实到遥远的过去，20世纪的历史小说已经不再这样，只有大众的历史读物才那样写，好像自己在历史之中，伪造一种历史现场感。张悦然的小说不是，她对于历史的记忆非常谨慎，所以她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说这些事情，我怎么说。对历史记忆本身的严肃态度以及她的犹豫不决，都完全融合在她整个叙事过程之中。”
张悦然在《茧》分享会现场
“张悦然的这部小说是一部面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直面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观、现实感和未来观，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文本。她对于当代青年的书写文化和阅读文化而言，是一个新的标杆和新的挑战。”张柠说，当然这部作品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只能靠时间去解决，而不是作家此时此刻的才能，“当你可以不考虑形式的时候，直接开始讲述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成熟了，但是那时候也是很悲哀的。”
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文革，而是由此带出的生活实感
杨庆祥则指出，很多人都谈到了历史，但是这部作品的核心不仅仅在此，“张悦然最终处理的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她处理的是一个生活问题。我甚至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陪伴的书。这个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最绵密的地方不是文革，也不是钉子，而是由这里带出来的生活实感，因为历史是有变化历史是有观念的，但是生活不是，生活永远在那里，我们可以不理解历史，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每天的日常生活。”
对于小说的结构和语言，评论家们也给与了好评，胡平说，“她的文字不像过去那么透明，不那么宣泄，比较沉稳、含蓄，有弦外之音了。”张莉表示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非常沉浸，“作品沉稳扎实、元气淋漓，有理解力，而且从语言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述上面也能够感觉出来作者的用心，能够给人文学的和美的愉悦，它是一个有穿透力、有光泽的作品。”
历史像一道光，只有打在人的身上，才能感到光的存在
在研讨会的最后，张悦然除了表示感谢，也回应了大家对作品的一些疑问，比如有人提到小说最后部分的混乱，没有一个绝对的向心力，张悦然说，“我的一个汉学家朋友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他出于特别现实的考虑，哪怕对外国的读者和评论者来说，他们也会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绝对的向心力，这个向心力可能就是文革的那个事件。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小说主要写的并不是那段历史和那个现场，后半部分的散它的意义可能在于这些孩子需要继续往前走，他们需要他们的成长，而这个成长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是迷途，有可能是饥辘，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要往前走，这种必须往前走，这种离心的东西是需要的，这种混乱的东西是需要的。”
在张悦然的很多小说中都出现过动物的意象，在《茧》最初的写作中，也有一只狐狸，但是后来消失了，张悦然说，“狐狸的存在反映了我在写作过程中把历史特别渴望具像化的焦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历史更像是一道光，它只有打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感觉到光的存在，如果去掉这个人，这个光我们没有办法去言说它。所以狐狸的消失反倒使人物获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向他们自己应该去的方向奔跑，不再受到任何的束缚，到后来的时候他们的个人意志变得越来越强。到了小说结尾，男孩和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帮助程恭做人生重大选择的，一定不是他对历史的思考，也许就是等着他吃的热腾腾的炸酱面，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最伟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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