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辽史》修订本，为辽史研究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基础材料。这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工作———既是对前人所修《辽史》的正误，也提出了后人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通过修订《辽史》，该研究领域崛起了一批接班人。
写在前面的话
这注定是一次充满遗憾的采访。一年半以前，主持此次《辽史》修订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因病逝世，永远也没有机会采访这位最该被采访的人了。
刘浦江弥留之际，曾对弟子们说，他有很多遗憾，但对于学术接班人的事情，他没有遗憾。毋庸置疑，刘浦江在七八年时间里，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此番《辽史》的修订培养起了一批青年学者。“刘老师常说，他觉得自己太寂寞了，他不希望下一代研究辽金史的人仍然那么寂寞。”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愈发理解了刘浦江所说的寂寞。太多问题，他培养的新生代还无法给出足够高屋建瓴的答案，而与他同等学力的学者，在辽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却似乎无法与他比肩……
若问二十四史中，纂修得最差的是哪一部史书?在学界，这个答案高度一致———非《辽史》莫属。《辽史》116卷，元朝丞相脱脱等奉敕纂修。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传45卷，《国语解》（即元朝史官用汉文记载的契丹语言资料）1卷。记载从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至辽朝亡国二百余年的历史（907－1125），并兼及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
已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认为，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不过，虽然《辽史》一书编纂不佳，却仍是研究辽朝一代历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史料，“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70%以上”。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进行校勘和补正。
近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第三批成果、由刘浦江带领团队承担的《辽史》修订本即将出版。据修订组统计，此次《辽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1716条，改动标点四五百处。
一、点校本出现前，《辽史》有哪些版本?
历经坎坷的《辽史》
被称为“辽史三大家”之一的冯家昇（已故）曾在《辽史源流考》中写道：“今之二十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那么，《辽史》为什么会如此饱受诟病?据《辽史》修订前言及《辽史》相关论著可知，辽代历史得以被记录，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乎并没能形成制度，也没有修订成书，可考的官修史书只有“实录”。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不过，最早的一次也要追溯到辽代第六位皇帝辽圣宗统和九年（991），由室昉等人所撰《实录》20卷，其中有关圣宗以前的历史都是追记和补修的，颇为疏略。第二次纂修是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成书的《实录》20卷。第三次纂修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所上七帝《实录》，卷数不详。所谓“七帝”，即从辽太祖到辽兴宗这7位皇帝（辽代共9位皇帝）。第四次纂修就是由耶律俨修成于辽末的《皇朝实录》70卷。但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
金灭辽后，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统间，由辽朝遗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后成于其弟子萧永祺之手，亦为纪传体史书，共75卷，但未曾刊行。金朝第二次纂修《辽史》，是所谓陈大任编纂的《辽史》，也没有刊行。历经宣宗南迁及金末之乱，萧永祺的《辽史》稿本早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或已仅存孤本。
元朝建立后，《辽史》的纂修又一拖再拖，直至元末才仓促成书。虽然修辽、金二史的提议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就已提出，在南宋亡国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直至元朝第12位皇帝文宗在位时，朝廷也只是“屡次议修三史”，却因“正朔义例之争”———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不得不搁置。后来，文宗朝的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即撇开元继承谁的“正统”问题，辽、金、宋三史各自成书，得到众人赞同。但修史之事并未立即执行，直到元朝末年元顺帝即位后的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个意见。从《辽史》纂修官名录上可以看到，此书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仅仅11个月，三史中的《辽史》就率先告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锡厚认为，元修《辽史》基本是对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陈大任的《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元人所修《辽史》虽有116卷，但每卷篇幅很短，内容简略且多有重复。而同时修成的《金史》达136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496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
冯家昇在《辽史初校》一文中提出，元修辽史“犯以下之大弊”———妄改人姓名、妄改古书、妄改断连、改译无标准、失原意、失原音、不一致、重误，导致“原本误者，使之愈误;原本不误者，亦使之误”。
几部重要的《辽史》传世的版本
千疮百孔的元朝官修《辽史》完成后，于至正五年（1345）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这一版本被后世称为“至正初刻本”，根据存世版本情况来看，此次印本应该已经失传。
