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
唐长孺先生离开我们已22个春秋有余。在学术圈外，似有许多人不知唐先生是谁。在学术圈内，有些人只知唐先生的一面。在采访唐先生的10余位工作伙伴、学生、家人时，记者常有“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的疑惑，在访谈中不断“刷新”着对唐先生的人物设定。而在结合时代背景对各种事件进行爬梳后，这位老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
“出力最多”的党员
读了不少纪念唐长孺先生的文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唐先生的思想觉悟极高。这个印象基本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中华书局点校“北朝四史”时的往事，主要由当时书局编辑们的回忆及唐先生弟子们的口耳相传构成。
在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们看来，唐先生是点校“二十四史”的高水准学者中，表现相当突出的一位。一是因为他参与点校的时间长。中华书局编审、《魏书》点校本责任编辑魏连科说：“点校‘二十四史’出力最多的当属唐先生。”当年赴京集中点校工作共分三个时期：1963至1966年、1967年、1971年以后，“唐先生每个阶段都参加了”。而且，唐先生点校时特别专注，魏连科有次去找唐先生请教问题，走到他身旁唤了声“唐先生”，结果唐先生被吓了一跳，“后来我每次去找他，进门就故意先跟陈仲安先生聊几句”。中华书局编审、《晋书》点校本责任编辑张忱石告诉记者，唐先生点校时在学术上毫无保留，“有些人发现了问题不写进校勘记长编，为以后自己写文章做准备，唐先生不靠这个”。他还记得，1972年唐先生完成“北朝四史”点校后，主动去找负责“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赵守俨先生，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后来，唐先生又去帮忙点校加工了《晋书》载记部分。
二是唐先生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当时的先生们恐难有匹敌者。有两个流传甚广的例子：张忱石回忆，唐先生在1970年代借调至中华书局期间，每月上交党费高达120元，几近工资的一半。而唐先生的夫人王毓瑾从1958年起，就响应国家号召从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员任上退职，没有经济来源，家里还有孩子要吃用开销，再加上几十年来教师工资一直没涨，“唐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张忱石回忆，唐先生每顿饭都在食堂里吃，从来不下馆子。有次唐先生花2块钱从菜场买了虾，请张忱石烧给他吃，“那是我印象里他最奢侈的一次”。而且，唐先生的衣服也破破烂烂，袖口上的棉花都露出来了。不过，唐先生的弟子、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冻国栋告诉记者，唐先生那时交的党费是每月50元。记者在唐先生家中见到了一张写满“五十元正”的“1972年商务/中华缴纳党费收据”。对此，有人认为可能唐先生在不同时段缴纳了不同数额的党费，有人认为可能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出错，但即使每月缴纳50元党费，尤其就唐先生这样的家庭条件来说，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
另一个例子来自魏连科的回忆。1970年代“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王府井大街36号展开，外调专家和书局的单身汉们都住在楼里。书局安排了一名清洁工专职打扫楼道等公共部位，但唐先生和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总是起得很早，经常在8点前清洁工还没到时，就已打扫好了楼梯、楼道，连扶手都擦拭干净，“真让我们这些睡懒觉的年轻人脸红”。
此外，还有一些例证。张忱石说，他曾看过1963至1965年“翠微校史”时期的局史档案。其中有天记录道，唐先生对书局安排照顾点校专家们生活的小高发了脾气，因为小高在准备晚饭时，关照厨师给牙肿疼得厉害的唐先生做了香椿拌豆腐。“唐先生一看这是对他搞特殊照顾，当时就发火了，不管谁劝，他都坚决不肯吃。”小高后来还因此被领导批评了。
张忱石记得，1966年“翠微校史”工作被喊停时，外调专家是陆续回原单位的。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原本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先生投湖自尽。这时仍有不少专家住在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消息传来，人心惶惶。“唐先生是党员，领导就派他去给老先生们做思想工作。唐先生就去找他们一个个谈话，特别是像罗继祖先生这样思想负担比较重的老先生，告诉他们有什么就跟群众交待，群众一定会帮助他们的。”
