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4岁的李昕“退而不休”，继去年出版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之后，最近其新作《李敖登陆记：出版背后的故事》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一经推出，又令人见识到他在编辑之外的另一支“妙笔”。
在《李敖登陆记：出版背后的故事》中，李昕讲述他和李敖交往与合作的独家故事，重新勾画出一个被“吹牛”、“花花公子”、“伪善斗士”、“背叛朋友”等词所遮蔽的李敖。虽然双方有过愉快合作，也有争吵和恩怨，但在李昕眼中，李敖有情有义，不仅是一位学问家、编辑家、文化学者，更是思想家。
2014年7月李昕退休。李敖邀请李昕做他的作品版权代理人，以后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本，都请李昕代他联系，代他授权。后来李敖给李昕寄来了全权委托书。凭着这个授权，李昕现在已经把李敖著作40多个品种，还有他的一部分编辑作品介绍给国内出版机构，同他们签订合约。
1982年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再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昕一直手执“编”笔，经手过两三千本图书，其中以高品位、高质量的居多。他说过，出版这份职业既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也能给他带来乐趣，因而成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几十年来，他不在意做官，而重视做事，“出好书”是他一生的理念和追求。尤其在他执掌三联书店期间，出版了一大批好书，得到了出版界和社会的好评。
然而，中文系出身的李昕内心始终怀有一个写作梦。鲜少人知的是，他曾经写过很多文学评论，尝试写过小说，写过几篇报告文学，也写过散文随笔，总而言之，他零零散散写过几十万字作品。即使在前半生非常忙碌的编辑出版生涯中，他仍然常常忙里偷闲，私下写作，甚至平日里的会议致辞讲话全都由自己操刀。其文笔流畅大气，显见胸中有丘壑。
近日，李昕受邀来深参加《李敖登陆记：出版背后的故事》新书分享会，在分享会开始之前，这位三联书店原总编辑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李昕表示，笔耕不辍是他未来的人生追求，下一本散文集准备拟名为《做书的故事》。
对话李昕
我赶上了一个 出版最好时代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编辑、理论编辑组组长、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1996年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2005年回京后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副总经理，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从三联书店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后，李昕没有离开从事了30多年的编辑工作。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每周一、三、五仍到出版社工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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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值得研究、值得立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一代出版家，您几十年都在和文人学者打交道，编辑他们的著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您去年出版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为何今年选择为李敖单独写这本《李敖登陆记》？
李昕：我写的文章，大体和这些故事有关。从周有光、杨振宁、傅高义写起，又写了马识途、杨绛、韦君宜、吴敬琏等等。这些人与我都有交往，但是都不及我和李敖的交往那么多。可是我一直没敢写李敖，因为李敖比较难写。对于他，争议太大，弄不好成了趟浑水，自己也会担负很多骂名。后来我决定写一个系列短小的文章，题目叫做《我所认识的李敖先生》，只写我和李敖的交往，不去碰那些争议的是是非非。但是今年年初见到新近担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的胡洪侠，他告诉我可以再把稿子丰富一些，出一本书。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把文章扩充，变为上中下三篇，上下两篇还是写我和李敖的交往，但中间加入的这个中篇，是专门回应那些是是非非的。事后我觉得这样安排也有必要，否则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李敖不好，而你一直这么推崇李敖，长期和他保持合作。加入了这一部分以后，这方面问题基本谈清楚了。同时作品也不再局限于我个人和李敖先生的实际接触，这对于读者认识李敖先生，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通过《李敖登陆记》这本书，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一个“十之八九”的李敖？
李昕：关于李敖，我这本小书的介绍只是挂一漏万的。一方面是限于文章的题旨和行文的结构，很多问题我不能展开写，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我对李敖的了解也还是比较粗浅的。我对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其实在我看来，无论从人格、思想、学问、才华和贡献这几个方面中哪个角度，李敖都是值得研究、值得立传的人物。国内文化界熟悉李敖思想和学术的学者作家不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与李敖的成就和地位相称的研究著作和人物传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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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出版社从校对做起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您曾说过这期间的工作经历把您培养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具体来讲，您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了怎样的历练？
