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元代吴三省曾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可见读《资治通鉴》的重要意义。然而想要真正读懂、读通《资治通鉴》，则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基础与较高的文学水平。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张国刚，觉得找到这其中的平衡并不难，他希望自己所著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能够为读者打开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一条王朝兴衰之迹。
以史看家国兴衰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出版，对张国刚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脱胎于张国刚在慕课上的课程。这门“《资治通鉴》导读”课程目前报名人数已经突破5万，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事实上，连张国刚自己都觉得讲解《资治通鉴》是比较冷门的：“这门课我最早是在大学里开设的，这其实是很少见的。”张国刚认为这门课少见的原因在于《资治通鉴》本身的特殊性：“首先许多专业学习历史的不会去通读这部作品，因为历史学圈子都有相应的断代史专著，它们的记录比《资治通鉴》更加详细；而非历史学专业的人读不懂，因为这需要一定的古文与历史基础。所以《资治通鉴》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名著，但许多专业人士不通读，而非专业人士读不通。”
然而，张国刚却觉得，《资治通鉴》里的精髓应该让大众所熟知：“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他尤其推崇《资治通鉴》，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今天来通读《资治通鉴》并不是读它的史料价值，而是读它的分析及其智慧，将其作为一种视角。”“当我们面对大众阐释它时，发现其中蕴含的智慧，真像大海一般广阔。”张国刚说。
所以张国刚希望能用自己通俗的解读，让更多人了解《资治通鉴》这本书的内涵，《〈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便应运而生。由于是写给大众的，张国刚觉得该书选取的视野应该比学术研究更为宽泛：“司马光在写这本书时删繁取要，只列举关于国家兴衰、民生方面的内容，让帝王可以效仿借鉴。所以我的这本书也紧扣这一话题，探讨领导者与社会精英的责任，以史为鉴。”
放到历史长河中检验
很多读者都将《资治通鉴》与《史记》进行比较，张国刚表示《资治通鉴》和《史记》虽然都是史书，但是两者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史记》中很多记载、评论，实际上带有司马迁的好恶，比如他对于笔下的刺客甚至带有褒奖的态度，这在古代的正史记录中是比较少见的，“这和圣人的标准不一样。”相较而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则完全依照圣人的标准，非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资料选取的时候很严格，不是正史一概不用。”
司马光的这种治学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张国刚的写作风格：“市场上很多同类型书都注重趣味性，我则是用本真还原历史的真实。”同时张国刚在书里还讲了很多故事，以增加图书的可读性，使读者的阅读非常流畅。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张国刚有很多感悟，让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他谈到了秦惠文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个中因素值得玩味。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他本领卓越，但因改革而触动贵族的利益，被乱箭射死。“你在读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事实上吴起本身性格的缺陷，也是他最终走向这个结局的原因之一。”张国刚觉得这可以给当今在职场奋斗的白领以借鉴，避免性格上的缺陷影响工作与人际关系。
张国刚认为，“我们所记载的历史首先是由历史学家选择记录的，这其中带有很多个人和时代的印记。”所以他觉得在评述历史时，应该用三个维度“当时的价值、延伸的价值和抽象的价值”综合考量：“比如秦始皇修长城在当时看来是劳民伤财，但是到后来却抵御了匈奴入侵，现在则延伸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张国刚觉得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他更愿意将一个片段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检验真伪，不愿意将其切割开来研究：“历史学家可以去伪存真，但是颠覆不了历史本身的客观，我觉得这是历史最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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