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铃（右）与侯宝林（中）
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的《杜甫研究论文集》，在第三辑中收录了蒋和森的两篇论文。文章中出现了两处编校错情。蒋和森耿耿于怀近三十年。吴晓铃说俞平伯，在干校的时候，人们都直呼其姓名，回到所里以后，再这么叫他就不答应了。只有拉长声音恭敬地叫声“平——老”，他才很热情地与你寒暄。
徐公持的文风逼肖口吻，即使不看作者署名，也能猜到为谁所写。他还有一个特点，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说，钱钟书先生没有学生，此话不妥。钱钟书的学生是董乃斌。我问董乃斌，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他说，时下攀附之风较盛，我干吗要说。刘世德是听文学史大课的学生公认的脑子最好使的老师，他讲的是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版本问题，说得特别清楚、透彻。邓绍基说：“我给王瑶先生去信，称呼他‘王先生’。我当时就想，王先生给我回信，会称呼我‘邓先生’吗？肯定不会。果然，他回信称呼我‘绍基先生’。”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结识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笔者所记6人，都是学部时期的人物）。这是一些以学术研究为生命存在方式的人，他们坚守学术的圣地，甚至可以说自傲于此，以鲜明的治学个性、知识涵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受益匪浅。
美文与考据——蒋和森和吴晓铃
蒋和森并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科班出身。1952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到新闻单位工作。但他利用业余时间孜孜矻矻于《红楼梦》研究，写了一些《红楼梦》人物论，被何其芳先生发现，便把他调入文学所。伯乐识千里马，无怪乎何其芳去世后，蒋和森“临风挥雪涕”了。
初识蒋和森，是因为我喜欢唐诗，尤酷爱杜诗，自费到文学所接受培训，想会会高人、拜个老师。较早与我相识的谭家健先生向我推荐老师说：“一位是女先生，写过《李白十论》，叫乔象钟。一位是曹道衡先生，他的学问由先秦通到宋。一位是蒋和森先生，他有两样特长——杜诗和《红楼梦》。”并说：“蒋先生还写小说，学术文章文字非常个别。”我当时便作出决定，就拜他为师了。
结识蒋和森的过程，也是我拜读他的作品《红楼梦论稿》的过程。抽空就看看，有的篇章还不止看一遍，一边看还要一边朗诵。蒋和森的文章究竟有何魔力？有人说他擅长编织漂亮的小句子，有人说他文风华丽，蒋和森自己则对我说，他像写诗那样写论文。注意，不是写诗的“斗酒诗百篇”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是写论文。我想，逻辑与美不相容，要么逻辑伤美，要么美伤逻辑，蒋先生是在这两者之间悬起钢丝走……
与许多红学家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远胜于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不同，蒋和森是纯粹意义的红学家。他的《红楼梦》研究，在20世纪中叶，影响巨大。中学生都喜欢他的论文，小学高年级学生以作文为偏爱者，也会从他的论文中受到启迪。我在文学所五十年所庆时，看了有关该所成就展示的材料，煌煌文学所，北斗泰山云集，数十部论著，必有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有人说，蒋和森靠一部《红楼梦论稿》，从实习研究员走向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导以至全国政协委员，谁有这个本事！这是他用生命中的全部感情（也包括对感情的理性判断）去拥抱《红楼梦》的必然结果。
蒋和森在杜诗研究方面，推崇冯至《杜甫传》，写过一些杜诗研究论文。我看过他的这些论文。也许是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作者的年龄有所增长，其感情的张力和文字的美味，都不如他的《红楼梦论稿》；也许是由于他年轻的时候精力、脑力透支，衰迈之际“江淹才尽”。他对我说，想写一部《杜甫十论》，但不叫这个名字，以区别于乔象钟的《李白十论》。但此论著还没有完成，他便驾鹤而去了。
蒋和森很较真儿。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的《杜甫研究论文集》，在第三辑中收录了蒋和森的两篇论文（我还记得其中有一篇题为“论杜诗的气魄”）。文章中出现了两处编校错情。蒋和森耿耿于怀近三十年，至少两次把这部书送到我眼前，让我看错情标记，“孟向荣，你看看，你看看，两处错啊，我心里真难受！”
吴晓铃比笔者在本文中叙说的其他学者的年龄大十几岁至近三十岁。刘世德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具备副教授以上资格的人才称得上“老先生”。按照这个标准，吴晓铃是典型的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老先生。
