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界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天赋异禀，23岁获得博士学位，28岁成为教授。1912年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时，他还不到30岁。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反复强调“持续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这一观点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赢得了经济学界的赞誉。熊彼特成名虽早，但人生的前半段并不走运，从政、经商均不成功。1932年他定居美国，从教哈佛，学术研究渐入佳境，以《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两部著作构建出“以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两部杰作则在彰显其深厚理论功底的同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经济发展理论》；〔美〕约瑟夫·熊彼特著；商务印书馆
《经济发展理论》最早以德文发表，此后做了修订再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版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六章内容，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当然，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还是创新理论。作为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的独到见解奠定了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其主要成就。《经济发展理论》面世于一战前，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体系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内容“创新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依旧强劲，弥久如新。笔者以为，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有四点值得细品。
其一，发展不是积累而是创新（对发展内涵的拓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发展，不是人口、财富的简单积累，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也就是“创新”。他认为，现代经济生活是在“破中求立，边破边立”中成长起来的。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对国内盛行“就增长谈发展”认识的批判，又是对“打破旧均衡，实现新均衡”的积极探索。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深刻领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其二，重点在生产而非需求（对需求要素的淡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没有考虑消费者需要中的任何自发性，假定嗜好是“给定的”。他不否定“新需求产生，继而带动生产”的联系方式存在，但他认为，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这一设定使其对经济的理解偏重于“供给”，也使其与关注“需求”、倡导政府救市的“凯恩斯主义”相悖。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效力不断减弱，熊彼特的设定更适应国家的政府职能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归“生产”无疑是一个理性选择。
其三，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对创新理论的构建）。熊彼特强调创新（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他看来，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和新的企业组织。创新可以打破经济生活“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而合理地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熊彼特的五类创新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系统路径，对企业家的认识为强化企业家创新功能，发掘“企业家精神”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其四，要适应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对经济周期的解释）。熊彼特认为，创新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大有小，可以用创新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在两个繁荣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吸收的过程，经济会呈现出繁荣和萧条相互更替的状态。繁荣从自身创造出一种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求，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站在熊彼特的角度，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区分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因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让前者听任市场抉择，对后者给予支持。
需要提及的是，熊彼特理论受马克思的影响较大。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尔认为，熊彼特的研究与马克思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而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序言里，熊彼特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想法上，自己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概念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将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创新理论的本质是讨论如何提高生产力。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1883年，熊彼特在马克思辞世的那一年出生。我们不知道熊彼特通过何种途径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他对马克思的评价有目共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写道：“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
熊彼特的这段话也可作为对创新理论的评价。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熊彼特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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