刘浦江认为，至正本版片毀于元末战火，但这个印本在明初尚有幸存，明代《永乐大典》所引《辽史》依据的底本，应该就是至正初刻本，或者说，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版本。《大典》残本卷5248、卷5249、卷5251“辽”字目下收录了《辽史》本纪15卷，其他各卷中亦保存有部分纪、传、志、表的内容，以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
在明、清两代，还出现了几种重要的《辽史》版本。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是一部年代较早的本子，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存4函19册，110卷（缺卷9至14共6卷）。刘浦江判断，此本可能是根据至正本抄成，但其底本可能不如《大典》本底本保存完好，抄写时间应该早于明初覆刻本。
刻于明嘉靖八年（1529）的南京国子监本（即“南监本”），是明代中后期直至清乾隆年间最通行的本子。南京国子监从吴下购得的《辽史》，很可能是明初覆刻本。南监本校正了底本的一些讹误，可是又衍生出不少新问题，虽然在当时被读书人视为定本，但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本子。由于社会需求持续旺盛，南监本自刊行后直至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灾，二百余年间有不下十余次的修补刷印。冯家昇认为：“除元本外，实以南监较佳。”
刻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北京国子监本（即“北监本”），应该是以南监本为底本的。北监本很少校正南监本原有的错误，且翻刻时或有妄改之处，后在清代康熙二十五年做过一次全面的修版。
清乾隆四年（1739）刊刻的武英殿本，是清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辽史》版本。尤其是晚清以后有多种影印本流传于世，终于使它取代了南监本的地位，成为百衲本问世之前最流行的《辽史》读本。乾隆殿本依据北监本翻刻，但比起南、北监本来，它在校勘方面做了更多工作，校改了大量底本的错误，并在每卷末附有若干条“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不过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乾隆殿本的校勘很不严谨，有不少肆意妄改的地方。
继乾隆殿本之后，值得重视的是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武英殿本。道光殿本以乾隆殿本为底本重刻，但北族的人名、官名、地名等皆根据四库本及《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改译，这种改译本自然不可用。道光殿本的价值主要在于校勘后写成的《考证》，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引据《永乐大典》本《辽史》所作的版本校，部分条目所引《大典》今已不存。
到了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百衲本《辽史》问世，成为1974年《辽史》点校本问世之前最为通行的版本。这一版本是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诚如张元济在此版跋中所言：“是本刊版粗率，讹字亦多。”不过，由于时代较早，相对而言，这仍是一种比较接近至正初刻本的本子，也是《辽史》点校本及此次《辽史》点校本修订版依据的底本。
二、上世纪70年代，充满时代印记的《辽史》点校本
特殊年代接力点校的《辽史》
“以前的《辽史》，篇幅不大，问题极多。读百衲本《辽史》，感觉就像在读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说，直到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质量堪称上乘的《辽史》，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有考证，有标点，就有了依靠”。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介绍，这部点校本《辽史》，是由冯家昇、陈述相继整理完成的，属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的《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点校“二十四史”一开始就是“主席工程”。在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校点《资治通鉴》。此书于1956年点校完成，出版面世。1958年9月，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校点前四史。范文澜、吴晗等商议后提出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点校，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立规划，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
1959年9月，《史记》率先完成点校，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而后，为了集中力量点校各史，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把全国各地的学者们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时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翁独健统筹安排后，决定请冯家昇点校《辽史》。
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崔文印介绍，冯家昇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名非常爱国的学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满日本侵略东北，却苦于“东北是我国固有领土难以证明”，由此决意做东北史方面的研究，也因此开始了对辽史的关注。从冯家昇留下的著作来看，早在1931年，他就开始了《辽史》的校勘。在1933年9月15日写成的《辽史初校》一文中，他写道：“二年内，除今春身体不适，暂搁十数日外，余之校勘未尝一日或辍。有课时，每日校四小时，无课时，则校之竟日。白日因故耽误，深夜补之;深夜疲乏，则于翌日补之。虽因此而罹失眠之苦，然初步工作告一段落，差堪引以自慰。余质钝学浅，预定计划既未全行，而挂一漏万，亦所难免。”最让崔文印钦佩的是，当年冯家昇写成了《辽史初校》后，却发现罗继祖已经出了一本《辽史校勘记》，“冯先生竟然愿意放弃出版自己的学术成果，这对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1959年，中华书局将冯家昇撰作的《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合订成一本《辽史证误三种》出版。
当年冯家昇是如何校勘的，鉴于点校本《辽史》责任编辑陈金生已过世，如今无从获知。在1933年9月15日写成的《辽史初校》一文中，冯家昇记述了当年的校法：“（一）各本【百衲本、南监本、北监本、同文本（编者注：即武英殿本）】互校;（二）本证，纪、志、表、传互校;（三）以史之用书而今存者校之;（四）辽、金、宋、五代、高丽史互证;（五）汇考，仿王先谦《水经注》校注例，将前人论《辽史》者虽只言片语亦抄入，后加按语。”