1971年，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魏连科说，当时包括唐先生点校的《周书》在内的几部史书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但由于“文革”前的前言是作技术性交代，而此时则要求前言必须有“批判性”，所以很多书的前言都得修改。但这类前言遣词造句很难把握，很多老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写。等唐先生重写完《周书》前言，大家一看，里面既有学术性，又批判了天命论、唯心论，“《周书》前言马上被当作范例，大家都照着写”。
还有一件多人提到的事，是唐先生196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动与父母划清了界限。唐先生家是江苏吴江平望当地望族，母亲是浙江吴兴南浔人，她的堂兄刘承干是近代藏书家和刻书家。刘家的“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至今仍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南浔古镇首推的两大景点。但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在特殊年代绝不是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据说，唐先生入党后，特地从武汉到上海接父母去杭州游玩了一天。末了，他对父亲说，今后他不再给他们寄钱了，他已与二弟唐仲孺商量好，以后就由二弟负担。张忱石记得，1971年点校“二十四史”时，唐先生与王仲荦先生交好，一日王先生聊天时随口问了句：“你家老太爷可好？”唐先生即表情严肃地请王先生以后不要再提这些。直到1983年有次转车到上海时，唐先生才和家人取得联系。
武大唐门弟子们多记得，1983年8月至9月，唐先生在赴日参加国际会议期间，前往东大出版社和琳琅阁书店等地，用讲课费购买了大量日版书，回国后悉数捐赠给了刚刚成立2年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资料室。
诗词、家信里的另一面
有人说，唐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暴，“属于思想改造得比较彻底的”。那么，没有被改造的唐先生是什么模样？所幸唐先生的弟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2014年通过唐先生的次子唐刚卯，找到了唐家留存至今的大量手稿，并于去年整理出版了《唐长孺诗词集》一书。在书中，可以结合冻国栋编写的《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读到唐先生的生平记事，以及他从23岁开始所写的部分诗词、文稿。在这些材料之外，记者采访了不少唐先生的弟子、家
人，还去唐家唐先生的书房中找到了一些手稿和书信来读。于是，唐先生的另一面出现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局动荡，唐先生常有诗作问世。1941年9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七律《“九一八”感怀》（题为王素所拟），其末句“劫余重洒新亭泪，辜负黄华泛酒卮”，读来令人唏嘘。在这首七律之上，他还写道：“监谤之术，厉于防川；中饱之欲，盈于巨壑。此所谓不亡不止者也。”王素说，这一年唐先生在上海担任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教员兼任光华大学讲师，他推测是先生眼见物资紧张，奸商囤货居奇，感愤之余写下此篇。
到了1942年，日寇占领“孤岛”上海，光华大学解散，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将隶属汪伪政府，唐先生去意已决。经吕思勉先生介绍，他前往民国政府1938年于湘西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该校即钱锺书《围城》中所记“三闾大学”原型之一），旅途艰险又满目疮痍。等安顿下来后，他写下了七绝《感时》（题为王素所拟）：“崖山残腊竟何年？东望颓波一怆然。会逐麻鞋听杜宇，蜀山蜀水不胜怜。”今读此诗仍能感受到先生当时的遗恨之情。
除了这类日记中的诗词，唐先生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文字同样直抒胸臆。1944年，他由蓝田国师调入乐山国立武汉大学。1946年5月，武汉大学重返武昌珞珈山，唐先生任历史系教授。1947年，中共领导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武大为武汉学潮中心，6月1日凌晨3点军警闯入武大搜捕，历史系黄鸣岗等3名学生遇难，金克木等5位教授被捕，史称“六一”惨案。唐先生在武大教授会抗议书上签名，主张“罢教”，并且具名撰写挽联悼念学生：“未死敌，竟死官，黉舍作屠场，学子何辜，定知泉路不瞑目；既离心，复离德，穷途哀国步，斯民为贵，毋乃古人之虚言。”王素记得，1993年夏天他去武汉拜谒唐先生时，老先生提及当年旧事，仍“喟然长叹”。