平心而论，我对吴晓铃先生的学问并不了解。听他说懂梵文，但始终纠结一件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的懂孟加拉文的夫人被国务院作为特殊专家接走保护起来，没有接他。他是搞明清戏曲研究的，据说他的《西厢记》校注和王起先生的《西厢记》校注双峰并峙。我所知道的吴晓铃，懂得版本目录之学，且嬉笑怒骂，臧否人物。
1979年夏天，国务院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普查全国善本图书。吴晓铃在燕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时的系主任董鲁安，是群众出版社当时的社长于浩成的父亲。老于把吴晓铃和他称为“黄胖兄”的学长黄肃秋请到群众出版社资料室所在地（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两杯清茶，两把扇子，一部《四库全书总目》、一部《贩书偶记》、一部《四库标注》，开始检阅、鉴定经史子集古籍。
吴晓铃教我怎样著录古籍卡片，这是有一套学术规范的。他还随书讲解一些有关古籍的常识：这是元版，字面秽浊，这是胡文焕软体字本，这是汲古阁本，这是凌闽刻本，这是清武英殿版，本子虽好，但不算善本……他说，注意仔细阅读书后的跋语，掌握版本收藏沿革，或许对本子产生的年代能有新的认识。也要注意版本钉口处刻工名字，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本子在当时的传播情况。我曾问他，什么叫蝴蝶装，他在书库里转来转去，抱出一函古籍打开说，这就叫蝴蝶装。
吴晓铃颇为严谨，他说，我鉴定宋本没有经验，赵万里先生病重，请魏隐儒来吧。于是，魏先生也来到群众出版社资料室帮助鉴定古籍版本。吴晓铃看到一本清代手抄的《麻鞋草》，说，这类书不是善本，也区别于一般的刻本，建议设“特藏”书目，将此类书集中管理。他熟悉四库分类法、杜威分类法、人大分类法、中图法等几乎所有图书分类方法，自己分类图书以便研究之用。我去过他在宣武门附近的家中，楼下会客，楼上藏书，没有让我上楼。
吴晓铃之臧否人物，始终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他说另一藏书家傅惜华，用手捂着书的上面和下面，只让查阅者看中间需要看的部分。他说“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偷题”，“我向某学者讲了我要写的文章的观点和材料，他便蔫不唧地写出来发表了。我还写什么呀。”他说俞平伯，在干校的时候，人们都直呼其姓名，回到所里以后，再这么叫他就不答应了。只有拉长声音恭敬地叫声“平——老”，他才很热情地与你寒暄。吴晓铃在干校时给友人写信，把杨绛称为“鬼子绛”。他说赵万里，“宋版虫子”（赵万里绰号）蒙我和郑（西谛）先生。我们一块到书肆访书，郑先生看上一本宋版书，赵则认为这不是宋版。事后，郑先生有所察觉，又跑回书肆看看，此书已被“宋版虫子”买走。他说刘绍棠，“我和他一块参加鸣放，年轻人说话冲，我不敢说什么，只带耳朵去了。结果他是右派，我不是。”他说胡适，“那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我问他，胡适学问怎么样？他说：“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当时我不解其意，若干年后，一位学者对我讲，吴先生可能夸胡适呢，胡适的特点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
吴晓铃一生最崇敬的人物就是郑西谛先生。他对我说：“郑先生出国访问没有回来，我哭了。”有一次，他很郑重又有点儿神秘地把一本题为《西谛书目叙录》的手稿给我看。手稿是吴晓铃特有的软圆形字体，对每一本藏书的著录后，都附丽“晓铃谨案”的文字。他一直记得茅盾在郑振铎遇难后写的悼诗。其中有“买书贪得常倾箧”句，这大致也是对吴晓铃的生活写照。还有一句“为有直肠爱臧否”，可以看作先生对弟子的影响。
吴晓铃有一位忘年交——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还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忘形友——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形成前者的原因，是章黄传人陆宗达曾为燕京大学老助教，吴晓铃毕业留校任助教，把陆先生“顶”成讲师......形成后者的原因，只能去猜：有人说，文学所的学者只懂案头文学，吴晓铃结识艺人或许是想弥补自己缺乏导演、表演实践的不足。
双子星座——徐公持和董乃斌