李昕：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有传统的品牌大社，它的一切经营管理都是相当规范的，1982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一开始，我应该是被当做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来培养，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刚毕业的年轻学生进入出版社都要先做校对，现在做编辑很少有人从做校对开始，都是直接上手做编辑，但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办法实际上对于编辑的基本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做了不到一年大概十个月的校对，等于帮我做了编辑训练的基本功，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念，对书稿的文字和表达就有了比较多的感性认识和直接操作的经验，所以我一直很感念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把我从校对开始培养，很快地，一年以后我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图书。几年以后，我当了编辑室的负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文艺理论图书。我还编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也编过一些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时期，我和很多著名作家就开始有交往，说实在，这是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么好的平台。因为它是我们国家最高级的文学出版机构，所以跟它打交道的都是文学界的名家大腕，虽然我是一个年轻的编辑。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也有很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像屠岸、韦君宜、严文井、聂绀弩、绿原、牛汉等前辈编辑，他们本身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对我来说太幸运了。一方面，我从那些书稿作者、作家、学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读他们的书，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我从那些老编辑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成长还是比较快的。短短十几年时间，我就成为一个训练有素、得到全面锻炼而且有足够经验的编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您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为何选择“编”而非“写”？编辑出版这份工作，除了能“安身”，还是您这辈子“立命”的事业？
李昕：我当时对自己的能力做了评估，我进大学的时候甚至有点自卑。我觉得好多同学比我能写。像方方当时已是作家，王家新已是诗人，他们才华横溢，我就有点自卑，觉得写不过人家。而在搞研究方面也有一批同学非常有才华，比如现在的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是我同学。我们同学之间常常有一些作文比赛、讲演比赛，拿出东西来着实有点害怕，感觉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虽然我学习成绩不错，在年级里排第二，但我深知在才华上，在理论功底方面，我跟这些同学还是有差距。我得发挥自己的特长，毕竟下乡多年，我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比起那些年轻的刚出校门的同学丰富，因为我们这些77、78级的同学很多是从社会上来的，如我下乡十年，跟现在的大学生不同，我们那届的学生参差不齐，入学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是30岁，故我的入学年龄25岁属于中上。我权衡了一下，恐怕我得发挥社会经验丰富、分析问题能力比较强这方面的长处，我才能有自己的成绩。所以，我选择做编辑，因为我觉得当编辑主要是利用人的眼光和见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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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时阅读大量文史作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令尊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对翻译界的情况很熟，他也支持您做编辑吗？
李昕：其实我爸爸不希望我学文科，他觉得国内多年的政治运动让大家吃了很多苦，他因为学文科，在“文革”中也挨了一些整，所以他希望我学理工科。但我学文科是不得已的选择，“文革”前我只读了初中一年级，后来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是因为下乡期间读了很多文史作品，在文科方面尚有点基础积累，但理科方面什么都没学，就草草看了一些高中三角解析几何，没怎么做过题，故高考时数学只考了32.5分。我是根本没条件去学理工科，考文科还能考过，说明我当时偏科已经很厉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下乡经历听起来似乎并不是很艰苦，读书时间还是充裕的？
李昕：我“文革”期间看过几箱子书，那时有知识青年爱看书的，我就跟他交换。我们毕业去东北下乡插队时，我有一个便利，我被安排住在北大附中的图书馆里，说是保卫图书馆。其实当红卫兵也没什么事，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图书馆看书。到走了的时候，我从图书馆带了一箱子书下乡，其中以当代文学作品居多，包括《草原烽火》《苦斗》《三家巷》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堂吉诃德》《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到了农村，我就拿这些书跟其他有书的知识青年交换。就因为这期间不断看书，后来我才能考上大学。我记得夏天每天早上差不多三点五十分就起床，四点十分已经下地干活，晚上七点五十分太阳下山，八点十分才回到我们的知青集体户，草草地吃点晚饭，然后开始看书到十点，只睡四五个小时。我们那个知青集体户的学习氛围特别浓，不但看了文学作品，而且把高中课本系统自学了一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以后当编辑过程中，父亲的工作和朋友关系给您向名家约书稿起到帮助吗？
李昕：基本上没有帮助，我没有从我父辈那里得到什么资源，虽然有很多人是认识的，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老编辑跟我父亲原来是认识的，但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父亲是谁，包括韦君宜也不知道，他跟我父亲还是同学。其他老编辑有一两个，如翻译家孙绳武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他去世时我连同代表我父亲给他鞠了六个躬，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时任副总编的他也不知道我父亲是谁，等到他退休我才告诉他。