从《唐长孺诗词集》来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唐先生诗词的“高产期”。由于家学渊源，唐先生的诗词功底极深，他的诗作常为各种名流称道。1929年，唐先生还在读大学时就撰写发表了多篇古体诗，为诗人金松岑赏识，称其诗“幽涩似（孟）郊、（贾）岛，又似永嘉四灵，亦受散原（陈寅恪父陈三立）影响”。王素说，1949年后的20余年，唐先生没有诗作。原因或可参见他写给汪荣祖先生的信：“长孺少年时颇耽倚声，中年以后专意治史，遂少写作，偶一为之，亦多不存稿。”
1970年代，唐先生又有一些诗作存世。1979年，“文革”时期北大首位殉难者、陈寅恪弟子汪笺的遗稿《汪笺隋唐史论稿》编竣，唐先生为之写了序言，并题写一首五律感怀。而这部书得以问世，亦有赖于唐先生的奔走倡议。此后直到1994年过世前，唐先生所做之诗，不乏针对时事的感怀之作。
1977年，唐先生为启功先生丧偶作《一萼红》以表追悼，并收录于启先生的悼亡诗诗集中。唐先生与启先生结缘于19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时，很多人都说，当时唐先生其实和启先生最聊得来。
魏连科说，唐先生和启先生在诗词之外，还常聊书法、古画。他记得，唐先生常去逛文物商店，由于眼力好，经常“捡漏”一些字画。唐先生的弟子、武汉大学教授朱雷说，唐先生去故宫看书画时，尤其擅长讲解明清字画。于书法深有研究的刘涛告诉记者，他有次去见唐先生，老先生要他翻开一部楹联集，说某页上的对联曾是自己父亲的藏品，经常拿出来张挂，从小时就看熟了。唐先生视力不好，他让我看楹联左下角钤盖的印章，果然是唐先生父亲的收藏章。在刘涛看来，唐先生的字有古风，估计以前临过魏晋的法帖，写的竖钩都是平挑，而非颜真卿、柳公权那样的斜钩。
张忱石告诉记者，在点校时期，老先生们一块儿聊天，“唐先生什么都能聊得上，兴趣爱好之多，知识面之广令人惊叹”。他记得王仲荦先生常开玩笑道：“这肯定是他小时候从嘉业堂的藏书里看来的。”据唐先生日记，那时他常去母舅家的嘉业堂，“常览者有三：一为中国古典文学；二为‘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三为17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在朱雷的印象里，唐先生也看武侠小说，如清末民初的《金台平阳传》，解放前的《北海屠龙记》《蜀山剑侠传》都看过。在四大名著中，唐先生喜欢聊《水浒传》，“他最喜欢鲁智深，因为鲁智深除暴安良，而且不伤及无辜”。唐先生还告他，中学时读过美国侦探小说《裴洛凡士》，“我跟唐先生说我也看过，他很高兴，当场就背了起来”。1976年“文革”结束后，唐先生还去买新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来看。
唐先生热爱昆曲艺术，1927年在上海读中学的他，居然一度休学半年，去苏州昆剧传习所跟名角华传浩学昆曲，兼习弹词。在唐先生家至今保留着一抽屉昆曲、京剧、评弹的卡带，唐先生的次子唐刚卯说：“父亲一直到晚年都还在听这些磁带，常常哼唱。”
唐先生7岁时入家塾、小学堂学习，主课除了国文、数学，还有英文。1936年，唐先生经友人介绍到上海启明书店从事翻译。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先后翻译了《富兰克林自传》《威克斐牧师传》《金银岛》《月明之夜》，以及赛珍珠的作品《东风西风》《大地》系列等。王素综合唐刚卯与柳义南的回忆，记录了一则逸闻：唐先生在翻译时不爱署真名，于是赛珍珠的《大地》系列《儿子们》的译者是一个叫“由稚吾”的人。书出版后，出版社通知唐露葵去领稿费，家人愕然。后来才知唐先生的“由稚吾”乃“由幼稚之吾”之意，给妹妹一个惊喜。
朱雷记得，唐先生也有过“小资生活”的时候，只是机会很少。1946年武汉大学回迁时，唐先生就在汉口的上海电影院看了进口好莱坞电影《钟楼怪人》。朱雷说：“唐先生难得出去吃顿好的，但如果去，一般都是他请客。”唐先生喜欢吃山东馆子，尤爱王府井大街上萃华楼里的乌鱼蛋汤。他们还吃过几次西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唐山大地震后文书整理小组临时搬到上海工作，唐先生请整理组的6个人一起去红房子西菜馆吃牛排。不过也有例外，有次唐先生请朱雷看京戏，看完想去友谊餐厅吃俄罗斯菜，结果发现钱不够，最后是朱雷请他吃了饭。冻国栋说，上世纪80年代，唐先生在春节前后有时会让学生到家中吃饭，“每次都有唐先生青少年时代过年吃的‘一品锅’，里面必有火腿”。得知冻夫人是苏州人后，唐先生还付钱请她帮忙从苏州买来火腿的中段。1986年，冻国栋陪唐先生去苏州开会，唐先生还让他去观前街买点小吃。