徐公持和董乃斌是心灵契合、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世纪之交，董乃斌再次被任命为文学所副所长，并第一次担任文学所党委副书记。有人告诉我，徐公持说，他还不一定干呢！果然不出所料，董乃斌扬帆远航。不久之后，徐公持的《文学遗产》主编易手。或许是俩人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董乃斌在上海问我：“他还好吗？”其实我也有好长时间没见徐公持了。2011年，我去上海看望董乃斌，针对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他的署名文章《文学史无限论》，徐公持也发表了《文学史有限论》一文。董乃斌说：“有限论恰恰证明了无限论。”论辩双方并非剑拔弩张，而是相互发明、相互促进。诚如徐公持所云，这是钢镚儿的两面。董乃斌称呼徐公持“老徐公持”，2014年我再次去上海，他说前一段时间徐公持到我家坐过，脑子依旧非常好使。之后，我把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高仿真闽刻本《孔子家语》（书上有徐公持撰写的前言）寄给了董乃斌。徐公持的夫人是上海人，他一度也想挈带眷属到上海定居工作，但没有办成。董乃斌只好“每依北斗望京华”，惦念着包括徐公持在内的文学所的同事们。
1989年秋天，文学所的学术秘书对我说，蒋和森是政协委员，工作忙，便给我介绍了徐、董两人为老师。当时他俩是文学所的少壮派尖子，在我心目中堪称“双子星座”。
徐公持是“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学位制度时期的研究生。他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师从张志岳先生，来到文学所后师从余冠英先生。从余冠英那里接手《文学遗产》。
徐先生给我开设了一门课：文学史史料学，讲了一些文学史上的争论。如孔子删诗、东汉五言诗之真伪、有关《洛神赋》的“寄心君王说”和“感甄说”、有关《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或成诗年代，等等。他告诉我，搞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不在于你喜欢什么，而在于你在哪个领域发现了问题，既便一时还不能解决问题，能提出问题也好，解决问题是一个不断积累完善的过程。他还说：“学术活于多元化，死于大统一。”徐公持给我布置了一篇作业“《洛神赋》与感甄说”。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材料，完成作业后他说：“文字不错。”山东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萧涤非、刘乃昌主编的《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时，向徐公持约稿，他自己写了王粲《七哀诗》，把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转给我写。他提醒道，《饮马长城窟行》所谓古辞者，或已非初作，故所咏离题；而陈琳所作反而切题，可能是后人辑录古辞与陈琳诗调错了位置。无大问题，需要讲一下。徐公持把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读得滚瓜烂熟，曾亲自签名送我一本他的大作《魏晋文学史》。我这辈子读的第二篇考据文字《曹植生平八考》就出自他的手笔（第一篇是傅璇琮的《刘希夷考》）。
徐公持的文风逼肖口吻，即使不看作者署名，也能猜到为谁所写。他还有一个特点，三句话不离本行。记得，他给学生讲文学史大课，总要痛快淋漓地讲一通《文学遗产》撰稿要求（笔者按，徐公持的笔名“徐允平”，取公允持平之意。作为期刊主编，这也是他的择稿标准）。
董先生给我开设了一门课：文学史方法论，讲的都是西方文论。董乃斌当时刚刚担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在此之前是已经被撤销的新学科研究室主任。徐公持对我讲，在文学所热衷、熟悉西方文论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指同一年龄段的人），董乃斌是第一人。
董乃斌授课的内容在后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的主要著作《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都有充分地展开。听说眼下又开始进行五年为期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他的以李商隐研究为开端的，侧重于文学史理论的发明和总结的，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叙事研究，终于又回归抒情性极其顽固的诗歌。我很想知道未来的董乃斌是怎样在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的深水区潜行的。
