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是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先生的回忆录。作者忆往抚今意在说明，一位颇具典型化的学人，是如何经过深刻的文化反思而走上文化自觉之路的。
土窝窝里的“学前教育”
时下人们把学前教育看得极重要，不惜重金请家教或上各种各样的学前班，以求孩子的智能大放异彩。我每每感叹，真是时代不同了！我的学前教育，则是在泥窝窝和庄稼地里进行的。我能搜索到的学前记忆就是，捉蝈蝈，掏鸟窝，捅马蜂窝，舔蜜蜂的尾巴找蜜吃，和小伙伴之间“打仗”，还有浇地时看水畦以及同小毛驴一起拉水车等，与时下“赢在起跑线上”的学前教育全无关系。
中秋时节是蝈蝈最为活跃的时候，金黄的大地被蝈蝈的大合唱震得发颤，这是小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捉蝈蝈不是一件伸手可得的事，要沉稳、机灵、有耐心，还要不怕热。初学时，几乎是每战必败。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逐渐掌握技巧。相比之下，在学习上绝没有那样的耐心和毅力。如果学习也能像捕蝈蝈那样投入，门门功课肯定都会得一百分。小虫的叫声连成一片，你必须像乐队指挥分辨每位演奏者的音阶那样，确定蝈蝈的位置。行动时要猫着腰，蹑手蹑脚，轻如微风，到大庄稼地里，顺着声音寻觅爱唱歌的小虫。这时的庄稼都接近成熟期，枝叶变得粗硬尖利，有点像刀子、钉子。尤其是谷子地和玉米地，进去后常把皮肤划得竖一道横一道的血痕，好像披着一个网，红红的，连成一片，酷似动画片里的蜘蛛侠。中秋的骄阳似火，炙烤得浑身冒油。此时要我干农活，一定会发出怨言或磨磨蹭蹭以示抗议，可是要捉蝈蝈，这些全都不在乎。捉之前，首先要学会用高粱秸秆和麦秸编成蝈蝈笼子。这是一种很巧的手工活儿，开始编得很粗糙、简单，后来就能编成各式各样的笼子，有的像房子，有的像飞机，有的像首饰盒。还有用高粱秆皮编成圆形的小笼子，到了天冷的时候，把蝈蝈放在里边，可以揣在怀里保暖。蝈蝈有时可以活很长时间，直到春节。小东西不时地高唱，这就是我们能享受的最优雅的乐曲。
小孩子们能喂养的鸟主要是麻雀，也有玩鸽子的。我只有喂小麻雀的经验。我们常掏麻雀蛋，美餐一顿。麻雀妈妈会围着我们叫个不停，有时还会被啄一口，挺疼的。刚孵出的小麻雀很难成活，必须捉快会飞的小麻雀，然后是喂养，要给它捉小虫，喂水，清理粪便。开始它常会罢食，要耐心等待。熟悉之后彼此就会成为朋友，它看到小虫便张着嘴，振翅扑来。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依赖性就更大，待到它会飞时，多半也不飞走，往往在天空中转一个圈，又会飞回来落在肩上，此时是最开心的时刻。养小麻雀很费功夫，要有耐心，成功了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马蜂蜇人，很招人讨厌。家里房檐下常常有马蜂窝，我最爱捅马蜂窝，这既需要野气，又要有点勇气才行，不怕挨蜇。有一次捅后跑慢了一步，一群马蜂追来，把我横蜇一通，我的脸就像面包一样鼓起来，全脸通红发紫，眼睛肿得只留下一条细缝，疼痛过度，倒只剩下发烧的感觉，过了好几天才渐渐消肿。后来又学会了火烧马蜂窝，在一根竹竿的一头绑上蘸油的棉花，点着之后，戴上草帽，快速伸向马蜂窝，马蜂的翅膀一下子就烧掉了，落在地上的马蜂，若没有死，稍后再用火烧死。火烧马蜂窝，其实很危险，弄不好会引起火灾，大人们一般不让我们这样玩，发现后免不了一顿臭揍。
小时只听说蜜很甜，大约七八岁时，突然想到蜜蜂采蜜，便以为蜜蜂身上的花粉就是蜜。那时正是玉米开花的时候，蜜蜂到处可见。虽知道蜜蜂也会蜇人，但与马蜂不太一样，没有那么疼，于是我就跑到玉米地中间，用手抓蜜蜂，快速把蜂针揪掉，用舌头舔蜜蜂身上的花粉，竟没有得到甜味，有点扫兴。有一次蜜蜂针没有揪掉，用舌头舔时，正好蜇了舌头，我疼得大哭起来，七十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儿童之间玩打仗，是冬天夜里最有挑战性、多少有点危险的游戏。我们村不到六七十户，分两条街，名“前街”、“后街”，我家在后街，只有二十几户。同龄的孩子有近二十个，我们组成一队与前街的对抗，相隔一条道和一个水坑，互相投掷土块和碎砖块，还有用弹弓射击，或投掷沙袋等。这玩打仗，竟也有一套战术，包括潜伏、藏身、卧倒、诱敌等等。瞄准对方互相投掷，有时会打得鼻青脸肿。那时候都没有钟表，也不知时间长短，估计每一仗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大家奔跑不止，浑身大汗的同时是高度的兴奋，大人们三呼四唤，才很不情愿地休战。
