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的作者及其生平
《魏书》的作者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郡下曲阳（今河北平乡一带）人。生于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正始二年（505），或说出生于正始三年（506），死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三年（572。《北齐书》卷三七及《北史》卷五六均有传；《魏书》卷一○四还有魏收自己写的《自序》。但是，诸本《魏书》目录均缺《自序》，故今本《魏书·自序》系删节《北史》卷五六《魏收传》而成，仅有个别字句溢出《北史》；《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原缺，除卷首几句与《北史》卷五六《魏收传》不同外，其余大都与《北史》一致。故《北齐书》的校点者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认为，《北齐书·魏收传》传首叙魏收世系的几句，可能是《北齐书·魏收传》的残存部分，其余部分均系后人以《北史·魏收传》所补。如此说来，关于魏收的记载，实际上就只剩下《北史》卷五六《魏收传》了。
魏收
魏收的曾祖父叫魏缉，祖父叫魏悦，《北齐书·魏收传》误作魏韶，《北史·魏收传》早已订正之，唐长孺教授对此又作了考证，详见《北齐书·魏收传》校勘记。他的曾祖曾为北魏济阳郡太守。魏收之父叫魏子建，字敬忠，北魏宣武帝时曾任东益州刺史，专门对付氐族人民。由于他镇压南秦州与北秦州的“城人”（亦作“城民”）暴动有功于北魏政权，于是，梁州、巴州、益州、东益州和南、北二秦州之事，都由他“节度”。后来，由东益州刺史还居洛阳，又曾为常侍、卫慰卿。永熙二年（533）卒于洛阳，年六十三岁，北魏政府赠以仪同三司、定州刺史。由此可见，魏收实出身于历代为官的官宦家庭，且与太尉李虞及泾州刺史卢道裕、尚书卢义僖等有姻亲关系，往来密切，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
魏收本人，幼年好学，年十五便善于写作。后随父到边关地区，因而也受其影响而好习骑马射箭，颇想在武艺方面有所成就。因为受到荥阳郑伯的戏弄，魏收才感到惭愧，转而发愤读书，虽盛夏酷暑，他也把木板床置于树阴下诵读不息。经过一些年的努力，文字才能大有提高。进入政治舞台之初，因其父的功勋得以一跃而为太子博士。接着，吏部尚书李神俊奏请朝廷任他为司徒记室参军。永安三年（530），就作了北主客郎中。不久，迁散骑常侍，随即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时年仅二十六岁，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魏收既少年得志，又自恃文才及父祖余荫，颇自骄矜。他看不起权重一时的黄门侍郎崔悛，又对北魏孝武帝之大肆狩猎嵩山之南不满，且处于高欢同孝武帝重重矛盾之间，遂使自己遭到了一系列打击与挫折。后来，虽然他出使南朝，使他获得了在南朝大显文才的机会，而他在南朝又大肆采买当地女子为婢妾，连对他手下人买的婢女也个个逼欢，遍行奸污；同时在南朝大收财物，贪赃枉法。因此，“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北史·魏收传》）述其俨然一个公子哥儿的可耻形象，以致后来在东魏时期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后，不得不自己请求修国史之职。高澄乃用之为秘书监，兼著作郎，修国史。这便是他得以修撰《魏书》的由来。以这样一个多文才而无人品的人修《魏书》，就不能不给《魏书》带来一些骂名。
魏收撰写《魏书》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
早在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圭建立代国政权时，就任命安定人邓渊（字彦海）为著作郎，负责撰写《国记》。由于当时国号为“代”，故邓渊的《国记》又名《代记》。邓渊的《国记》只有十余卷，只记年次月份和皇帝起居情况，实际上只是一个编年体的大事记，还不具备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与内涵。到了太宗明元帝时期就“废而不述”了。（《魏书·崔浩传》）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神麚年间（428—431），才“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然而，由于连年用兵，仍然是“史阙其职，篇籍不著”。（《魏书·崔浩传》）所以，到拓跋焘平凉以后，才正式命崔浩“综理史务”，并责令他“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崔浩从此“监秘书事”，还有“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而由崔浩负总责。（《魏书·崔浩传》）这里的所谓“前纪”，即邓渊的《国记》。由此可见，崔浩等人所撰，也是编年体史书。后来，崔浩被诛。其被诛原因，前人及今人多有所论述。或谓由于他主张“齐整人伦，分明族姓”，（《魏书·卢玄传》）或谓其被诛，在于图谋反叛；或谓其被诛，在于崇信道教，与崇佛的拓跋晃有严重矛盾；或谓其国史修成后，“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其笔”，且“书国事备而不典”，详见《北史·崔浩传》，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即力主此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我们暂不去追究崔浩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他撰写《国书》三十卷却是事实。此书于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刻成石碑，公之衢路，让人人都能看到。由于崔浩的被诛，这部由他撰写的国史自然被废了。
到了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一年（487），认为崔浩、高允等人著述的《国书》，虽然记述了“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的历史，但系“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漏时事，三无一存”，再一次以遗漏史实的罪名否定了崔浩等人的《国书》。于是，孝文帝又以李彪“为秘书丞，参著作事”，“与秘书令高祐”再度撰修国史。李、高等人“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魏书·李彪传》）这就是说，他们把自成帝至于太和年间的历史改写成了纪传体史书。
此后，又有邢峦与崔鸿等人，先后编写了高祖（孝文帝元宏）、世宗（宣武帝元恪）和肃宗（孝明帝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到了孝庄帝建义初（528），以温子昇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同年九月，改元永安，温子昇“又撰《永安记》三卷”。（《北史·文苑·温子昇传》）此外，还有元晖业撰写的《辨宗室录》四十卷。这样一来，除北魏末期没有现成的史书之外，自北魏建国前至北魏后孝庄帝时期的历史，都有了现成的史料。可见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正式任命魏收以中书令兼著作郎撰修《魏书》的时候，前人已经给他做好了绝大部分的史料准备。又据周一良先生考证，魏收《魏书》之卷九五到卷九九，大抵是据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写成。（《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 按崔鸿之书，成于北魏后期，魏收于北齐时撰修《魏书》，完全有条件利用此书来撰写《魏书》的少数民族历史。故《魏书》关于少数民族历史之所以特详，或即得力于此。如此，则周氏考证之功是不可没的。
（本文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二十五史说略》中《<魏书>说略》一文，标题为编者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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