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 争座位文稿（局部）
近日接到中华书局历代书论校注工程的通知，并考虑接手其中几部古代书论的注疏工作。接手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有点战战兢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是一个花了精力也不讨好的事。不过，我喜欢这种学术挑战。这种校注、注疏之学，对于今日的学术研究来说，正是一种学术回归。尽管在五六年以前，我就开始了对古代书论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但一直处于零散的撰写状态，并没有专门著述，也不敢有专门著述。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十分艰辛，主要是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不扎实，尤其是对于历代误读比较多的孙过庭《书谱》、包世臣《艺舟双楫》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近几年的时间内，对于这几本并不算太厚的书，我反复读了不下30遍，而且后两本我读的是祝嘉和崔尔平的校注本，但几乎每读一遍，都对之前的理解与思考有所反思，甚至全盘推翻，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与收获。其他书论也同样如此。
我有时会自恋地以为我是此道中的寂寞者，但无独有偶，前段时间与暨南大学陈志平先生通电话约稿，问及他近况，他说现在不怎么写文章了，忙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令我为之动容。我随即马上打消了向他约稿的念头，因为我深知这种艰辛繁杂的工作是容不得半点打扰的。我不大喜欢那种动不动就掉书袋的老学究式的学问方法，但我以为，做学问恰恰需要有学究的精神。没有学究的精神，是打不好基本功的。大部分学问，不是靠嘴皮子耍出来的，甚至也不是靠讲台上讲出来的，而是靠翻书、做笔记、做校注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如果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也许谈不上什么有板有眼的学术专著，甚至拿去高校评职称都未必认可，但却是最要紧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学问。
近些年我评论文章写得少了，一般性的批评文章也少了。主要是在反思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反思自己做的功课是不是很扎实，对古代典籍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所以，有时候越读书越觉自己浅薄，越不敢动笔，对于一个学问家而言，其实是越到后来，越是需要做基本功。基本功从何而来?单就书学来说，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文献阅读与整理功夫，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读古书功夫。这种功夫，不是靠耍嘴皮子耍出来的，而是几十年的冷板凳坐出来的。
现在有些人是看不起文献阅读与整理工作的，尤其是看不起校注与注疏工作，认为那不过是摘摘抄抄的学问而已，或者是清代老学究的工作，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早过时了，而且这种学问没有多少新的学术创见。这是一种绝大的误读。学术当然要有自己新的创见，甚至没有创见，就没有学术，但所有的学术创见都来自于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基本功，学术创见等于零。所以，现在很多人动辄长篇大论，动辄提出这样那样的所谓“学术创见”，却下笔万言，离题万里，实际连最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都没能掌握到，胡说一通，然后随便拿到报刊上发表，就以为是学术成果了，其实离学术还有十万八千里。书学界此种浮夸之风甚是厉害，一浪高过一浪。
注疏之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重要体现，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学问。书法之学同样如此。书学属于传统学问中比较小的一门学问，本不是专门之学，但民国以后，渐成一门专门之学，到如今，随着书法专业的兴起和书法的职业化，书学越来越独立成一门学科。但不管如何发展，书学都离不开对古代书论文献的梳理。对古代书学论著的整理与注疏，是书学理论的重要方面，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进入书学研究的本体。而且，读不懂古代书论，也不可能在书法创作上有质的飞跃与提升。现在很多书法家乃至名家之所以越来越瞎写、胡写或跟着感觉写，就是因为没有系统理论的支撑，不去读古代的书论，以为古代的书论家都不会写字，都是瞎说。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获奖书家，当获了一两个奖之后，便目空一切，不读书，不看报，一直奉行一种“读书也未必能写好字”的理念，把古代书论抛诸脑后。有的书家也注重理论，但完全是自己随意编创的所谓理论，越过了古代书论这一基本门槛，直奔主题，动辄提出这样那样的新观点，实际多是浮泛之论，根本经不起推敲。有的人以为自己对古代书论早已烂熟于胸，以为再去搞那些校勘注疏之学，都是炒剩饭，毫无意义。古代书论我相信凡是有志于书法的人，都不会没读过，但是否真的读透了，却是要打问号的。因为，读懂古代书论，必须要具备最起码的文字、音韵、训诂这个小学功夫，如果这个功课不做，而直奔主题，那么是很难真正读懂的。自以为懂了，其实未必真懂。