春天一过，就甩掉鞋子，光脚板走路。而夏天，在我记忆中，总是一丝不挂、浑身光溜地满街跑。村边有个浑水池塘，回想起来，其污染程度应该在今天的“红色警告”级别以上。雨后村中流出的水汇集在池塘，妇女们先在这里洗各种衣物，包括婴儿的尿布，然后再回去用井水漂洗一遍，一群孩子则在其中戏水。这一切都很自然，既没有卫生的概念，也没有害羞的意识。这是我最早也是最快活的游泳经历。
从我有记忆起，就与劳动为伴。大人们拔草，孩子们也必须跟着拔，在拔草中逐渐就分清了苗和草的区别。我们那里用井水灌溉，用牲口拉水车，我们家有个小毛驴，力量有限，要人助拉，大人们给我也做个套，与驴并肩拉水车。这是我最不愿干的事，倒不是怕出力，实在是枯燥无味。家里的零碎活更多，诸如扫地、抱柴火、清理牲口圈等等，数不胜数，从无闲时。
我们家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压根儿就不会有人教识字，我口头数数大概也不会过百。
对我来说，所谓的学前教育，就是土窝窝里的摸爬滚打。
难忘师生情
一九四七年初春，开学不久，战争的烽火烧到了宁静的校园。学校关闭，我失学了，刚过十二岁生日。我到哪里去？到处都是硝烟，我只能回到自家的土地上，开始了两年的务农生活。
农活对我并不陌生，庄稼和农活就是我的记忆史。我们家的田里有一个窝棚，从麦收前一直到秋收完毕，几乎日夜有人守在窝棚和临时谷场里（麦收和秋收时临时平整一块场地，堆放收割的庄稼并进行脱粒等）。从记事起，我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跟着舅舅和哥哥住在窝铺和草棚里。因为是在野外，比家里要凉爽。更有吸引力的是可以吃青。比如青豆灌满浆，还没有长硬时，自家人也不能随便摘，但在地里看青的人可以例外；红薯长到能吃的时候，也可以吃鲜；还有玉米等。从有记忆开始，就要做力所能及的一些农活，如跟着大人去拔草、看水畦、送饭，播种之后赶鸟，天旱时日夜浇地，帮助牲口拉套和赶牲口（不要让牲口停下来怠工）等等。
过去是假期和课间帮家里干活，现在则成了全职农民。一九四八年，我的四个哥哥都出去谋生了，在我家多年的舅舅因是贫农，回到他自己的家。我虽只有十三周岁，但个子比一般孩子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开始学习和独立操作同龄孩子们所不能做的农活，比如赶车、使唤牲口和耕（读音“经”）、耩、犁、耙等，我都能上手。土改之后，分给我们家大毛驴，虽不如骡子，但也很好使唤，经常出车去拉公粮，既有服役性质，也有一点报酬。我整日赶着驴车，奔波在路上，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是不多见的。我很为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我与这头毛驴形成互为主仆的关系，干活时它听我使唤，虽然也手持一鞭，但从来没有打过它；等下了套，我对它悉心喂养，每过几天，总会用刷子梳理它的毛发，此时它纹丝不动，大概是一种享受吧。
农活中间的空隙，我便读武侠小说，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大八义》《小五义》等。文字上尽管还有障碍，有些地方看不大懂，但能明白大意。受武侠的影响，我成了武术谜，和几位同龄伙伴到临近十里铺村拜一位教头为师，每天晚上去学武。开始不让摸刀枪棍棒，只学武术的基本动作，先练腿上功夫，光骑马蹲裆式就练了数月之久。开始两腿酸疼得连路都难走，几个月之后，我能纹丝不动蹲很长时间也不感到累。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具体蹲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估摸约有个把小时，真是实功夫。其后又练劈叉、踢腿等，大概持续一年多，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去上补习班才中断。
两年的时间就是干农活，读武侠小说、习武，学业上的事，没有用一点点心思。我四哥随着晋绥干部学校到山西临汾去了，他来信能看，回信就难了。记得有一次我急得满头大汗，横竖写不出来，娘在旁边抱怨我窝囊，上了快五年学，竟连个信也写不成。我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偶尔也会想今后向哪里去，不能一辈子务农吧。