“唐先生家里经济负担一直挺重，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朱雷记得，唐先生在北京时，每年回家前都要买火腿，“那个火腿是越买越小”。1985年冬天，唐先生去内蒙宾馆买羊肉饺子，结果不小心洒了，求着服务员再下了一碗。1986年元月，唐先生只能去农民工开的饭店吃饺子了。1990年代初，唐先生的好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于廑先生找到湖北省委，提了唐先生的经济状况，省委给唐先生拨了1000元补贴，但唐先生没有收。后来，考虑到唐先生从1974年开始兼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文物局又给过唐先生一笔6000元的补贴，但他也没有收。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毓瑾骨折、唐先生重病，唐先生还为此预支过《山居存稿》的稿费，甚至想变卖家中收藏的字画。
“父亲跟母亲感情很好，对我们四个孩子很关心。”唐刚卯说。他记得父亲赴京点校“北朝四史”时，由于北京物资供应比较好，父亲常会给家里带当时为专家配给的白砂糖。在点校结束专家们陆续返回原单位前，中华书局发了一张缝纫机票给点校组，大家决定抓阉。后来，父亲抓到了这张票，开心得不行，第二天就让他去把缝纫机买来。“那时正给我姐姐珞珈置办嫁妆，缝纫机可是当年的‘结婚四大件’之一啊！”
唐先生的处事之道
为什么同一个人会给不同的人留下如此迥然的印象？
在王素看来，这是因为唐先生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对形势有着极强的预判，从而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以尽量降低外界对自己及家人的伤害。他举了几个例证：1958年唐先生让夫人从武汉大学图书馆辞职，是因为几次政治风波后，他敏锐地发现，“只要没有了单位，就没有了去批斗她的人”。1959年唐先生赴京参加全国史学工作者会议，适逢陈垣入党，他接受大家推选作《贺陈垣同志入党》一诗。两年后，唐先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唐先生一次次赴京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且表现甚好。点校即将收尾前，他又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信，申请整理吐鲁番文书。“他的目的就是离开武大这个风暴中心，尽量留在北京。”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有些“神化”了唐先生，况且在那个年代，形势是无法尽在掌握的。
1950年代起，唐先生多次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卷入政治风波。1952年，他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思想保守”为由被审查，一度辞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职务。1958年，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权威”，在武大历史系受到多次批判。1966年，“北朝四史”的点校工作被迫中止，他回到武大接受批判。唐刚卯回忆，1970年代中叶武大“批唐（长孺）打吴（于廑）”，父亲还被从北京揪回武汉批斗。朱雷记得，1978年10月，一位余姓教授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汉代研究代表团”团长与唐先生在故宫会面时，他陪同在旁，余先生问唐先生：“‘文革’中您受冲击了吗？”唐先生答：“照例的冲击不能免。”
在大多数人看来，唐先生能相对平安地度过特殊年代，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谨慎。余先生在记录与唐先生的初次会面中写道：“谈话开始后，我很快便警觉到他是一位异常谨慎的人。他只答复我提出的问题，而且必三思而后言，但从头到尾没有主动地问过我任何问题。”当时，余先生见唐先生的一个目的，是想试探他肯不肯与西方学者合作，参加《剑桥中国史》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即由他择题用中文撰写一章，再请人译成英文。朱雷记得，唐先生当时竟对余先生说自己不懂英语。有趣的是，唐刚卯也是到改革开放后的某天，见到父亲与吴于廑先生讨论武汉大学学报的英文版摘要应如何翻译时，才知道父亲懂英语。
教学与研究
1929年，唐先生进入大同大学文科学习。唐先生的弟子、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文澜记得，唐先生曾说自己当年的课程有罗马法、商法、市政管理、比较刑法、西洋现代史，却没有中国史。唐先生在大学期间常去光华大学“蹭课”，由于旁听了不少吕思勉先生的课，开始自行攻读中国古代史学。