另外，作者中如杨绛先生每次见到我，就说看见你就想起你爸爸，其实我跟我爸爸长得不像。但杨绛先生这么说，就觉得有点亲切感，她跟我聊天时，会讲他们在清华大学共同工作时的一些事情，但杨绛先生跟三联的合作长期稳定，跟我个人因素没什么关系。再如周一良先生是我父亲的表哥，我没有约过他的稿，因为在我到三联之前，三联就有编辑跟他联系，给他出书，所以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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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出版业高歌猛进时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毕业后就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回溯上世纪80年代，那是否也是您心目中的“黄金时代”？
李昕：对，我赶上了一个出版最好的时代，即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朝着繁荣昌盛的路子走，出版作为文化的一方面，这时获得一个历史改革机遇，而且又正赶上出版新技术改造的契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给出版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简言之，“文革”期间被禁锢的东西打开了，原来没办法出版的很多书都出版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可以从西方引进文学、思想理论、社会科学等书籍，这是一个历史机遇。今天的编辑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一套“走向未来”丛书马上就引起全国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出一本畅销一本，因为当时的思想解放是发生在文学里头的。文学是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像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每出一本就引起人们的热议，在思想上引起震动和深思。老实说，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说这个历史机遇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还包括新技术改造因素。从传统的图书生产模式向现代的图书生产模式转变，从铅字排版印刷转变成电脑排版印刷，书不仅从内容上还从形式上大大丰富起来，让人感慨书原来可以做得这么漂亮。原来的书都是铅字排版，里面很少有图，印点彩色东西极其艰难，但现在一切都可以挥洒自如。出版人要想做好书，换言之，若是以做好书作为理想的话，那么这个机会是空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足够的机会空间让人去尽情发挥。我赶上了这个时代。而今天内容的新意已经很难有了，且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又有负面影响，网络电子出版物对传统出版造成很大的挤压，做出版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今天的出版人不像我们当时那么幸福了。加上在今天，做什么书都很难赚到钱，甚至很难保住本，当时这方面则不需要考虑得太多，你只要确认这本书好就一定能够赚钱。那时所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不像今天这么明显或者说深刻。那时经济效益好的书就是社会效益好的书。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有这种信心，抓到真正的好书还是可以大卖的，但跟那个时代是没法比的。那个时代几乎每一本都有不错的销量，出版社不是太计较经济效益，不会逼着编辑去赚钱，只要弄到好书就能赚钱。现在就不行了，出版社以盈利为目的来考核编辑，逼着编辑去做赚钱书，结果造成一种情况：钱没赚来，好书也没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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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出版理念是在香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6年您到香港三联上任，这段经历您鲜少谈到，这正是我非常好奇的。记得您说过三联引导您成为一个有文化理想的出版人。那么，在香港从事出版工作跟在内地时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如何考虑香港三联本地化的问题？
李昕：我在香港受到的锻炼还是比较大的，形成出版理念是在香港。老实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只是一个青年编辑，当时也没有担当太多的责任，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编辑工作，而不是在做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虽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期我已是编辑部主任，还在兼社长助理，但是我的工作层面应该是在基层和中层，而不是在出版社领导层。但我到了香港三联以后，就进入了出版社领导层，一开始是副总编，两三年以后就做执行总编，等于是全面负责，后来当了总编辑，整个眼界都不一样了，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了。何况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环境。在香港三联工作，实际上有点像邹韬奋在上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做出版一样。我刚赴港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一年以后，香港就回归。即使回归了，仍然存在和港英势力作斗争的问题。怎么代表香港下层民众的利益，和当时的港英当局以及反中乱港势力作斗争，这些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比较多，突然间让我感觉到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当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当考虑学术创新探索时，也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但在香港这种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烈。比如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不会去策划这样一本《邓小平论香港问题》的书，但我在香港工作时就策划过，因为当时我观察到爱港爱国人士或团体把《邓小平文选》中的语录复印出来，编印成小册子。他们就缺这类书，为何我不出版呢！而且我还编过《基本法知多少》《一国两制知多少》《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等书籍，向港人宣传“一国两制”政策。香港三联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发挥“人民出版社”的作用，要出版一些政治读物。至于组织出版思想文化读物，我受三联老前辈蓝真和萧滋等人影响，也意识到必须追求文化理想，必须有社会担当，必须以自己的出版物介入社会人生，推动社会思想进步。所以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期，形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出版人的文化理念。