一九四八年初夏，几位小伙伴心血来潮，临时相约去投考正定中学，考前没有任何准备，就莽莽撞撞去了。第一门考算术，一岀考场，我就嚷嚷不考了，因为一道题也没有做对，再接着考没有意义。没有想到其他几位也有同感，说明他们也考得一塌糊涂。这次考试给我极大打击，对考中学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追求。去正定县城要过滹沱河，滹沱河是一条漫无边际的沙河，雨季时汪洋一片，浩渺无边，干旱期几近断流。时在雨季前期，已有点水势，为了考试我们不敢冒险，渡船而过；回程时变得胆大无惧，几个人赤条条闯了过去，泅水时还喝了几口水，有惊无险，总算平安过了河。我由此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学会审时度势。
干农活的确很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也没有任何人给予指点，最多我娘说，再过几年，你也出去谋个事吧。谋什么事，天晓得，眼下只有老老实实务农。
常说天无绝人之路，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机会。一九四八年秋收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巧合，在我家门口遇到老同学王新长。王新长是我原来的班长，比我大三岁，学习总在前三名，我特佩服他。我是插班生，那时欺生现象很常见，每遇到挨欺负，王新长总会出来制止，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一晃两年不见，他告诉我，学校为五、六年级举办了补习班并动员我去。上学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我担心我家是被斗的富农，学校不收，王新长安慰说不会受影响。回到家里同我娘商量，她立刻表示支持。第二天我就去学校顺利上了补习班，人不多，大约有二十多人，班长依然是王新长。
学校停办了一年多，补习班是复校前临时加的一个班。开始还有点害怕，没过几天，便有一种被吸引住了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师生打成一片”。我不明白什么叫师生打成一片，怎么能打成一片？时间不长，便体会到老师对学生很尊重，不打不骂，课教得非常认真。课外，老师常到学生中来，耐心辅导，教我们唱歌，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有时还聊天、说故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同过去老师的严厉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也打消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补习生大多住校，当时没有炊事员，全靠自己动手，大家轮流做饭。每人每月交三十斤小米，也可以拿五斤红薯顶一斤小米。大家都不会做饭，常常做糊，时硬时软。菜就是腌菜。伙食虽然很单调，但每天能吃上一顿真正的粮食，比家里强多了，和同学们在一起相处也很愉快。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遇到许多好心人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前边说到的王新长是其中之一，补习班里教我们算术的冯老师是另一位。辍学两年后，我连普通的“四则”题也忘了，属于最差的学生之一。冯老师的丈夫去世了，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但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充满了爱心，对我这样的差等生也极其耐心，课后常单独给我补习。以前上学，我多半是甲等之末、乙等之首，因有秃疮，常被同学耻笑，很是自卑，抬不起头来。后来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读到阿Q护秃疮一段，我很有感触。先前的老师，对我从没有特殊关心过，现在也记不起任何一位老师的模样，而冯老师对我的关心，则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一次发烧躺在宿舍里，冯老师来看我，摸摸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热水（学生没有热水喝）。时至今日，忆起此情此景，我仍有一种深深的感动。补习了两个月，我的算术竟然考得了八十多分。更让我难忘的是冯老师的评语给予我的鼓励。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忘了，但有四个字我至今记得。冯老师一是说我“用功”，二是说我有“智慧”。当时我不懂“智慧”为何意，问了冯老师后才知道。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慢慢悟到，我的“智慧”就在于“用功”。
