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今年是长征结束80周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研究长征的著作《北上》。在这本副题为“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的书中，刘统将自己十余年对长征的史料研究熔铸其中，通过引述、辨析第一手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还原出了很多湮没在时间之中的历史细节。
近日，刘统在三联书店举行两场讲座，从第一手的史料之中，还原长征途中，中共党史和军史等重大历史问题。
斯诺造访延安，红军留下一批长征回忆录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其间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三军会师这样载入史册的大事件，而在一个个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背后，是无数的细节和丰富的故事。
随着历史远去，当事人去世、记忆也逐渐褪色，还原这些细节变得越来越艰难。在翻检史料的过程中，刘统发现了《红军长征记》，这本书中搜集了许多红军干部的第一手回忆资料，并且，大部分的回忆录都写于长征结束后不久，对其间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些故事流传下来首先要归功于爱德加·斯诺。” 刘统表示，除了《西行漫记》，这位美国作家还为中国留下一批宝贵的长征回忆录。
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在张学良的承诺下秘密进入陕北采访。陕甘宁根据地当时十分困难封闭，毛泽东希望斯诺能将根据地的情况传播出去，赢取国际上的支持，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地给他提供素材。
斯诺在延安采访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共产党高层，并获得了很多红军干部写下的回忆录，这些材料成了他《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的素材。但当时红军干部一共写了几百篇回忆录，斯诺走了之后，还有许多稿子没有使用。
当时冯雪峰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文化，延安方面就把红军长征记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让冯雪峰带到上海。冯雪峰原本准备将这份书稿交给鲁迅，由于鲁迅去世，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将这份抄本秘密保存下来了。
与此同时，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委托在延安编辑这些稿子，1942年，出了《红军长征记》。
朱德送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一套，后来被捐给了哈佛学社。有一年哈佛学社清书腾库存，上图的一位研究学者正好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于是把这本书复印送到上海。上海就以两个不同底本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的铅印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的历史一下就丰富起来了。” 刘统认为两个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是研究长征的重要史料，他也一直致力于还原这本书中最原始的内容。“建国后，这个本子就见不到了。因为当年编写《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什么高兴写什么，内容中有很多个性的东西，很有特点。”
长征是一次充满艰辛痛苦的求生之路
毛泽东描述长征时，曾写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刘统说，“长征绝对不是一次浪漫的旅行，而是一次充满了艰辛痛苦的求生之路。红军为了保存自己，为了不被国民党和各地军阀消灭，所以历尽千辛万苦，走入不毛之地，就是希望保存自己的实力。”
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若尔盖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用7天时间走出草地。但当时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提出“南下”打回四川。他率军再次穿过草地南下，到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沙村）开会，宣布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
刘统曾去红军穿过的若尔盖草地考察，3500米的海拔，人人都有高反，头痛欲裂、恶心难受，“所以我就知道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另一个巨大的考验是沼泽地，如今气候转暖，若尔盖的沼泽大量消失，已经不复当年的狰狞，但红军过草地时，气温非常低，露营过程中经常有寒风冰雹，加上缺衣少食，苦不堪言。
“有一次上将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问张小爱 当年你过草地你会怎样？ 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 我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觉到我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 ” 刘统特意提到这个细节，即使在草地已经退化的今天，穿越草地依然是可见的艰难路途。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后成功与陕北刘志丹回合，进入陕甘宁根据地。而张国焘、陈昌浩南下与川军争地盘失败，只好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度北上，第三次通过草地。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其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经过谈判，中共中央与蒋介石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陕甘宁边区的危机得到解决。
“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共产党才真正的柳暗花明，结束了长征的状态，最后国共合作，改编成国民革命军走上了抗日之路。”
有人觉得从长征到西安事变，毛泽东都是运气好，刘统认为这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毛泽东在陕北就是咬着牙在坚持，最坏的打算都做了，各种出路都想了，张学良最后才反过头来发起了西安事变。所以毛泽东把一条经验总结在论持久战里，被动局面何时主动恢复，往往在于坚持和努力。没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
刘统讲座现场
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
刘统曾师从王仲犖教授和谭其骧教授，是一位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学者，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接触到了一些军史党史材料，感受到党史研究中有诸多空白，才中年转向去研究长征，用古代史重细节、重考证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这段历史。
刘统在写书的过程中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写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而不是看着现在的结论回头去论证结论的合理，“当年长征的时候，十万红军滞留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谁都没有先见之明，都是在摸索。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而这些曲折和教训，不仅不会给党史抹黑，还会使人印象更为深刻，反思更多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谁，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
“从这个思路出发，有许多事情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能活下来就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跋山涉水考察过来，才能发自内心地对当年的红军产生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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