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部丛书增编》
王云五
《万有文库》
辑补前人之遗失、补齐前人之未备、删除丛书之重复的《百部丛书增编》，日前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发行。《百部丛书增编》在《丛书集成初编》原有体例的基础上，继踵其编辑精神，以清代辑印丛书以及1949年以前的著作为主，间收小部分明代丛书，总计176部。除按《丛书集成初编》原有编辑体例，收入普通丛书（61部）、专科丛书（40部）、地方丛书（14部）以外，增收“氏族与独撰类丛书”61部，以补《丛书集成初编》和《丛书集成续编》之不足。《百部丛书增编》淘汰其中重复以及《初编》《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已收录者，实存6000余种图书，总数约20000余卷。据了解，丛书以丛书原典影印方式，以显示丛书原貌；打破传统古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按照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排序，将所有图书分为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等十大类，方便各门学科研究者使用。
在主持编辑完《百部丛书增编》之后，吴兴文有感写下《开专门研究之便利》一文。
有关丛书之实，虽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合编《儒学警悟》，左圭编《百川学海》，却均未标明丛书之名。至于名实兼备，实起于明代程荣《汉魏丛书》。而最早的编辑何镗，字振卿，号宾岩，处州卫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江西提学签事。后经屠隆、程荣、何允中辑，至乾隆年间王谟刻版时，先后凡三刻，首程荣本，次何允中，又次王谟所辑刻本。
从商业出版角度而言，我国丛书出版在明代中晚期已列世界前茅。嘉靖元年北京金台书林汪琼刻唐李善注《文选》，后刊书目广告曰：“金台书铺汪琼，见居正阳门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可见，当时已知道商业广告，并附上图书目录，结合起来有如出版社的“书系”，只是尚未定位，赋予丛书之名。《汉魏丛书》与今日的“汉译世界名著”“新知文库”“海豚书馆”等，虽取名有异，而它们的编辑旨趣其实相近，必须顾及读者需要，根据市场定位，每个出版社不只一套丛书。
至于学术价值部分，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有六：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可见丛书是一种实用的工具书。他曾如此论述“辑丛书”的意义：“由于各种书籍日益繁多，研究专门学问的人，不容易找到材料，于是在学术界很需要有聚集同类书籍，合编为书，便于诵习的本子，这便是丛书的起源。”
特别是民国时期，印刷技术的日益进步，为丛书的出版提供技术保障，尤其是西方的石版影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使图书出版周期缩短，图书价格低廉，而且可以印制彩色图片，从而为丛书出版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般而言，丛书的价格往往低于单行本的价格，物美价廉。随着教育普及，读者群迅速扩大，阅读能力大为提高，各项学科研究也日渐展开，读者迫切想了解古今中外各种知识、各种思潮和研究成果，需要大量有系统的丛书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正如鲁迅说：“（丛书）的好处是把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且介亭杂文二集·书的还魂和赶造》）由此可见，丛书不仅符合读者的需求，也提供编辑出版的方针。
王云五于民国十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面临文化市场的强势竞争，除了革新印刷技术、出版通俗读物、翻译西学丛书、引进现代化管理方式外，还认知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来的图书馆运动。他将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公开所有藏书，并出版各种丛书，以因应新式图书馆纷纷兴起的需要。
民国十八年四月，王云五创刊《万有文库》，动机是以低廉的价格让各地公私团体或大小图书馆有能力收藏一套基本丛书，以嘉惠失学的民众，或作为开办乡村图书馆或私人图书馆的开始。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来，已经选译许多世界名著，编印各类小丛书三四百种。在此基础上，加入《国学基本丛书》，初步拟编印1000种图书，汇编为《万有文库》第一集，以后继续编印，以出齐10000种为目标。这些图书均注明“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编码，让缺乏人手的小图书馆也可以轻松归类上架，为读者提供借阅方便。
民国二十四年，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并兼任编审部部长，基于介绍新知与流传古籍的目的，印行《丛书集成初编》，此事记载于《丛书集成初编目录·英文介绍》：“余近年先后编印《万有文库》初二集，于《国学基本丛书》之取材印刷，考虑在三，一以购读者精力与金钱之经济为主要条件。文库二集计划甫就，张菊生先生勉余以同一意旨，进而整理此无数量之丛书；并出示其未竟之功以为楷式。余受而读之，退而思之，确认是举为必要。半载以还，搜求探讨，朝斯夕斯，选定丛书百部，去取之际，以实用与罕见二者为标准，而以各类具备为范围。”由此可知，他的选择标准旨在普及知识，以实用为主，罕见为辅，删除丛书与丛书之间重复的部分。《百部丛书增编》继踵其精神，等它发行成功之后，予以点校分册出版，让个人能够购买。
在罕见方面，以《丛书集成初编》所收《佚存丛书》为例。它是日本天瀑山人辑，本名林衡，又称林述斋。卷首自序：“欧阳永叔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经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然所谓百篇之书，我无有之，则不知其何据，岂意度言之耶？……余尝读唐宋已还之书，乃识载籍之佚于彼者，不为鲜也。因念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于是汇为一书，姑假诸欧诗，名曰《佚存丛书》。”它成书于江户时代中期，相当于乾隆中期以后，至嘉庆之世。德川幕府以儒学治国，历经百年的生聚教养，儒风达到鼎盛。传入我国以后，阮元奏进四库未失收书，所采者有《五行大义》《乐书别录》《两京新记》等十种。除《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外，《百部丛书增编》补入晋李瀚《古本蒙求》三卷、唐李峤《杂咏》一卷两种。
但是具有学术价值，而且罕见的丛书，仍旧有不少可以出版。以罗振玉为例，他在殷墟甲骨文的整理、金石刻辞的整理、熹平石经和汉晋木简的整理、敦煌石室佚书和西陲石刻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和整理五个方面，校刻书600余种，并辑印17种丛书。罗振玉当时出版数量较少，至今重版不到三分之一。我以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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