一九四八年冬季的补习，对我一生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没有这次补习，我根本不可能再有上学的机会。而没有冯老师耐心的辅导，我的成绩也很难赶上来，更不可能考上中学。我上中学后，曾回校看望老师，主要是想看望冯老师，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听同学说，她调到别的学校去了。再后来，又听到让我异常悲伤的消息，冯老师患病已离开了人世。
六十多年过去了，冯老师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矮小而瘦弱的身材，几分饥黄的面容，清晰温暖的话语，包蕴着母爱的温情，还有一丝不苟的耐心。如今我年届八旬，每回想起冯老师，依然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只能在心中供上一炷香，愿冯老师的在天之灵安宁、祥和。
学术“三个一”
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这两年，学校兴起创收热潮。文科中文系创收最为突出，当时教师工资一般都在七八十元，他们的创收差不多能翻番。校长多次在会议上表扬中文系，并点名历史系落后了。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创收是历史系的生命线，还是学术是生命线？熊掌和鱼，两者是否能兼得？
历史系也不是没有一点创收，当时办进修班、硕士生班、在职硕士生班，也有一些收入。投入的力量已经很大，如果再扩大，势必会影响教学与科研，特别是研究很难进展。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很简单，时间是个常数，用于这方面就会影响另一面；从长远来说，学术是历史系的生命线，如果学术上不去，终究要落后，甚至垮下来。但创收的风吹得很盛，我也难以简单站在对立面。基于上述两点，我提出，愿意搞创收的，可以多分成，但下一轮职称晋升，创收不算数；职称晋升主要看研究成果和教学效果，请诸位自己选择在哪方面下功夫。我的用意是希望同仁们能排除干扰，潜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我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相对多些，根据自身的经验，稿酬虽然有限，但也能有所补益。系里有一点点小收入，为鼓励同仁发表论文，我决定将这点钱主要用于鼓励研究和发表论文。针对当时情况，我提出要力争“三个一”，即一门课、一本书和一门外语（这主要针对年轻人）。
提出“一门课”，主要是针对选修课太少，几门基础课占用了多半学时，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教师们也都盯着几门基础课，整个系的学术空间很窄。我提出，副教授必须开一门选修课，讲师也可以开设；要求每门课都有自己的特点。相应地，教学计划进行了较大调整，压缩基础课时，增加选修课。在短短一两年内，历史系就开设了二十多门选修课，只要有五位学生选修就行。这一改，大大改变了历史系的课程结构。对老师来讲，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或培养自己的长处；对同学来讲，扩大了知识的眼界和自由度。
