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鸟》之后，阔别十年，“80”后代表性作家张悦然推出了全新长篇小说《茧》。破茧成蝶，这是“80后”作家对历史的深切回望，这也是张悦然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到小时候在济南的生活。近日，张悦然回到山东大学，披露了创作《茧》的过程，以及对故乡、对写作的深刻认知。
第一次真正写小时候在济南的生活
活动一开始，张悦然就说，自己一直幻想着这样一个时刻，“带着与济南，与山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说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其实山大并不能算是我的母校，我在山大只军训了一个月，然后就到新加坡去读书了，但山大是我度过自己整个童年的地方，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因为父亲是山大的老师，所以张悦然从小生活在山大南院，“那时候的南院有邮局，有医院，就像一个小小的城市，平时都不太需要出门。我以前的小说，并没有写到山大或济南，以前我的小说是架空的，小说里城市的面貌也不清晰，《茧》是我第一次真正写济南，写山大，写我小时候的生活。我印象里上世纪90年代的济南，冬天，大雾，远远看去，黄台电厂的两个大烟囱就像外星人的两条腿，好像每个人都是隔绝的，都变成了孤独的茧。”
张悦然说，《茧》这部小说，最初的来源是父亲讲的一个故事，“父亲是山大77级的，此前他在一个粮食局的车队开车，当时这是一个很体面、很令人羡慕的工作，穿着制服、带着白手套，开着解放牌大卡车。父亲决定上大学，周围的人都很不理解。后来父亲写过几篇小说，但是据说因为调子太灰暗没发表，再后来搬家，那些小说的底稿也遗失了。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文革’初期，他十三四岁，在他当时住的医院大院里，隔壁楼的一个人被人用钉子钉进了太阳穴，变成了植物人，在医院躺了很多年。”
父亲说的这个故事很简单，一开始张悦然也并不很在意，但后来，这个故事却不断在她的脑海里出现，“我知道医院大院的生活就和山大南院的生活一样，是很封闭的，我就常常想，那个受害者和凶手的后代是否会相遇？他们是否会成为同学、朋友，甚至恋人？我不断地想，渐渐地，这个故事就变成了我的故事。”
真正动手写这个故事，张悦然发现困难重重，这个故事毕竟已发生好多年了，而自己对那段历史的探索还不够，断断续续，这部小说写了好几年。而小说结构的最终确立，和张悦然的一次回乡有关：“2010年我回山大南院过年，我觉得这里变化很小，我小时候见过的报摊还在，水果摊也还在，摊主依然坐在原来的地方。而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离开之后，原来的这个世界还在，在这个世界里，依然有一个童年的我存在，我离开了，我告别了一个环境，其实是告别了那个环境里的另一个自己。另一个我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在小说里，我就设计了一个男女主人公的重逢，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浪迹天涯之后回到了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遇到了从未离开过的男主人公。”
“想去看看河的上游究竟有什么”
决定写《茧》之后，张悦然回到济南，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调查，她找到济南西边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当年这个案件的档案，“我发现在我出生的时候，这个人还活着，我就是在那家医院出生的。我就想，在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中午，这个躺在病房的植物人，会不会听到一个女婴出生后的哭声，他会不会知道，多年之后，这个女婴长大成人，还会来收集关于他的资料。我想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很重要。我出生的时候曾经和他擦肩而过，如今他的故事在我的手上，我想知道当年的凶手和这个植物人的后代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走出历史的阴影的。”
张悦然虽然进行了调查、采访，并且托人从医院里拿到了档案，“但那只有一页纸，几百个字，写了遭迫害、获平反、停止呼吸这些生命印记。而在小说中，人物都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采访也很慎重，我觉得真实的力量如果太强大了，作家会在真实面前臣服。但现实中的真实不一定会成为小说里的真实。所以我不想知道真实的生活中，这个人的后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一直警惕自己被真实的逻辑控制，而虚构的权利被剥夺。所以，真实只是我创作的一个起点，我没有让真实控制我的虚构能力，我用长时间的情感投入，让虚构的人物在我的小说里生长。”
对年轻的“80后作家”而言，写作这样一个题材的难度依然在于对历史感的寻找。因为《茧》写的是父辈的历史，写作《茧》也变成一场探索历史的旅程。张悦然说：“有人说‘80后’对历史是淡漠的，但我以为历史非常重要，对历史的探索也是对自己探索的一部分，我们要通过父辈来确定我们自己的位置。对历史的看法，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就像是住在河的下游，我们看到从河的上游漂下来很多东西，里面可能有血，还有些东西可能散发着臭味，所以有些人就搬到离河远一点的地方去住了，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到上游去看看，他们认为只有看清楚了上游，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变。《茧》里面的两位主人公就是第二种人，他们想逆流而上，去看看河的上游究竟有什么，然后再来确定自己应该怎样生存，确定更有意义的价值。我们需要有去打开历史匣子的勇气，如果我们不去接近真相，那么对于历史的假的想象依然会影响后人。”
对抗，撕裂，冲破束缚
作为著名的“80后”作家，张悦然说自己曾经一度非常抗拒这个符号和标签，“说起‘80后’作家，人们就容易想起青春文学或者校园文学，这是一种误读。作家都希望通过写作区分自己和他人，没有一个作家希望与别人一样。而符号化的身份标签会让作家的个性和面目变得模糊。但是和这个符号相处多年之后，我其实又产生了归属感。我也会希望‘80后’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觉得我们毕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因此是息息相关的。”
改变因此被张悦然看成是重要的自我成长，她认为，虽然风格是一个写作者难逃的宿命，很难突破，但需要努力突破，在写作《茧》的时候，张悦然首先在语言上尝试进行突破，“我之前小说的语言风格偏向华丽和繁复，修辞性比较强，但要写到沉重的历史题材时，这种风格就不太合适，所以写《茧》的时候我就有意识进行了转变。这是一个‘换笔’的过程，其实很难，直到写完《茧》我才完成了‘换笔’。《茧》当然还是我的风格，但它的语言在完成某种转变。转变是一个作家本该做的事情，我还在不停地变化，只要不停地写，就会完成转变。”
回溯自己的写作历程，张悦然觉得初期作品的完成度不够好，留有遗憾，“当时商业出版的环境浓厚，不像西方的出版社一样会对一本书进行长时间的打(。但当时作品中一些好的东西，现在也很难写出来了。时间还是会(损锐气。当时的‘80后’写作，其实就是想发声，想对抗，想撕裂，想冲破围墙。这种发声是可贵的。每一代年轻人都需要这种对抗和撕裂，但是如今的青春文学，充满了励志和鸡汤，我不明白，难道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对抗，不需要冲破束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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