唐先生早年专注辽金元史，后来转向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1941年，唐先生在担任光华大学讲师之余，除了继续研究宋辽金元史，还将研究时段上延至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李文澜记得，唐先生晚年回忆个人经历时曾说，“我不会民族文字，所以选教秦汉至唐这一段”。张忱石记得，唐先生曾说由于自己只懂英语，不懂俄语、蒙语、波斯语，所以转向了魏晋南北朝的研究。
1946年，唐先生晋升为国立武汉大学教授。1955年，他招收了首批副博士研究生高敏、陈国灿。张忱石说，这个举动在当时学术圈中是罕见的。上世纪五六年十代，很多教授由于担心自己在各类运动中“被揭发”遭批判，不愿意带研究生，即使带来也让学生毕业后尽量去外地工作，“但唐先生愿意带学生，而且还希望他们毕业后能留校”。
陈国灿说，唐先生虽是初次指导研究生，但要求相当严格，寒暑假也不休息。唐先生规定他们第一年要埋头读书，首先得通读《资治通鉴》，至少熟读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还要读新旧《唐书》、《隋书》等。每周三下午，他们去唐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唐先生博闻强记，随时会提问，还要追问：“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有时候当场答不上来，唐先生就要求他们回家思考，第二周再来汇报。
1959年，唐先生招收了第二批研究生朱雷、卢开万。朱雷说，考上研究生后就是接连的劳动、运动，唐先生便让他们去家里上小课。后来，政治环境愈发恶劣，唐先生就给他们开了书单，要求他们自己学习。1961年，唐先生招收了第三批研究生杨德炳、鲁才全。此后至“文革”结束，他没有招过研究生。
1966至1971年，唐先生去襄阳下乡。1971至1974年，他借调到北京在中华书局点校“北朝四史”。1975年至1986年，他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在北京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后，唐先生招收了包括张弓、黄正建、李文澜、王素在内的8名硕士研究生。王素说，自带了研究生后，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才去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如果在北京忙不过来，他会提前给学生们布置作业、开书单，并让其他老师检查学生们的学习进度。
唐先生的多名弟子都提到，唐先生对他们治学的最大要求是“贯通”。虽然学生们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但唐先生并不提倡他们在断代史里绕圈圈，而是重视历史时期的前后比较研究。改革开放后，他特别强调要关注国外的学术思想和动态。余先生曾说：“在1978年那场短短的谈话过程中，我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唐先生完全承认学术研究的全球性。”
李文澜记得，唐先生从一开始就教导研究生要学好日语，“主要是阅读能力，要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为此，唐先生请了毕业于奈良女子大学的日语老师给学生们开小灶，教授大家专业日语，并训练大家日译中的能力。
除了要求学生对史料熟悉，唐先生还注重培养他们的框架性思维。黄正建介绍，唐先生自己选定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文章，大多从小问题入手去研究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一首诗或一篇传，都能联想到学风或风俗。唐先生的弟子孙晓林说，唐先生最关注中古社会基础性问题，如土地上劳动者的身份这样的基本经济关系问题，还有典章制度方面的职官、军事兵制等等，创获尤多。学生们受其影响也多在这些领域中耕耘，少有人专门去做人物的个案研究。
张弓记得，刚入学时唐先生就对他们说，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唐先生在1950年通读了《资本论》，细致研究《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1951年，他再次通读《资本论》，深入研究《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唐先生给他们开的书单上，除了史学方面的必读书目，还有不少上述马列主义的书，“共51本书，要求我们在一年内读完”。
1955年，唐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出版，同年9月陈寅恪先生去信称：“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张弓认为，当时陈寅恪自称“不宗奉马列主义”，主要是反感“穿靴戴帽”、“以论代史”的恶劣学风，而唐先生与“时贤”不同。
还有一则饶有趣味的事例，唐先生曾对陈国灿抱怨：“有人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请问我实证是为了什么?”
