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代表青春写作的“80后”作家曾经是以一个群体面貌出现的，但现在他们中有人成为了文化商人，有人完全离开了文学。而十多年来一直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辛勤耕耘的张悦然，于近日推出了她沉寂十年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茧》，被评论认为是一部标志着“80后”写作新质地和新方向的重要作品。那么张悦然这十年是怎么“破茧成蝶”的？“80后”作家关于父辈记忆、关于沉重历史是一种怎样的立场和描述呢？日前，扬子晚报记者对张悦然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采访。
“‘80后’绝不是同一个面孔，不是大家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我们不是一个团队，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追求。”
孔雀蓝长袖衬衣，外搭深蓝小马甲，手捧一本智利作家桑布拉的小说《回家的路》，端坐在上海华亭别墅咖啡厅，张悦然显得安静而高雅。那天，与记者的谈话一开始就从绕不开的“80后”打头。因为每次接受媒体采访，都会被提及这个关键词，对此张悦然已经释然，“不知该说什么，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我们。”她认为，80后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反感的标签，不是因为它被讨论得太多，而是太少。“这个标签的定义老早就稳定了，它被贴在那里没人去动。想改变这个标签，唯一的办法是我们真正去讨论它。只有在讨论中，80后的含义才会丰富起来。”她向记者一再强调，“80后绝不是一个面孔，不是大家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我们不是一个团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追求。”让她感到不解的是，“十几年过去了，尽然没有人深度去理解我们，评论界也没有人去揭开这个困惑。”
“80后”作家与“50后”、“60后”作家相比有着鲜明的不同文风，张悦然这一代，个人化的写作则成为他们最明显的标志。“我们这代人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从个体出发，表达我们对历史的感受和态度。所谓的宏大叙事对我们来说很难实现。”张悦然觉得每一代作家都会遭遇他们的困难。“困难之处，也就是挑战的所在。‘80后’也不例外，他们会面临困难，也会迎接挑战。”在她看来，也许“80后”作家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但是现在就开始失望，未免太着急了。“写作者需要遵循自己的节奏，外界的喝彩和嘘声都不重要。”
对于自己文风的定位，张悦然意识到，“我以前的写作比较沉溺于自我表达，现在更多地投向周围的世界，或者更远的时空。”今年7月，《茧》出版。此时距离她的上一本长篇小说《誓鸟》出版，已经过去十年。《茧》讲述了两个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面对父辈、祖辈纠缠在一起的历史，各自追溯真相的过程。张悦然告诉记者，为了这部新长篇，她准备了七年。为何让读者等了这么久？张悦然解释，过去密集出版的作品让她感到，自己关于青春的本能、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她甚至觉得自己在过度表达中透支了青春，“我可能需要慢下来，去补充其他生活经验。”
“我之前写作得太早了，成名也太早，深感自己脱离生活，进入一种流水线的状态。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危险很大。”
已经多年淡出读者视野的张悦然，14岁开始发表作品。19岁时获得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随后相继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到2006年，24岁的她已经是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
然而，就在最喧嚣的时刻，她却忽然沉寂。成名的压力让她觉得“和写作无关的事都是浪费时间。”各种活动让她感到空虚。“我之前写作得太早了，成名也太早，深感自己脱离生活，仿佛进入一种流水线的状态。也许这对于普通人是好事，但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危险很大。”她深感如此下去，“我靠什么写作？”
2009年，除了《鲤》系列主题书，不时写点短篇作品外，持续几年她没有新的长篇问世，外界的怀疑也多了起来，每次被人问起，她也有点回避的意思。2011年秋天，张悦然到美国参加一个写作项目，期间，她熟识了从捷克来的女作家米莲娜。只为写作辗转于各种文学营，米莲娜向她讲述了许多写作营的“浪漫故事”，她意识到作家身上脆弱、敏感的“戏剧性失真人格”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文学是一种和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我们长久地待在里面，可能变得越来越虚弱。”
回国后，她特别渴望庸常的生活，于是她开始学习做饭，养殖花卉，出去散步，去倾听、去观察。“有些职业作家会渐渐双脚离开地面，脱离实际生活，我希望外界的事情进入到我的生活里，甚至是改变我。”张悦然感到十分欣慰，“这七八年里，离开成名的原点，脚踏实地的生活，太宝贵了。”
“80后”这一波写作者，当年一起出道，有的人还在写，有的人走散了，昔日的同伴韩寒、郭敬明两人各自拥有愈发庞大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青春文学三驾马车”的张悦然，此刻如何定位自己的事业？张悦然说她毫不犹豫地坚守文学阵地，“因为我喜欢写作，因此我的职业就是写作。”她觉得这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我来说，坚持是毫无困难的，放弃才是困难的，确切地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随着年龄变化，一些“80后”作家感到不适应，对此，张悦然并没有感到过多的焦虑。她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转型，“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自己在发生变化，作品也必然发生变化。”
“回望过去，多年前自己写下的作品，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也有很多现在失去的品质，比如某种更纯粹，更炽热的东西。”
一部长篇需要写近十年，说明了作者对文学的慎重态度。张悦然感叹，“回望过去，多年前自己写下的作品，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也有很多现在失去的品质，比如某种更纯粹，更炽热的东西。”她感觉过去出书太草率了，那些青春文字留下许多遗憾。“把我那种抒情、华丽的辞藻推到了顶峰，看起来特别华美，又特别虚幻。”在她现在看来，“没有编辑介入，是完全不够的。”
张悦然认为，“80后”写作往往更多局限于自我经验，开始写作这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时，也遇到过很大的难度，最初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离我很远，但是渐渐地，很多童年的记忆和经验被召唤，注入到了这个小说里。”
张悦然说《茧》是她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一个“钉子”的故事。张悦然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里长大，父亲告诉他，“文革”时，医院发生过一件惨案，一个职工脑袋里被插入一根钉子。这根钉子插得非常巧妙，外面留下的伤口很小，也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很可能是医院里的同事做的。受害人慢慢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警察没有找到凶手。
当时听了有点害怕，不想留住记忆，年龄渐长，这个故事却好像在她心里生了根，时不时跳出来，“冥冥中有种缘分，它好像希望被我记录。”张悦然说，父亲也曾梦想当作家，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钉子的故事。她说，在文学征途上，父亲给与她很多影响。在张悦然看来，受限于自我经验，其实不只是“80后”写作者的困难，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困难。她意识到，对于每个写作者来说，都需要突破边界，去处理自己不熟悉的事，潜入自己之外的其他人。
张悦然坦陈，在写作的时候，主人公的状态和处境，牵系着她的全部感情。“至于我个人生活，并不会代入到小说之中。”所以“茧”这个名字，并非她个人的状态。不过，她也表示，“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茧里。那种困束的状态，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破茧而出，冲破现实困难的勇气。”
谈及当下的文学表达，张悦然有些感伤，“出版市场少了文学角度，多了商业利益。一方面各种莫名其妙的书大行其道，如同粗糙的习作。一方面，好的原创文学又很难出书，现在不知能留下些什么？”张悦然表示，忙完《茧》的相关活动，她会回到平静的生活中去，“我不想极度消费自己。”她透露，目前除了筹划将自己的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搬上银幕外，主要的精力还是写作，“我正在创作一部新长篇，是由《茧》延伸出来的故事，像是又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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