另外，要致力于香港三联的本地化，因为香港三联是一个中资企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自出版以前，它主要做图书销售。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卖大陆图书，当时它在港人心目中主要是一个“大陆形象”，有大陆背景，不能得到港人的认同。这个问题到了香港回归以后，浮现出来更加明显，涉及到出版的图书港人是否愿意接受，毕竟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团结最多数人的工作，争取最多数人的香港读者。所以，在香港三联本地化上，我们需要下一些功夫。“香港三联要本地化”是时任总经理的赵斌格外强调的，但本地化的尝试和努力，香港三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到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这方面的积累已经形成规模，在其中我也做了不少工作，如此而已。
此外，我在香港每出一本新书，第二天就看报表，报表是书店的联网销售数字，香港三联有17家门市店，第一天上市，第二天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查17家门市店的销售数量，两三天后根据这些数字预估出这本书是否畅销，这在北京三联至今都做不到。所以，香港三联的管理是很先进的，而且重视效益，拿数字说话。总经理办公会每周开一次，只谈问题，不谈成绩，成绩可以在年终总结会谈，平时拿数据只谈问题。这样我时时感到营销方面的压力很大，我的经营意识也由此被培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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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编辑需要一个好平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后来北京三联的9年，您称是“工作最辛苦，最艰难，最纠结，最具挑战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回到北京三联，真正让您得以施展抱负？
李昕：回到北京三联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一开始是做副总经理和副总编，如果我选择其他的出版社，领导级别会更高一点。但我觉得北京三联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能到北京三联工作，我哪儿都不去。我到了北京三联以后，上级曾考虑调我去其他两家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包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让我有机会可以从副职做到正职。于我而言，我不在乎级别高低，我就在三联做。当然我最后也是做到三联书店总编辑，可这是好多年以后的事。若想出好书、做好编辑，三联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平台，在中国这样的平台很难找。所以我又要感谢我的幸运，始终能在很好的平台工作。我现在出去讲课时常常说，一个编辑需要一个好平台，这是从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得出的经验。也就是说，你的领导不想出好书，光逼着你去赚钱，这样的平台很可怜，一辈子能做成什么事？不在于出版社大小，也不在于是国家出版社还是民营出版社，我认为只要是你工作的平台是致力于出好书的，那就可以了。我也有点后悔，如果早两年回到北京三联，我能做更多的好书。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执掌北京三联的时候，最让大家激赏的是您推出了齐邦媛《巨流河》、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这几套畅销的文史作品。这可以算是您退休前最浓墨重彩的回忆？
李昕：出版《巨流河》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会畅销，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来出这本书，而是觉得它的价值独特，就决定出版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因为它的价值更丰富。在我退休前编过的几本书中，最重要的除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就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巨流河》也很好，但我参与编辑的程度不深，它没有很多需要和作者商量修改的东西，出版也相对比较简单。不像前两者都做了文字上的技术处理，需要跟作者沟通，相对比较复杂。关于这几本书，编辑工作主要是责编做的，我只是参与选题策划而已。
在我看来，国内文坛给王鼎钧的评价还是不够，王鼎钧真的是一个大家，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去数出中国当代散文十大家或五大家的话，那么在巴金、杨绛、沈从文之后，很快应该就列上王鼎钧的名字，我觉得王鼎钧可以是其中之一。但是，现在国内学者对他研究不够。所以，一开始我跟王鼎钧谈要出版他的书的时候，我强调不是要出版他一本书，而是要把他作为大家推出来，让文坛重新认识他。说实在的，他是一个被文坛严重忽视的大家。这种情况在如今的国内作家和海外作家之中找不到第二例。像龙应台的作品写得很好，大家早早就认识她。而王鼎钧的作品在台湾的影响力绝对不低于龙应台，可是王鼎钧的价值就没有及时被大陆读者认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在台湾就有龙应台这种影响力了。也就是说，1979年王鼎钧去了美国，他在台湾发挥影响力是在1979年以前，代表作是“人生三书”（包括 《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和《我们现代人》），在台湾青少年中几乎人手一册。可是过了三四十年以后，大陆对他好像还不是很了解。我们现在是用挖隐士的方式来成系列地出版王鼎钧的作品。简言之，“回忆录四部曲”的出版是帮助王鼎钧确立他的文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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