1981年，唐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1982年，他招了2名硕士研究生，孙晓林和孙继民。1983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冻国栋。
孙晓林说，唐先生授课风格与他对学生论文的要求一致。唐先生讲课不是拿着旧讲稿照本宣科，而是着重讲他最新的研究专题。给上一届学生讲过或者已经写成文章发表过的内容，绝不再重复讲。孙晓林至今记得，在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唐代西州水利灌溉系统”上，唐先生在审稿时把前几页都划掉了，批了“唯陈言之务去”几个字。
1984年，唐先生招收了第一名博士研究生牟发松。1986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及定稿工作告一段落，唐先生回到学校继续从事原有的科研和教学，冻国栋开始兼任他的学术助手。那时唐先生的眼疾很重，冻国栋除了协助他查阅资料、誊写文章、处理信件外，还给他读报纸、杂志。他记得唐先生每天必看《新闻联播》，报纸常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 的理论版以及《参考消息》。每期《历史研究》寄来后，冻国栋就先给他念所有的标题和作者，他若感兴趣再读全文。
1987年，唐先生指导在职博士生冻国栋。就在那年，唐先生开设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课。听讲者除了他和牟发松之外，校内外部分教师，如陈仲安、陈国灿、朱雷、李文澜等都参加。“这门课程的讲稿，就是唐先生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下简称《三论》)一书的雏形。”
王素说，唐先生一生深受3位学者影响：陈寅恪，主要在方法论方面，当然也包括理论，甚至包括文化史观；吕思勉，主要是熟悉通史，掌握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包括实证；李剑农，主要受其经济学思想的启发，关注经济问题，注重经济与政治的逻辑关系。他认为，1993年3月出版的《三论》可以说是这些学术影响的集中体现。在书中，唐先生从“客”这个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着手，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亚洲型封建社会”概念。
冻国栋记得，这部书原本叫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唐先生考虑到“没有通盘，不能叫概论”，最后将书名改为“三论”。在《三论》出版前，唐先生删去了文中原有的数万字有关佛、道二教的研究内容。“他谦称这部分自己的修养不够，不宜放进去。”冻国栋说，唐先生其实为此耗费大量精力，读了很多书，包括反复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此前也发表了不少为史学界、宗教界称道的道教、太平教、天师教和佛教弥勒信仰相关的论文。而且，冻国栋在整理唐先生年谱的时候，发现唐先生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研读佛教、道藏资料了。
冻国栋出国访学后，何德章从1992年9月起至1994年10月唐先生过世期间，担任其学术助手。何德章说，唐先生晚年身体状况不佳，3位至亲好友的过世更是给他以巨大打击：1986年6月，挚友王仲荦教授逝世；1990年，夫人王毓瑾病逝；1993年，挚友、邻居吴于廑教授脑溢血过世。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唐先生还在不断地进行学术思考，甚至撰写论文，即使在确知身患癌症之后，唐先生也要求他每天为自己诵读魏晋隋唐方面的新文章。1993年上半年，唐先生让何德章通读了马克垚先生的新作《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应当是希望借以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变化与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解。1993年年底，唐先生还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发表了长达2万字的《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从汉代传统述及宋代文风。1994年夏天，唐先生仍打算完成一篇论文：通过陆云与其兄陆机之间的来往信件，探讨二陆进入洛阳后受北方玄学影响产生的文学旨趣变化。第一部分逐一讨论这批来往信件写成的具体时间、地点，三易其稿，在过世前一个月基本定稿。
“唐先生是个特别通达的人。”何德章说，唐先生的晚年除了继续学术研究，也会和大家聊些学林掌故。他印象最深的，是唐先生品评过颇多人事，“但对研究所里两位年轻同事，他始终未曾言及，说希望我们三人将来能团结，一起努力工作”。
唐刚卯告诉记者，1994年9月，父亲病情恶化入院。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每天都有学生前来值班，轮流照顾，武汉大学和相关医院也多次研讨抢救方案。在父亲最后的时刻，床前围满了学生。10月14日，唐先生病逝于武昌梨园医院。他早前已自撰墓志铭，并请启功先生书写：“生于吴，没于楚。勤著述，终无补。宜家室，同甘苦。死则同穴夫与妇。”
陈国灿说，墓志铭是唐先生此生自愿公开的最后文字。先生离世前一两个月时曾对他说：“我现在没有什么牵挂，该出的书都出完了，以后不要以我的名义出版我的文章。”
对此，冻国栋表示，唐先生辞世后仍有他的“文存”和“文集”出版，可能违背了先师遗愿。“在是否要出书问题上，唐门弟子意见不统一。”他感到，在他们整理发表的一部分唐先生的札记及讲义等未刊稿，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旧作里，有些是唐先生认为还不成熟、需要大改的，“先生生前是不可能同意发表或结集出版的，现在回想真有些对不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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