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吴亮以犀利敏锐的批评著称，风头甚健；90年代初，他转而持续关注中国当代艺术；21世纪开始，他回归文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批评，2009年起担任上海作协主办的《上海文化》主编。
2016年，年过花甲的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朝霞》，讲述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出版社将之定位为，“上海城市边缘人敏感与自觉心灵的精神史”。
上海1970
巴尔扎克笔下有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吴亮想把它变成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变成一座革命、混乱、停滞、匮乏的城市”。
那时的上海处于非常时期。受政治运动影响，许多家庭破裂,许多人因“莫须有”罪名入狱甚至丢掉生命，人们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这个曾经霓虹闪烁的不夜城，顿时成了一座“成年人的失乐园”。
学者、画家陈丹青说，“就是这样一个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被当代文学作品认真叙述过。一说上海，大家会立刻想到30年代，好像上海只在沦陷时期存在过。因为写那个时期的人太多了，左翼作家、前卫作家、先锋作家，包括张爱玲、苏青那帮人。”
而《朝霞》写得就是“没有被说出来的上海”。
不过，虽然成人失意，那是的上海却是“少年的理想国”。由于家庭单元的肢解，父母管束松散，少年的主要成长方式是逃避。借病假逃避工厂劳动，逃避“上山下乡”，逃避恋爱，逃避革命……而这一切只是他们克服挫折的一种方式。就像作家张屏瑾的评论：《朝霞》里的少年人都在积极地获得“主题感”。
陈丹青也分享了类似的体验，“这十年对成人是灭顶之灾，我们父辈和祖辈太多人选择自杀，但是那会儿的小孩真的很高兴，第一不用上学，第二没有考试，第三没有竞争。我到农村很苦，你到工厂也很苦，既然大家一样穷，那就没什么好争的。”
在吴亮笔下，“70年代”几乎等同于“前途未卜”的代名词。但即便如此，少年们都还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人人都在看书，手里全是世界名著，13岁到18岁之间，他们知道了许多国内外的文学作品。“没有流行读物、电视、网络，我一点不想说那个时代好，但是我很幸运我在那个年代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
《朝霞》字里行间弥漫着对上海的地域情感：“长乐路通向淮海中路的隐秘弄巷有许多条，老住户偏爱穿近路弯弯曲曲走弄巷，休息日稠密脚步杂沓，心无旁鹜仍然惊觉四十年前遗韵犹在。”说是虚构，但写的就是吴亮自己的记忆。
野蛮式写作
陈丹青说吴亮的文风带着他特有的强硬，“他非常锐利，这种锐利、直爽是上海书生特有的。大家对上海误解太久了，认为上海男人很刁滑，很软弱。不是这样的，上海是出流氓和书生的地方，吴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种强硬被作家格非称为“野蛮”。“从吴亮的作品里，能找到一种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力量，一种特别重要的野蛮的力量。”
作家程德培曾说《朝霞》“难读”，因为其片段式的结构性叙述没有统一的章法。全书101节，每节平均穿插跳跃式的片段约六个，总共是六百多个片段。
《朝霞》里写了大量情爱故事，然而每当写至关键情节时，故事却戛然而止，本应继续叙述的地方，可能出现一大段黑格尔语录或者马克思笔记。
格非用“乱”字来形容这种跳跃式的写作：“你可能觉得他会用这种颜色但是他没用，你觉得他会织出一只公鸡但是却不是。他不在乎传统的想法，他的线索全是乱的。有大量的线索完全可以构成环环相扣的戏剧性事件，但他没有这样做。”
读者的反馈都在吴亮的预期之内，他的解释是：“刻意的不合常规，引人瞩目的风格，可能会先招致讨厌与不习惯。但我希望打破惯例，绝不讲究古典式均衡，也不在乎阅读断断续续……”
另一个“野蛮”表现是书中的对话形式。在《朝霞》中，吴亮会把人物对话像剧本一样呈现出来，而不是杂糅到故事情节中。他甚至特意关照编辑，有时文中人物在你一句我一句讨论时，每个人说的句子后面都不要用句号，而是用逗号。“就像日常讲话一样，是不停顿的，语言都是堆在一起的。”
吴亮说他并非刻意为之，常常是脑中出现一个画面就开始写，“短一两百字，长五六百字，不断地空行，都是一个镜头推拉摇移或者一个长镜头，有中镜头，有近镜头，必须在某个地方停止。像蒙太奇一样。”
评论家写小说常是失败的？
此前吴亮一直是评论家。“前不久我到大学里开会，老师介绍我说：‘这个就是吴亮，这个就是90年代的批评家吴亮。’这意思就是说，我在文学写作已经空缺了30年，我是文学界的一个古董了。”
决定提起笔写小说，是因为茅盾文学奖得主、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敦促。他们在上海巨鹿路同一栋房子里办公。金宇澄说，吴亮肚子里有很多东西，要盯着他写下来。吴亮却有些犹豫，“听说评论家写小说一般是失败的。这是很大的风险，我怕写不好丢面子。”
因此在《朝霞》正式出版前，吴亮一直说这是一部“拒绝谈论”的作品。但是《朝霞》自发表、出版以来的讨论，他认为，或许这可以说明这是一部“经得起谈论”的作品。
“也许以后我再出现，你们不会说我是80年代的批评家了。你们会说，这就是那个写《朝霞》的吴亮。”摘掉了“批评家”这个标签，吴亮感到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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