“一本书”是针对当时有一本学术著作的人很少。此前的大环境，不停地大批判，文祸频生，使人慑于笔耕。“文革”后，环境虽有很大变化，但著文是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八十年代中期，不要说青年，就是中年这一层，有几篇文章的教师也不多，有著作者更是寥寥无几。在我看来，新时期没有几篇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怎么能当教授？从历史上看，多数的学者都是靠著作支撑的。就南开历史系的情况而言，缺少著作和大块文章，是致命的弱点。与其他著名院校历史学科相比，我们的缺陷就更为突出。我强调“一本书”（包括大块文章），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我之所以强调一门外语，是与北大历史系比较，我们的语种少，水平又不高。当时只有英语、日语、俄语、朝鲜语，全系能进行学术口译的只有几个人，其他语种基本没有。对一个学科来说，语种显然太少，离整体性的高水平也显然有距离。我鼓励要有人学德语、法语，还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等。我多次强调，如果我们有七八种语言，能“四会”，整体水平就能提高一大块。为提高教师的外语水平，特别开设了提高班；有的教师去学习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也大力支持。为此，系财务也给予一定数额的学习费用。
提出“三个一”的目的，是鼓励潜心做学问。我反复强调，从长远看，谁在学术上积累多一些，谁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今后的职称晋升，主要看教学与研究成果，而这些都不是能临时凑出来的，临时抱佛脚无用；用更多的精力搞创收，可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但无补于今后的职称晋升；如果有人不看重今后的职称晋升，那是你的选择。还有，只要不用历史系的名义，收入全归自己；如果用历史系名义，动用人员不多，创收大头，也归创收者。把事情都讲清楚，今后谁都不要后悔，不要抱怨。
这样一说，绝大多数教师心静下来了，沉心于学问。提出“三个一”，端正了方向。提出“三个一”，也与八五年大面积的职称晋升有很大关系。我接手系主任后，冻结三年多的职称晋升解冻了。有十几位教龄近三十年的教师，面临晋升副教授问题。他们多是五十岁上下，与我同龄。三十年里，他们响应号召，参加数不清的各种运动，最后又卷入“文革”，以致下放劳动。面对晋升副教授，他们既缺乏论著，教学也不多。既然是晋升，不能不考虑专业水平，但更沉重的是“人道”问题。我只能绞尽脑汁，向校方要求增加名额。我的确想出了好几种鬼主意，迫使校方不得不给我们增加名额。主管副校长拿出各系晋升比例表让我看，他说，你们的副教授晋升比例，比其他系科高一倍还多，叫我怎么应付别的系的攀比呢？我据理力争说，我们是老系科，积压的人才多，晋升之后，可以输出。就这样费尽心机，还是有几位没能如愿晋升。面对他们老泪纵横，我也感到十分沉重和无奈，觉得对不起几位同龄人。由此，我想到只有提出“三个一”之类的要求，以后的职称晋升才有所遵循。
用收藏诠释思想
收藏古董，也许说不上，我只是偶尔玩玩。玩古董，一般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三是有趣。说到钱，在只靠工资吃饭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是紧巴巴的，就这一点而言，再便宜的东西，也不能问津。八十年代，有了稿费，日子多少有些宽松，但主要是用来买书，我还无力他顾。另外，那正是我当红的时候，每天人来人往，日程排得满满的，写文章无时无休，即使有点闲心，也无闲时。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不能说对古器物一点兴趣也没有，但由于钱紧和无闲，只能搁置，还排不上日程。
人总是要找一点兴趣，放松一下精神，于是想到了古玩。玩什么呢？一辈子缺钱，就玩钱吧！其实还是有业务目的的。过去讲历史对金融涉及的极少，现代的生活告诉我们，金融是社会的血脉。中国古代的商业与交换相当活跃，金融也相当活跃。别的不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以商治国，这在《管子》一书中的《轻重篇》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作者提出，国家只要操纵货币，玩尽“轻重”之术（即回笼与发放货币），即使免除税收，国可安，君可富。我对《管子》中的《轻重篇》特别留意，在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专立了一章，讲如何操纵物价和垄断货币以求大利。可是，我对当时的货币知之甚少。