在文学所的学者中，我接触最多、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董乃斌。他学术视野开阔，善于学习思考、融会贯通各种东渐之新潮，从未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其实，据我所知，他还有着眼光长远的特点。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他就在想，以后做什么，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渐去做，前途预设轨迹明显。董乃斌现有的著作我全都读过，感觉他擅长分析、论证。马克思三卷本《资本论》似乎就是讲了一句话：“资本的丧钟敲响了。”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不过是把鲁迅先生对唐传奇的一句断语说清楚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也不过是告诉人们，中国文学除了抒情传统，还有叙事传统。科学研究不会停留在猜测、臆想或领悟性的结论上，科学研究的过程，包括碎片化的实证，但科学研究的旨归却永远是通过论证走向理论，再将理论转化为常识。在理论探讨中，董乃斌学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从不疑处生疑”，挑战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其批判意识足令作茧自缚、墨守陈规者汗颜。
我在和董乃斌的接触中，发现他还有一个特点：对老师、学友或学生感情浓厚，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并为此发声，形成著作便进入了学术史的领域。上海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在书中，他以人为纲，介绍了许多学术斐然可观的老中青学者。
董乃斌在20世纪90年代初，让“无所事事”的我，帮助他编纂《中国诗学大辞典》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唐代文学卷）》，撰写了十几万字的提要和题解，算是一种锻炼。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七律：从杜甫到李商隐》是他拟定的。但我没有写好，徐公持说：“杜甫到李商隐的中间环节阐述不够。”董乃斌说：“对李商隐诗的理解也有些偏差。”就这样，徐公持认为把题目缩小，改为《七律：从初唐到杜甫》即可。董乃斌有点儿不甘心，可是我却图省事，按照徐公持说的去做了。把博士论文构架，写成了硕士论文，因为本来它就是为申请硕士学位而用。记得，谭家健看了论文摘要后对我说：“写得相当好，但我问问是先有摘要后有论文，还是先有论文后又摘要。”我说当然是先有论文，再去摘要。谭家健就没有再表扬我。这里就引出董乃斌的一个治学特点：他的著作总是先有导论（篇幅长度够得上一本小书），再有结束语（篇幅长度也有四五万字），然后撰写正文。这是非常难的。就拿结束语来说，认识董乃斌之后我才知道结束语要开启新的学问。《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结束语开启了《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我曾经在十余年前给董乃斌写过一篇学述文字《天平向理论倾斜——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述论》。我想，以他的大格局的学术研究进展，若干年后，应该还有一部《董乃斌学术年谱长编》问世。
董乃斌是一位在搓板上洗衣服时都在想怎么写文章的人。他的文字清通，有时用一些生冷的词汇，例如“臲卼”。我查了一下有关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安定”，《新华词典》解释为“摇摇欲坠；不稳定”。还是《新华词典》的解释稍好。它和人们耳熟能详的形容心情的“忐忑”不同，可以形容学术状态：当某人功成名就、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遭到来自同行的强力打击，颠覆其学问、方法或人品，便进入了臲卼状态。
有人说，钱钟书先生没有学生，此话不妥。钱钟书的学生是董乃斌。“文化大革命”前，董乃斌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文学所工作。所里让钱钟书收董乃斌为徒，钱钟书很愉快地答应了，并且开始与董乃斌进行师生交往。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问董乃斌，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他说，时下攀附之风较盛，我干吗要说。我想，董乃斌应该算钱钟书的入炉而未被全程亲炙的学生。
话说“刘邓”
其实，在文学所还有一位资历稍早于刘世德和邓绍基的陈毓罴。他们三人号称“刘邓陈”，似乎“陈邓刘”的顺序更妥当。
我与刘先生也是初识于1989年。他时年58岁，肩膀上斜挎一个书包，就像四十几岁的中年小伙，风尘仆仆地来去。他是董乃斌之前的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就如同徐公持在《文学遗产》这个和谐的小集体中是一位领军人物一样，刘世德在古代文学研究室也是领军人物。在他身边经常聚拢着一些同道，我只要一去古代文学研究室，就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有一件有趣的事情：2002年，刘世德做东，请当时的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吃饭，研究《古代公案小说丛书》的继续出版问题。这位总编辑把此事告诉了在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的大学同窗。同窗十分惊讶，“不会吧，刘先生凭什么请你，肯定是你请刘先生。”当知道详情后，这位同窗好生羡慕：“刘先生是大学者，你面子真够大的。”
