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无视“鸳鸯蝴蝶派”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施蛰存进行了反击。他在《“文”而不“学”》中指出，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可亲、可感的。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说：“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施蛰存在这里肯定了张恨水的小说，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而对茅盾、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鸳鸯蝴蝶派”辩护，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他说，“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正如他在《现代》杂志《创刊宣言》上声明的：“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在施蛰存看来，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现在看来，施蛰存的文学观，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
民初以来，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
包天笑，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年轻时参加科考，得秀才功名。后受西方新学影响，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在苏州联合同道，组织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创办译载政治、法律及小说的月刊《励学译编》。又创办刊登国内外、本地新闻之旬刊《苏州白话报》。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只能木刻制版印刷，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
包天笑，类似鲁迅、周作人，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迦因小传》（即《迦茵小传》），发在《励学译编》上。后他又“翻译”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有的还被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包天笑略通日语，与早他几年因“译”《茶花女遗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再由他整理润色。因此，包天笑的“译”作，犯有与林纾一样的“都不甚信实”，“任意删节原文”的毛病。如包天笑翻“译”《迦茵小传》时，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包天笑自己说，乃出于“保守旧道德”。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阿英在《翻译史话》中写道：
那进步一些的，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自然是予以原谅。那守旧的呢？起初读了蟠溪子（杨紫）、天笑生（包天笑）的翻译，是极口称赞，到这时却态度一变，不齿迦茵之为人，把她打下了九渊。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并没交代清楚“酿成文坛一段公案”。鲁迅先生之《上海文艺之一瞥》，道明其究竟：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文坛公案的。他的笔锋一转：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不再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鲁迅文中，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不对呀，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因此说“一个大进步”是张冠李戴了。鲁迅的文章，有时也不够严谨。但鄙视“胡蝶”“鸳鸯”派，也很清楚。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他以“教育小说”闻名于时。1927年，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包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战遇记》《青灯回味录》……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
在上海，包天笑出版了《上海春秋》，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醉生梦死的“社会情状”，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皆是勾栏柳巷、青楼妓馆，人物也多心理阴暗。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但多是表面罗列。包天笑自己说，盖此书之旨趣，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都市上海社会之状况，别无重大意义。可见他是清醒的。他的另一长篇是《留芳记》，以梅兰芳贯穿全书，写民国革命的史实。因内容多艳事逸闻，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上，具有某些真实性，有一定认识价值。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本文摘自《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作者：汪兆骞 现代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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