九十年代初，天津市沈阳道古物市场，还不容许进行公开的古钱买卖，卖主怕抓住挨罚，不敢把古钱放在明处。每问有否古钱，他们多半要瞟视周围，看有否稽查。因此，成交时，多半是在匆匆忙忙中进行的，好像做贼似的。后来放开了，再也没人干涉，于是满街都是古钱。我开始阅读有关古钱的各种书籍，学校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几乎被我翻遍，相关文章也读了许多，增长了不少知识。在收集过程中，我逐渐把目标集中在“半两”和“王莽钱”上。说起来，我还真有若干枚颇为珍贵的品种。我没有去过专门的古币市场，在杂摊上要想找到珍品，实在极难，像沙里淘金。如果摊贩略懂古币，他会把稀见品挑出来，单独要价；如果不懂，一大堆钱混在一起，你只能一一挑选，很费功夫。有些摊贩不卖挑，你若挑，他先提价，比如按堆、按串卖，一枚一元；要挑，可能一枚两元或更多。有一次，我在一大串钱中发现一枚铁质“大泉五十”，我不露声色，按事前说好的价钱付费。我付费之后，摊主发现卖漏了，发出嘘唏声，显得后悔不已。又一次，我在一个摊位上以极便宜的价格，淘得一枚“王莽十布”中的“中布六百”。当我又一次去逛市场时，摊主看到我，叫苦不迭，不停地说：“卖错了，卖错了，赔大了！”我也笑答：“对不起，我也上过不少当。”记者刘武曾写过一文《教授与钱》，写的是我，颇风趣。
我大约玩了两年钱，便改玩铜镜。铜镜是青铜大器之后青铜器新的高峰，含有丰富的科技和文化内容，另一层意思是自己也照照镜子。当然也是先读书，随后买了几面，细细品味纹饰、铜质、铜锈、品相特点等等。玩铜镜的弯路，比玩古币要少些，一开始就瞄准先秦与秦汉时期的。过了一段时间，感到这样收藏，有些底气不足。铜镜的价位，当时虽然不太高，但一面有点品相的，也要上百元或几百元。一般玩古玩的人，有进有出，以玩养玩。我呢，只有进没有出，自然没有后劲。于是，我进一步调整收藏路数，把目光集中在目前著录中不见或少见的纹饰上，这要求我要非常熟悉著录情况，而且要印在脑子里，在市场上的一瞬间能做出判断。说实在的，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即使看过图录，过后多半就忘了。
由于财力限制，我收集的镜子，从数量上说不算多，但有些纹饰是著录中所未见的，可谓孤品或罕见品。李学勤先生曾多次鉴赏过我的藏品，有一面西汉的草叶兽纹镜，他曾著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纹饰属匠心之作，美轮无比，实属罕见。有此一面，我心已足矣！
我收藏的铜镜，尽管品相大多一般，也不是大型的，可多数的纹饰都有特色，在考古上有相当的价值。收藏的数量也有限，但唐以前各个时期的都有，也算成系列。唐以后的，也有几面别品，其中有一面“大宣年制”，我没有查到中国历史上有“大宣”年号，包括农民起义年号和周边国家的年号。是不是宗教的？另立年号，是绝对要杀头的！这是一个“谜”，有待破解。还有吴三桂的“昭武通宝”镜，也是少见的。
跑到市场，常常不能遵守自定的收藏范围，看到一些自以为合意的，我便顺手购入，颇为杂乱。比如，我收藏了一批地契和文书。其中有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子夜宣言》，可谓孤品，至少是二级文物。历史系王先明教授专文评述了《子夜宣言》的历史价值。有雍正时期户部出售的“监生文凭”（交一百两银子）；有清代的“典卖人契”；有“乡试试卷”，“殿试试卷”故宫很多，但地方性乡试试卷很难得；有清后期的“合会”契约、民间融资契约，也不多见；有清后期中等人家的“析产契”，也很少见；有康熙以下历朝，以迄五十年代初各个不同时期的“地契”，虽缺少洪宪期间的正式“契约”，但有洪宪时的契纸，为民国所用，很是奇特。有若干份“地契”表明的税收量，“斗”之下依次竟达十位数，以“粒”计，出奇精细。另外，还有几片“贝叶经”，偶然得之，自己无法鉴定。
我还收有一些别的有意思的小东西。我是闲来乱玩，但这点小东西都有相当的文化意义，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已表示，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南开大学博物馆。来自社会，回归社会吧。
（本文摘自《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刘泽华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7年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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