刘世德是听文学史大课的学生公认的脑子最好使的老师，他讲的是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版本问题，说得特别清楚、透彻。若干年后，我问他：“刘先生，开个玩笑，假如把你在监狱里关十年，你的这种以文献学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就落伍了吧。”我是有感于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他很是自信：“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刘世德又有很谦虚的一面。记得三十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的邓魁英教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文章，讲了“业精于专而毁于杂”的道理。刘世德是一点儿都不杂。他对待自己十分谙熟的小说，也扎起了一道篱笆。给群众出版社编辑校勘《古代公案小说丛书》时，他说：“白话小说是我的专项，要是还要搞文言小说的选目，我可以介绍你们去南开大学。”刘世德为《古代公案小说丛书》写的前言，文风高度口语化，这与蒋和森富有诗情的华丽表述，截然不同。
刘世德还去日本“静嘉堂文库”这样大名鼎鼎的地方坐过冷板凳。访书归来，主编了《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话本大系》等著作。他读世俗所云的“一本书”，几乎要把该书的所有版本一网打尽地检阅。我听说他主编过一部类似《四库全书总目》那样的叙录著作，但书中所收全为古代小说。他曾送我一本他的考证曹雪芹祖籍的大作。我不太懂考证，他说：“你既然编辑过森村诚一推理小说，那就应该明白，考证的思维方法和推理小说的推理是相通的。”
刘世德有长寿基因，他的父亲活到了一百多岁。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沈玉成、李思敬、傅璇琮先后作古，他则依然一年给《文学遗产》写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毫不疲倦。我想，时下六十岁退休的制度，对于刘世德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何以见得他的著述生涯不能从耄耋之年走向一百岁呢（笔者按，本文所记学者之健在者，似乎在比着来，大有生命不息、著述不止的味道）？
文学所的后生晚辈们，都很怀念邓绍基，对他对文学所的贡献有较高评价。董乃斌曾对我说：“老邓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到文学所工作，是他从母校把我招来的。”可见，早在何其芳时代，邓绍基就是具备“招人”资格的青年骨干。
我对邓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文学所吸烟室与我谈人的称谓。
文学所在20世纪末着过一次火，后来就专门辟出吸烟室，供烟枪们享受，那是个谈话范围比较宽泛的地方。邓绍基说：“我给王瑶先生去信，称呼他‘王先生’。我当时就想，王先生给我回信，会称呼我‘邓先生’吗？肯定不会。果然，他回信称呼我‘绍基先生’。”是的，古人中的发小，多年不见，可以“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但晚辈万万不能称呼长辈的名，长辈称呼晚辈的名，则显得亲切。邓绍基说：“即使是同辈人，一般情况下也不宜称名，而要称字。长辈称呼晚辈‘兄’或‘老弟’，调侃调侃，也未尝不可。如果对方是研究对象直呼姓名即可。”（笔者按，本文即按照邓绍基的说法，讲述每一位学者，只称呼一次某先生，其他地方一律称名道姓）他还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把母校毕业的较晚者，称呼为‘学弟’‘学妹’，这是不合适的，你要自谦，那是你的‘学兄’；而对母校毕业的较早者，则称为‘学长’。”
邓绍基在吸烟室的谈资，实际上触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里面的许多关于称谓的学问。或许他是用一些浅显、轻松的话题潜移默化地诱引我关注这些问题吧。我曾经完完整整地读过他的《杜诗别解》，这本书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书荒年代，是一本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他还给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通俗演义小说丛书》撰写过书评，发表在《北京日报》上。
我至今一闭眼，脑海里还能浮现出邓绍基那随和的样子和宽宽的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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