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闲谈（初编）》 周有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6年6月17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很荣幸地跟随社会学学者沈红女士和一位瑞典汉学家阎先生，一道去拜访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
在狭小的居室里，111岁的周老热情接待了我们。他的手绵软温暖，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温柔清晰，思维灵动跳跃。
阎先生要向周老请教一些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困惑是1957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为什么选择拉丁字母，而不是斯拉夫字母。周老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出于骄傲，也会选择拉丁字母，而不是斯拉夫字母。
这段对话给我的印象很深，隐约感到话语背后许多不曾或不必说出的“留白”以及自家学识上的空白。一时之间，只恨自己并非汉语专业出身，家中书橱里周老的《语文闲谈（初编）》，也仅仅是挑选其中诙谐幽默的野史逸事部分随兴浏览，而掠过了有关拼音和汉字简化等学术探讨内容——这可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归来再次捧读周老的《语文闲谈（初编）》，这种轻简快捷的“语录”文体，有如实时聆听老先生略带乡音的高论，那种亲切的感受，自是与过去的阅读有所不同。这本书的辑录始于1976年，前后长达二十多年，堪称是谈古论今，包罗万象，因为“语文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段落，是关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内容，例如“书同文”、“语同音”。涉及上面提到的拉丁化问题，又有“中亚的新拉丁化”、“英文的拉丁化”、“德文的拉丁化”等。那么，作为普通读者，应当如何理解周老所投身的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工作以及这一工作的成效呢？由于自身在语言学方面所知甚少，为求理解的深入，特别请教了相关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的语文老师。
关于汉字的简化，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适时地与当初的识字教育、扫盲运动结合起来，起到了很好的服务和支撑作用，中国很快完成了扫盲运动，文盲率被称为全世界最低的国家，汉字简化功不可没。同时，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字简化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书同文”。
关于汉语拼音的推广，用拉丁字母对于汉语进行描写，从明代就开始了，主要始于利玛窦等传教士。民国时钱玄同等先生甚至要废除汉字，把语言等描写符号改为字母方式。但是这么多年探索下来，最终还是以书写汉字来记录汉语，通过汉语拼音来注读汉字。在这一点上，周老的观念也有一个从激进到稳步的过程，《语文闲谈（初编）》中“拼音化的层次”一条里面说道：“拼音化有广狭二义：狭义指采用字母作为正式文字。广义指在正式文字以外，利用字母作任何用途，例如中国利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等等。”并指出，“全世界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正式文字，其他国家都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转写符号。”可见，作为转写符号，拉丁字母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要更加广泛。汉语拼音作为工具，对于把汉字推向世界，对于汉字于信息化时代在电脑上的应用，直至汉语手语的推广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当然，相对于“书同文”，汉语拼音有助于“语同音”，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也有着重大影响。
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看，周有光先生倾注多半生所从事的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事业，与他早年深受五四运动精神熏染有关。所以，《语文闲谈（初编）》的第一段“‘五四’和语文”即说：“五四运动，从文化角度来看，是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提倡口头讲‘国语’，笔头写‘白话文’，‘白话文’就是规范化的国语的书面化。基本目标是：学校以国语为教学语言，公共场所以国语为交际媒介，书刊以读出来听得懂的白话文为现代文体。从1919年开始五四运动到今天，十年十年地过去。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人们说：这叫做‘乡音无改鬓毛衰’。”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留学西方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在我国仿效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积极倡导推广平民教育实践。周有光先生的老师孟宪承请周有光翻译了19世纪丹麦著名教育家格隆维的著作《农村教育》。对此，周老回忆说：“格隆维他有一套农村大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农村里面推广教育，根据农民实际情况来办教育，让农民在有空的时候充分利用时间来学习。学习的主要不是技术，而是常识，常识当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要学习丹麦历史、欧洲历史、人类的历史……一个人，他有了语文知识，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他就会为了社会，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人类来做出有益的工作。”（《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老工作一年后，追随老师孟宪承去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等实验学校，把成人教育等社会功用推及“再造国民”、革新社会的高度。
当然，说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这是一个在前人钻研基础之上的团队工作，周老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亦曾通过长子周晓平先生转告媒体说，自己不是“汉语拼音之父”，当时的组长是吴玉章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与周老一生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相符合的，同时更加引人思考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多种相互作用力。
无论如何，周老百年来怀抱的源于五四运动的启蒙热忱、基于世界眼光的文化自信、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促进之力，以及他的一生因这热力所迸发出的信念和希望之光，都是令人感念感佩的。至于学术上的种种有待商榷之处，也是可以并且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不过，那已不是本篇小文所能涵盖和承载的了。
（作者注：成文过程中，曾经先后向沈韬老师、于亭老师、胡玉冰老师、金雪舟老师、尚佐文老师、王旺桂老师请益，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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