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 牟钟鉴【著】 中华书局
记者：《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这一书名，本身就隐含着传统与现代、守望与拓新的相互关系。两者之间，您希望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牟钟鉴：一定是桥梁和渡者。
我写作这本书，是希望能够直面当下的问题，尽量以精练、通俗的语言，将中国文化是什么及其当代价值阐释明白，希望有助于大家、特别是年轻人，走进中国文化，懂得中国文化的当下意义。
这本书是我近些年思考的一个总结，我并不期于系统完美，却可说它们是从我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内含着真诚的人生体悟。
记者：从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您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和发展前景的关注，对国家文化命运的关注。
牟钟鉴：围绕中国文化的当下价值这一主题，我试图阐明以下一些主要问题：孔子、孟子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儒学在当代如何进行理论转型，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儒学在今日社会主要应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儒学怎样推动中西文化汇通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等等。
总之，这些年，或者说我的一辈子，都是在努力用时代精神激活儒学的恒在价值，以实现明体达用的目标。
记者：本书论说的重点在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阐扬，而当下的道德滑坡确让大家心急如焚。
牟钟鉴：重建儒家道德或是救世良方。因为作为社会德教的儒家，具有广泛性、穿透性和开放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儒者，只要他愿意践行“五常八德”，而不必到某一团体去申请登记，取得身份认可。性格温和的儒家所提倡的温和主义，会使各种信仰都温和起来，这样，各种信仰就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互相包容，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记者：重建儒家社会德教需从哪些方面入手？
牟钟鉴：最要紧的是，儒学自身需要创新。儒学必须有新的理论形态，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较好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近年来持续不退的国学热，说明社会需要儒学，但儒学不能僵化，需要更新。学者要在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从理论的层面上，多角度地阐释儒家社会德教的真理性、普遍性和现代性。
记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时儒者往往是一方乡里的道德典范，今天我们重建儒家社会德教，该如何树立道德榜样？
牟钟鉴：儒家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与政府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方略是契合的。推行公民道德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腐倡廉，有效清除贪污腐败，建设廉洁奉公、勤政务实的官德，为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
社会需要民间的道德楷模，更需要官场的道德示范。如果官员只会在公众场所谈论道德，却在背地里假公济私、巧取豪夺，不仅其言行毫无公信力，还会败坏道德的声誉，出现更多的假人假言假事，使得社会道德继续滑坡。
官员掌握着权力，尤其高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接受严格的监督，取消一切特权，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制度建设的深层目标是在官员中培植廉耻之心，不仅敬畏法律，而且羞于贪渎。《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要将廉耻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
记者：有观点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儒家那一套只适合农耕经济，不适用了。
牟钟鉴：时代确实不同了。
古代家族社会依赖农耕经济，它是儒家德教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不依托于家族体系和家庭农耕，而以发达的工商市场经济为支撑，它是当代儒家德教赖以生存的新的物质基础，而儒商恰恰是将德教与当代市场经济接通的载体。
儒商有三大特征：一是以义取利，诚信为本；二是以企为家，内部和谐；三是取之社会，用于社会。儒商自古就存在，而以近代为繁盛，如晋商、徽商，以及现代中国港台、东南亚华商，皆有儒商可观业绩。大陆儒商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
儒商队伍的壮大，儒商文化的传播，能够有效消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第一、人为物役的负面效应；同时又能以企业为后盾，推动道德文化的发展，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同时也可以是道德经济，义与利可以统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企业有信用，才能长久生存和发展。
记者：通读您的书，让人感受到，作为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主导与底色的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某段时间中国主流社会排斥、批判、乃至横扫的严冬之后，依然不“死”，依然蓬勃。
牟钟鉴：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今虽还不能说是芳菲满园，却也不再是“花果飘零”，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仍然有些深受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熏染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古”现象，仍沿用“批孔”的思维模式予以抨击。殊不知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扬弃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升华，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客观辩证运动的表现；而民族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复兴，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
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文化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人们认真反思与觉解，更需要学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予以研讨和阐释，使更多的国人尽快脱出文化自卑的心理，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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