所以，读古代书论，其实大量的精力是要花在文字、音韵、训诂上去的，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过去，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不管你是否是专门的学问家，但没有学问，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民国有一个“文治总统”徐世昌，不但是袁世凯北洋系的重要幕僚，同时还是书画家、鉴藏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学问家，徐世昌的一部《清儒学案》，被认为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必读书。然而就是这样的人，也不会被认为是专门的学问家，甚至他自己也没把自己当专门的学问家，但不是专门的学问家，也要有学问，否则会被人轻视的。所以，徐世昌曾说过一句话叫：“吾四十始知笔法”。这句话看起来是谦虚，实际上说的却是实话。笔法对于一个书家而言，是终生的，否则也不会有钟繇掘韦诞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注疏之学何等重要呢?我单举一个杨守敬为例。杨守敬光一部《水经注疏》，即奠定了其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这部书是在清代全祖望、戴震、王先谦等人《水经注》研究基础上的又一集大成之作，但这部注疏，杨守敬花了将近半辈子的心血，其中对郦道元及前人关于《水经注》中的谬误之处一一指明。这种注疏，既是最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又有自己的学术创见，比如，他在“疏”中开篇即明确指出了《水经注》中有关黄河导源之地“积石山”及黄河发源地盐泽的错误描述，解决了历史上有关历史地理学的一桩学术公案，由此也奠定了杨守敬《水经注》研究及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地位，后来的胡适之，欲穷尽后半生之力整理与研究《水经注》，但因社会事务繁杂，卒未能如愿，可见基础性的注疏工作之紧要。
当学科专业化之后，中国传统的学问方式濒于解体，代之以新的学科化方式，而新的学科又是按照西方学术标准来划分的，即便是现在的书法学、美术学，更多的是以形式美学、哲学、图像学、解释学、现象学、语言学等西方的学科标准来研究，却脱离了中国传统最基础的治学方法。西方的这些学科和学问方法对书法有没有益处呢?当然有，而且十分重要，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张荫麟等等，实质上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了。但是，进行西方学科嫁接的基础必须是对中国传统的学问尤其是注疏之学进行深层次把握。也就是说，在进行中西学问融会的时候，必须先要解决中学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所谓的融会中西，就是野狐禅。而且，西学解决不了书法的本体问题。问题是，用文献的方法又能不能解决书法的本体问题呢?也未必能解决。文献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书法有关的书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但不能解决书法的创作实践问题。但不解决文献的问题，你连书法的门槛都进不了!所以，不能校注，不会注疏，就等于读不懂古代的书法文献，读不懂书法文献，就不要谈书学理论。当然，解决了书法理论，也不等于就进入了书法本体，但不解决书学理论，一定进入不了书法本体!
我前面为什么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很难懂?难懂的主要还不是文献的阅读，更重要是涉及笔法问题。因为书法笔法一代一代在流失，唐以后包世臣以前，少有人谈及笔法，虽然笔法对于古人而言，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我们今天来理解，便多了十分的难度。所以，书法文献和文学文献不同的是，古代书论中大部分不谈笔法，只谈美学，有的只是文学化的描述，即使有谈笔法的，也是含糊其辞。包世臣的书论，主要就是谈笔法。但包世臣的笔法，又不同于前人的笔法，包世臣的笔法，更重要是碑学笔法，尤其是六朝笔法，六朝笔法和唐以后帖学家所理解的笔法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所以，不明笔法之变异与源流，去读包世臣的书论，会读得一头雾水，甚至会骂娘。但反过来又说，你不读包世臣的书论，又如何能懂笔法呢?包世臣的书论，是清代碑学笔法的开山之作，它是对邓石如碑派笔法的理论总结。没有这个奠基性的工作，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阮元、康有为、吴熙载、吴大澂、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等等碑学家。所以，我见过十个读包世臣书论的，至少有六七个人在骂娘，骂娘原因很简单，一是认为包世臣和康有为一样，片面地尊碑抑帖(包、康等人也并非是真正的尊碑抑帖)，二是以为包世臣连字都写不好，他的理论肯定不像样。其实是根本没有搞清楚理论与创作的关系问题。如果纯粹站在创作的角度去读古代所有的书论，得出来的结论恐怕永远是有失偏颇的。
既然是读古代书论，既然是做书学研究，自然首先要站在学术的立场，确切地说是站在理论的立场，而不是单纯的写字立场。所以，包世臣字写得咋样和他的理论是否有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心理学家难道还要有心理疾病的经历吗?犯罪学学者难道一定要成为罪犯吗?军事理论家难道一定要会扛枪打仗吗?搞收藏鉴定的人难道还需要整天写字画画吗?大学中文系教授难道需要整天写小说诗歌散文吗?你可以写，但不是拿你会不会写小说诗歌散文来作为衡量你中文系教授是否合格的标准。不过话说回来，包世臣的字也不差，只不过相比于他的理论，他确实不以书法名世，原因是他把毕生所有精力都用于书学研究了，而无暇创作。
谨以此自思自责自勉，也与有志于书学研究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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