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应邀参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冯雪峰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出版座谈会暨新书首发式，亲身感受与会者发自内心对冯雪峰先生之文学成就和人品文品的倾慕，深受感染，不禁赋诗抒情：“一桩盛事满堂红，但见九泉露笑容。青史新添十二卷，读者四时仰高峰。”品读全集，窃以为，可喜可贺、可钦可佩处主要有三：
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冯雪峰全集》洋洋洒洒十二册，收入冯雪峰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间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寓言、杂文等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著作，文学研究及回忆录，书信、日记，外调材料和翻译作品等（后者竟占了四分之一），全面反映了冯雪峰一生的文学成就，也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出版他的全部作品。
“我们歌哭在湖畔，我们歌笑在湖畔。”——这是十九岁的冯雪峰在《湖畔》中写下的清词丽句，至今读来仍让人过目不忘，而重温他的几百篇寓言，仍不禁拍案叫绝。与此同时，冯雪峰颇有“鲁迅风”的杂文，亦值得仔细品味。他还几十年如一日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研究鲁迅，被誉为鲁研界的权威和“通人”。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他就评价鲁迅“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的战斗者之魂”“是燃起了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主要的火把之一”（见第三卷三百一十五页《鲁迅论》），可谓率先发声，云人所之未云。冯雪峰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更是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上收获了骄人的成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年逾九旬的著名诗人屠岸在座谈会上坦言，仅就新诗成就而言，冯雪峰于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令人遗憾的——我想，随着全集的面世，人们自会发现，他的寓言、杂文，文艺理论和文学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面对这样一位文化将领垒起的文学高峰，是到了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章节的时候了！
尽管如此，我们通读全集时还会发现，纵观冯雪峰的一生，仍是壮志未酬。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创作计划半途而废；作为亲历者，他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也“胎死腹中”，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的“空白”！
党史与文坛档案的价值
《冯雪峰全集》吸引人眼球之处还在于，它第一次收录了作者写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日记和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七五年间的一百六十多封书信，前者为“四清”和“干校”留下了时代的记录，后者对研究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极富价值。它还破例收入编务文稿、政务文稿函件和大量外调材料，实在是不可多得，形成不同于其他文学家全集的新亮点。
我们先摘录日记的片断。如，“上午十一点半到咸宁，在干校接待站休息三小时，坐干校班车到干校，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第十四连第三排第八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搞猪圈。下午落实政策大会，我蒙受宣布解放”；“未出工，整天学习——读湖北省革委会关于揭发和批判‘北、决、扬’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九七○年八月四日）；“上午学习，下午到校部开毛主席《五七指示》五周年庆祝大会”（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等等。再看书信。冯雪峰在咸宁干校，给下放河南息县干校的儿媳曲维写信竟多达十六封，其中有云：“你说你到干校后很好，有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过艰苦的生活，认真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也是很大的督促。”（一九七○年四月七日）——细心的读者从中不难了解当年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和文化人思想状况，而对研究者而言，又是难得一见的档案资料。
更值得关注的是，《冯雪峰全集》收录了不少政务文稿函件，它们对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意义非同一般。如冯雪峰长征时的笔记，包括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所经之民族区域、所处环境、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等情况，八十多年后重见天日，千金难买。即使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资料集“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一六年版）也未及收入，可见它的珍稀程度之高。此外，他于一九三六年奉命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期间，以秘密的书信和报告为陕北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功勋卓著。如冯雪峰曾代表党主持鲁迅治丧工作，“西安事变”后，他将潘汉年所拟有关宋子文的态度的报告密电中央，等等。
而全集中收录的冯雪峰所写外调材料，大都原汁原味，却显得触目惊心。如他在《1957年9月4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云，“我在党面前是个犯罪的人。我个人也已经走上毁灭的道路。现在我愿意把这有罪的过去的我全部毁掉。我只有从反党的泥坑出来，站在党的立场上，接受党的批判，彻底脱胎换骨地改造我自己，才能重新做人”（见第九卷第三百四十六页）；《我的反动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中表示，“再一次接受更严厉的批判，才能真正从自己身上挖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根子，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在自己脑子里牢固地扎下根去，把自己真正地改造过来”（见第八卷第十八页）；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又写下《初步交代我在旧人民文学出版社招降纳叛的罪行》（见第九卷第二百一十六页）——一代文化名人在特殊年代被口服心服地彻底洗脑，哪还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哪还能指望文艺真正地繁荣？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对文坛反思显得多么珍贵啊！
一代革命文学家的风范
冯雪峰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团结进步作家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顽强斗争；后来又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前夕重返上海开展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被捕，在上饶集中营更是历尽磨难，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信念不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聂绀弩诗《挽雪峰》有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而冯雪峰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是襟怀坦白的，如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所写外调材料中，表明自始至终都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和历史（见第八卷第五十八页《我怎样被捕在上饶集中营以及怎样出集中营的经过》）；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下证明，“我对赖少其在上饶集中营的表现的总的看法，认为在集中营这期间他的表现是好的，坚决的”（见第八卷第三百一十四页《有关赖少其在上饶集中营的参考材料》）；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表示，“对于周文、郑育之以及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在这时候的反动行为和坏事，我这些天也在反复在竭力回忆，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回忆到可以揭发”（见第九卷第二百四十七页《交代37年王稼祥、贺诚去苏联治病时在上海停留的经过》）——一言以蔽之，逼他交代可以，就是不能说瞎话。这在政治高压的年代，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但当我们看到年逾花甲的老人当年几乎隔三差五地被迫应付此类差事，不由得唏嘘不已，转而感到十分可笑，转而无比痛心！这无疑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正常工作，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另类价值”又何尝可以低估！因此，有专家称，全集出版的意义远远“超乎文学之上”，是一语中的的。
最后需补充说明的是，冯雪峰的学生和战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亲任全集编委会主任，并放弃女儿为自己办好的国外绿卡，坚持多年留守在冯雪峰所营造的精神世界里；冯烈、方馨未夫妇毅然辞掉工作，专心致志完成爷爷著作收集整理之伟业，不愧为“名门之后”；还有王海波等其他编委们，都为编辑好此书尽职尽责地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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