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新推出的修订版《辽史》首印10000套，在严肃出版、学术出版相对小众的现状下，这不是个小数目，况且还是比较“冷门”的史书。然而，去年九月上市的同样“冷门”的新旧《五代史》修订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卖出了10000套，至于2014年推出的《史记》修订本，迄今销量已逾五万套。
这个数目，自然不能和市面上那些销量动辄百万级的所谓“畅销书”相比，但整理、校订古籍从来是一项极为艰辛而寂寞的事业，这个销量，或可稍能安慰那些“板凳一坐十年冷”、专注闭门埋头修书的古文献从业者。另外，中华书局牵头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是个长期的国家工程，古籍不古，对图书业和读者来说，将会始终以长销书的形式存在。
这种现象不独是古籍出版，如果稍有留心，就会发现一直被认为是小众的学术出版在这两年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全面萎缩、无人问津，而是开始持续地吸附“粉丝”。随着这一种类在如何推向市场、推向大众的道路上日臻自我完善，已形成了不可小觑的品牌凝聚力。除了老牌的古籍出版专业户中华书局，还有新锐品牌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等，这些年它们不断推出国内外学术佳作，不仅口碑不俗，而且也是畅销榜上的常客。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说，现在读者素质提升，不少年轻人都愿意沉下心来读经典。甲骨文出版品牌的领头人董风云也曾在采访中介绍，甲骨文现在的读者，最小的在读初中，最大的已步入古稀之年，但还是以年轻读者居多，一般是在攻读本科或更高学位的学生、大学和民间的学者以及媒体人与公务员。这些人对高品质的读物有需求，在他们的推动下，甲骨文出品的图书销量不俗，都在几万以上，虽不能和某些畅销书比肩，但为学术出版走向市场蹚出了一条路子。
的确，从读者角度来看，阅读群体正在进行一番大换血。随着年轻读者的成长，他们读什么成了一个新选题。去年，一众“小鲜肉”作家横空出世，书商宛如发现了“90后商机”的新大陆。这种风潮迄今甚嚣尘上，但必须要看到的是，覆盖了从中学生到研究生到工作等各个阶段的80、90后，和60、70后一样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正处于一道分水岭之间，除了追求时尚休闲阅读的一批，依然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关注学术、关注严肃阅读甚至“艰涩阅读”的一批，尽管或许数量不占多数，且很容易被前者所遮蔽。特别是这一代人普遍受教育时间比较长，大学本科教育完成后，绝大部分都倾向于选择深造，硕士、博士成为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在学院里受到的长时间的学术训练，也深深影响着其走出校门后的阅读趣味。
李沁笛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她生于1989年末，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在上海教育部门工作。虽然工作内容和专业并不完全对口，但她依然保持着从校园延续过来的阅读习惯，每天读两三个小时，每月至少买两本纸书，电子书则更多。书的内容多是和从前专业相关，“专业领域内有新的书或新的观点文章，能找到的都会翻一翻，不让自己out”。这种有挑战性的阅读有时也会让她觉得“不好理解”、“吃力”，比如她最近在啃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近代史家批判》，因为若想读懂兰克就还要读懂兰克在这本书里所批判的其他史家，如圭恰尔迪尼、马基雅维利等。但正因为将此作为了乐趣，她觉得读书还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事情”，并借用最近在微博上看到的话说，“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消解自身的苦难”。
她现在还参与负责了南大在上海的校友读书会，校友们定期做读书报告并讨论，主题多样，形式活泼。从她展示给《书乡周刊》记者的活动目录来看，既有对《第二性》、《历史学的境界》等书的探讨，也有“《琅琊榜》所讲述的历史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紧跟时代又和历史专业相关的题目。她自己很推崇这种集体读书法，因为“这样能在比较懒散的时候，强制性让自己讨论并思考”。事实上，像这种读书会，现在在很多学校内、校友间，甚至素不相识的网友间都有自发开展，以严肃读物为对象，以相互交流思想为目的，只不过年轻人会选择、创造他们更加喜爱的形式。
李沁笛有好几个情有独钟的学者，如中国的高华和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等。她觉得自己对这些学者有一种“从学生时代长久以来形成的敬畏”，“一旦形成了这种敬畏，就挺难断绝阅读他们的书的习惯”。这种基于某个学者的阅读也是目下流行的方式。在社交网站豆瓣上，可以找到许多个以著名学者的名字命名的小组，如杨奎松、茅海建、罗志田、王汎森、葛兆光、余英时等。其中，一位叫做“慷慨歌燕市”的网友是“王奇生”、“王汎森”、“葛剑雄”等多个学者小组的管理员。据《书乡周刊》记者了解，“慷慨歌燕市”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博士，本科是2004级，现已在广东一所大学的历史系工作。这种年轻力量的加入，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创建学术交流平台，对于在当下纷繁多元的社会里建立一种“学术共同体”、推动学术阅读，是一件极可赞许的事情。在这两年更加活跃的问答平台知乎上，也不乏热烈而认真的学术讨论，虽是网上交流，却依然具备着一种专业精神。想想十年前，被大众热烈讨论的还是易中天、于丹等人的历史、典籍通俗读物。
有人认为，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术出版重新迎来了“盛世”。这个说法自然建立在以上诸种征候之上，但目前为止还很难下定论，因为对于这样一种小众出版门类来说，什么程度才算是“盛”，其“盛”的外延有多大，并非有一个标准，中华书局、甲骨文等也还是成功的个例。然而，学术出版开始升温，且不仅像以前那样“定点投放”专业学者、研究者，也在新一代年轻读者当中引起反响，却是一个好的兆头。下一代人能否承载起未来学术的、文化的重任，正要看我们当下所生产和吸收的精神食粮。因此，希望出版业能够对这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读者给予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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