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6年08月03日 10 版） 
《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上、下），房列曙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第一版，150.00元
所谓文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文职官员”解释为“负有政府职责的公职官员，其职责包括法庭、立法或行政”；《辞源》中对“文官”的解释是“文职官吏”；《辞海》对“文官”进行广义和狭义双重界定，广义指文职官员，狭义则专指其中的事务官。在剖析相关概念基础上，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房列曙《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系统地构建了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的体系框架。
第一编“中国近代文官制度的转型”分“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构建的依据”“晚清时期中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中国近代文官制度不能转换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原因”3章。作者指出，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构建既有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因子，又有近代外国文官制度的异质细胞。书中着力分析晚清中国文官制度改革，结合社会形势，依次展开对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及文官任用、考绩、俸禄、惩戒、培训等方面改革的论述。进而，从“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专制与吏治腐败”“辛亥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三个层面对近代文官制度被淘汰的客观史实进行理性分析。
第二编“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创立”分“孙中山对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设计”“南京临时政府文官制度的初创”“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文官制度的蓝图”3章。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国文官制度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此，作者将该编的切入点定位于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文官管理思想，肯定其对文官制度的设计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开创了我国文官制度之先河。而孙中山的文官思想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及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文官制度的设计具有重要影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初创时期，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则勾勒出了涵盖文官考试、任用、奖惩、官等与薪俸等诸方面的制度蓝图。
第三编“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共7章，集中探讨北京民国政府的文官制度，涉及文官考试、任用、考绩、奖惩、培训及官等薪俸、服务与保障等方面，使该时期的文官制度跃然纸上。例如在考察文官考试制度时，作者首先指出负责考试的管理机构——铨叙局、考绩司，其次介绍考试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典试委员会、《文官考试法草案》，并对文官高等考试、文官普通考试、特种文官考试、归国留学毕业生甄拔考试、学绩试验的推行分别进行概述，最后对文官考试制度予以综合评析。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与“文官”的称谓通用，故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制度又称公务员制度。第四编共分9章，除最后一章“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的宏观评价”，其他各章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制度进行阶段性考察，分别从考试院的设置与沿革、公务员的考试、任用、考绩、奖惩、培训、薪俸、服务与保障几个部分论证“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发展”，叙述更为具体，从而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
全书共22章，既有横向阶段性的思考，也有纵向延续性的考察。横向看，几乎每章都有一节分别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官考试、任用、考绩、奖惩、服务、培训、薪俸、保障制度的进步与局限，论述全面，脉络清晰。纵向看，全书论述有序，从晚清讲起直至民国，凸显了制度沿革的过程性，得出“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制度变革的时期；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创立、形成和发展时期，其中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草创时期，北京民国政府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发展时期”的结论。
本书揭示了近现代文官制度与治乱兴衰的关系，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
制度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认识社会动态的窗口。本书从制度的角度解读历史，既包括对制度设计的理论分析，又包括对制度实践的理性反思，对认识历史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制度的废除与创建是对现实社会要求的回应；另一方面，制度的实践又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游戏（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不言而喻，制度的设立是社会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近代文官制度的转型、现代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发展折射出近现代社会国家与个人、民主与专制、不同党派间力量的博弈。例如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中，各级各类考试都把国民党党义作为必试科目，党义不及格者无论其他各科成绩如何都不能录取，从而使文管考试制度沾染上“党治”色彩，国民党施政中的专制色彩昭然若揭。
史学研究的作用之一在于以史为鉴，激发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分析，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现实情形看，公务员考试队伍庞大、在职官员贪污腐败、部分人员不思进取等现象严重。如何选拔优秀人才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做到为民服务、为民谋利尚需不断摸索。本书不厌其烦地论述不同时期的文官制度，剖析制度的利弊及其实践成效，亦可为当今国家政治建设提供经验。例如在分析民国反腐败失败原因时，本书归纳出四点：反腐败制度流于形式，执行不力；反对特权不力，不能始终保持对反腐败的高压态势；蒋介石独裁，分权制衡名存实亡；“五权宪法”与“以党训政”政治体制矛盾。民国反腐败的成败，牵制着民国政府的命运。这也是当今国家建设、公务员管理的“警世钟”，本书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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