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7月
历经十年，钱理群最终完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卷《岁月沧桑》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钱理群继续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选择了毛泽东时代的沈从文、废名、赵树理、王瑶、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这几位作家和学者进行研究。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中心独家授权，摘发该书《1951-1970：赵树理的处境、心境与命运》这篇文章中探讨、总结赵树理与农民、农村关系要点的相关内容。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赵树理对自己的创作经验的一个总结：“我的作品的主题是在生活中碰上的”，“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好作品”，“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局中人都值得写，同样也并不是每一个参加了局面中的人就一定都能写得好。必须要做生活的主人，对生活真正关心，有感情，以主人公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到了村子里，娃娃哭了你要管，尿了也要管，这样才有真情实感，写出来的哭是真哭，笑是真笑”。
赵树理。
“农民和农村生活的主人”，这大概是可以用来概括赵树理与农民、农村关系的特点与本质的。这和前文提到的鲁迅“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的期待是相一致的，但却有着更鲜明的阶级色彩，更丰厚的历史与时代内容。其中包括五个要点。
其一，他是农民农村生活的“局中人”，而非临时下来“体验生活”的旁观者、观察员、局外人。马烽谈到他曾去过赵树理当年蹲过点的村子，发现那里“提起赵树理来，大人小孩都熟悉”，因为他在村子里，“不仅参与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务纠纷等等他都参与，而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的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聊天，也常常和喜爱文艺活动的人们一起唱上党梆子，谁也不把他当作家看，而是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赵树理所接触的农民、农村社会是一个由亲情、乡情构成的熟人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赵树理多次谈到他对自己笔下的农民，熟悉得就像家里人一样，“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他也一再强调，要“把劳动人民的事当做自己一家人的事来讲”和写。这样，他就能够把“写农民”与“写自己”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生命与写作境界。
其二，赵树理曾经说过，他和自己的家乡的农村社会，“有母子一样的感情”，“离的时间过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这样的和农民“心气儿”相通的生命的血肉联系，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赵树理的精神气质，思维、情感方式，而且形成了他的独特的价值观：他把维护农民的生存、温饱、发展，尊严、权利视为第一要务，也是自己的第一要职；把农民是否获得真实的利益，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健康，国家和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重要的标准。这一点，在1949年后的赵树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就不再多说。
其三，在前文引述的赵树理的谈话里，他提到并不是所有农村生活的局中人，都能够写好农村，关键是要做农村生活的“主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示：赵树理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并不止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感情的投入，他更是一个农民命运的思考者，农村社会理想的探索者与改造农村的实践者。有一位博士生李国华将赵树理定位为“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思考者”，是十分深刻的；这也将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重点，赵树理的创作的政治作用不仅在传扬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更有表达自己的农村见解的意图。赵二湖也提醒我们注意：“赵树理认为他是一个农业专家，不是科学上的，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专家”，“他一直在想，中国的农业以怎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最合理最能发挥效率。并且贫富之间，不要拉开太大的距离”，小说仅是“他阐明自己理想的工具”。因此，把赵树理直接视为“农民的代言人”是过于简单化的；赵树理是既在农民“其中”，又在农民“其上”，既有维护农民利益的一面，又有超越农民，由农民问题出发，思考更大更根本的社会问题与追求更高理想的一面，这都显示了赵树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革命者的本色。赵树理自称“农民中的圣人”，大概也有强调自己的立足点和思考比一般农民更为高远的意思，这本身就构成了赵树理与农民关系的特殊性与深刻性。
其四，赵二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赵树理为何写作？是文学还是农民？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去关心、关注农民，还是为了农民的问题去关心、关注写作？他作家的身份和小说的成就很容易掩盖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们看看赵树理另一类文章，或许就会以另一个角度去评判赵树理和他的小说。 ”赵二湖回忆说，“赵树理常年下乡，口袋里常装着个小本子”，本子里记着的全是关于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分配，农民生活、思想……等等方面的“问题”。“赵树理身上这种‘非文学’的因素比比皆是。他可（以）跟上打井队在山里跑
几个月。潜心研究水利问题而忘记了写小说”，“到了‘问题小说’的提出，他的文学作品几乎成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与文学的目的和功能大相径庭了”，“一篇作品写出来，成功不成功，除了文学界的反应，赵树理还有自己另外一套评判标准，那就是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在实际生活中起没起作用”“纵观他的大。赵二湖最后总结说：众化通俗化主张，为政治服务的观点，问题小说的提出，写书的长短与印书的贵贱，核心就是一个，那就是农民。 ”赵二湖将这种创作方式，称为“赵树理现象”，并且说，“在作家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这种现象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赵树理留给我们的，应该不仅仅是他的小说”。这同样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与发现。这样的以“为农民谋利益”为中心的功利化写作，与同样功利化的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合为一体的；赵树理正是这样的中国式（又是现代的）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文学”培育出来的“农民作家”，在他这里，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是合一而且可以随时相互转移的。这确实是几乎不可重复的社会历史和文学现象，却别有一番长久的魅力。
其五，这样的明确以农民为读者对象的写作，自然有许多特色。因为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只能略说几句。大概也有三个方面。
一是赵树理独特的语言贡献。周扬在1946年所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里，特别谈到赵树理“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他还注意到，赵树理“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绝不炫耀自己语言的知识”，“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人们赞赏赵树理的语言，就是因为他对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自觉运用，不仅有着“使农民看得懂”的功利目的，而且也有很高的美学品位。我在一篇讨论四十年代语言试验的文章里，谈到了许多作家对“纯净的语体文”（周作人语）的追求，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做到“俗”和“白”，“俗”即是“一般人心中口中所有的”日常用语，“白”就是彻底的白话。四十年代自觉进行这样的试验的，老舍之外，还有萧红（《呼兰河传》）、冯至（《伍
子胥》）、孙犁（《白洋淀》）、骆宾基（《幼年》）等，我特意强调，其中也“有赵树理”，他虽然有着不同于老舍等人的民间文化资源，但“在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口语基础上，创造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纯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目标与努力，却是惊人的一致”。作家邵燕祥对赵树理的语言贡献更有如下评价：“他从民族语言特别是民间口语宝库中提炼的、臻于炉火纯青的艺术语言，为母语文学留下无法替代的贡献，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现代文学的无知”，这自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二是赵树理对民间形式的提倡与运用，更是引人注目的。其实，在民间形式的背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农村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赵树理不惜将民间形式推崇到极端，不仅着眼于艺术形式的创造，更是要维护农民与农村文化的地位和权利。他始终坚持两条。首先必须承认“群众的传统能产生艺术”，并且是其他传统（无论是中国古代传统，新文学传统，还是外国传统）所不能“代替”的。农民不仅是物质生产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农民艺术和农村文化是不容抹杀的。其次，赵树理更要捍卫农民享受艺术的权利。他指出：“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因为大家有了土地后，物质食粮方面再不用向人求借，而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农村所需要的艺术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有时都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在赵树理看来，“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不仅是文化工作者的职责，更是新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关系着国家发展方向的。
三是赵树理还要为农民的美学趣味辩护。赵树理的作品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这是他根据农民和中国地方戏曲的欣赏习惯，有意为之的。因此也遭到许多非议。赵树理则辩解说：“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能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赵树理还说：“要把《小二黑结婚》写死，我不忍。 ”这不仅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士气”，更是为农民着想。赵二湖就说：“中国老百姓生活够苦了。你最后还不让人家在看戏中得到一点心理满足，得到一点心理安慰，这也太残忍了一点吧。 ”这又回到了“平凡的残忍”的命题，应该说是符合赵树理的思想的。
（限于篇幅，原文中的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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