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介】
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来说，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3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与既存的研究不同，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张太原教授的新著《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中华书局2016年版）展现了一种思想史的别样写法。
该书把五四以后的思想家、政治思想、社会思潮、文化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打破了思想史研究中分门别类的传统，展现出一部多姿多彩的思想史。其中既探究了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想的传播历程，还展现了“全盘西化”“中国本位”“尊孔读经”等近代社会思潮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在作者笔下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呈现于一种联系、互动的历史情境之下。正如作者所言，后人很容易根据政争和已知的结果，使本来复杂的思想分明对垒，趋于简单化，特别是容易夸大不同思潮之间的差异，而忽略其中某些普遍的特点和意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同的思想资源，也有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甚至化为无意识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同样的学说，在此处和彼处，对于不同的人或群体，认同的程度，选取的方面，产生的效力是大相径庭的。拂去障蔽，回归本相，则可发现对立中也有“同一”。
该著之所以展现了一种别样的思想史，关键在于采用了比较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虽然作者的意旨是要“从思想发现历史”，但是其首先做的是从“历史”来看“思想”。思想不是思想家玄思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情状之中。为此，就像作者曾说的，须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回到从无到有的史事发生的本来顺序，把研究对象放在大历史的脉络中予以“立体”的透视。在此基础上，探求个体的普遍联系，分析其所连带的各个方面，揭示思想的主观性、客观性、复杂性、动态性、模糊性、矛盾性，从而把抽象还原为具体，呈现思想背后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还力图发现思想产生时的思想家的具体心态。事实上，凡是表述出来的思想大都是容易理解的，而思想产生时的心态则往往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人们言“此”时往往透露的是“彼”。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既要看其言，又要看其未言，还要看其行。对于其言，要注意其前提、时间、场合、对象和用意，言有隐曲，言有未尽之意，言有前后之变。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有时还要弄清他的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其所想的未必能做，做的未必符合所想。甚至说的、写的、做的与内心想的，都可能不一致，甚至在当时复杂的历史变局之中不少时候其内心所想也未必清楚。似是而非，可能恰是当事人的真实心态。
该著最大的一个价值即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诠释了现代中国的走向。五四时期，西方的、传统的各种思想，或显或隐地争奇斗妍，各显神通，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动荡、政党林立、军阀混战和列强欺凌。到20世纪30年代，各种思想基本上化约为三大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其实，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思想界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此前，作者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揭示了自由主义思想中激进的一面及相关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态度。而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国民党掌控下的《民国日报》《文化建设》《人民评论》等报刊为例，揭示了国民党主流舆论中的马克思学说或社会主义的传播。其中指出，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演进及社会主义的趋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等这些本来属于共产党人的理论在国民党内部也时常被提起和运用，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的理论是何等的贫乏，而共产党的理论又是处于怎样的优胜地位。由此，从思想史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何会成功。
当然，作者所追求的研究意境，各章节未必都能达到，比如第五章“全盘西化的背后”，仍多限于理论分析的层面；再如各章在形式上虽然错落有致，但也存在结构安排不平衡等瑕疵。不过该书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展示了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值得关注和借鉴。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