根据中华书局1963年12月20日“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座谈会纪要”，冯家昇的自述为“《辽史》计划64年12月底交稿，但可能会拖期。《辽史》无善本，但有研究成果可以利用”。1966年“文革”开始，参与点校的学者们大多属于“牛鬼蛇神”之列，纷纷回到原单位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被迫中止。那么，在点校工作中止前，冯家昇的《辽史》点校进度如何呢?据1966年4月1日冯家昇致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组组长赵守俨函：“从四月到七月底，我打算把《辽史》从九十卷以后校完;从八月到十月，一面作补充，一面作一些校记修改。”也就是说，可能当时他还剩下26卷没有点校。
崔文印记得，1967年5月点校工作出现了转机。当时，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戚本禹指示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使用“旧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一年内完成。“让你来就是对你政治上的肯定，不让你来就是牛鬼蛇神。”崔文印说，“但是冯家昇先生没能来。”那时候，包括《辽史》在内的点校工作，多是在“谁来谁点”的“大兵团作战”中展开的。3个月后，戚本禹垮台，修订工作再度中断。
徐俊说，1967年这次点校的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这段时间政治化倾向严重，甚至连标点都要讲阶级斗争。在一份署名“第六修订组”撰稿、于1967年8月初写成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标点二十四史与目前标点有什么区别?》的文件中，整整7页纸写满了条条框框的限定。“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有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徐俊说，“所幸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后给周恩来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除前四史外，其他各史都未印出，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但当时，冯家昇已于1970年去世，傅乐焕早在1966年“文革”之初即自杀身亡，最适合点校《辽史》的学者非陈述莫属了。
陈述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翥记得，1970年，包括陈述和他在内的民族所全体人员，都去了河南省息县“学部五七干校”。到了1971年下半年，陈述突然被调回北京。他揣测，可能是翁独健与“二十四史”点校总其成的顾颉刚商议，请陈述回京继续冯家昇从事的《辽史》点校工作。1972年，刘凤翥也回到了北京。197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从距离中华书局点校组不远的设在考古所院内的科学院社科图书馆出来，正碰上陈述。陈述问他：“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所内仍在搞运动，我偶尔借故来图书馆看点契丹文字的资料。”陈述说：“我可以跟中华书局说一说，你干脆来中华书局跟我一起点校《辽史》吧。”他说：“我被办了‘516’学习班（即516嫌疑人），按规定不能出所搞业务。”刘凤翥说，所以当年陈述如何校点《辽史》，他并不知情。
当陈述在点校《辽史》时，崔文印恰在协助张政烺点校《金史》。不过，对于陈述的点校经过，他也知之甚少。也许是特殊年代自我保护的习惯，他记得，当年只要有人进办公室，陈述都会中断工作，迅速把桌上的笔记、校样全都收起来，“跟我们都嘻嘻哈哈的，但就是免谈业务”。
从点校本《辽史》的《出版说明》可以了解到，陈述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当时的点校工作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遍。陈述很早就发愿写《辽史补注》，而点校《辽史》，促进了他这一工作的最终完成，《辽史补注》一书将由中华书局于明年出版。
刘浦江认为，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辽史》点校本的局限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人们公认《辽史》点校本的质量颇高，但它毕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仍有不少局限性。
比如，点校本《辽史》以所谓“工作本”的方式校勘。崔文印记得，当时复印是件“奢侈”的事，点校都是用原书，冯家昇从一开始就用了1931年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辽史》原书进行点校，这本原书就被称为“工作本”。到了1967年5月“大兵团作战”时，编辑们依然用了这本“工作本”。“本来冯先生已经点校了，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后继者就在‘工作本’上改来改去，结果越添越乱。”而且，点校《辽史》是政治工程，对点校者来说，既是无偿劳动，又是集体作业不署姓名，无法追溯责任，有的部分点校质量确实一般。
再如，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且大多不出校勘记，有令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在1971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中，第二条为：“用几种主要的本子互校，择善而从。互校各本间的异文，除文义出入较大，非加说明不可的以外，都不作校记。”本次修订点校本《辽史》的多位修订组成员表示，这给他们的校勘工作平添了许多麻烦。在具体点校中，他们发现原点校本的“工作本”概念并不严格，有的以百衲本为底本，又有不少地方似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崔文印认为，当时点校《辽史》就是“自认为哪个版本的内容好就用哪个”，这种“不主一本，择善从之”的整理方式，对于文字校改的主观性比较强。而且，多种版本的《辽史》对校却没有校勘记，失去了文字源流。再加上当时的点校者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体例，有的校勘记写了参考哪本书，却没有写具体卷次，“有的书有好几千卷呢，当时不写后面查都查不着”。
另外，点校本《辽史》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吸收得不够充分。崔文印说，在1971年反对“烦琐考证”的旗号下，不能过多地进行考订。当时主要使用的是陈汉章《辽史索隐》、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张元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等著作，但也只是略加参考而已，不能大量吸收。此外，特别是这半个世纪以来，契丹文研究的长足进展和大量辽代石刻、墓志的发现，都为修订《辽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当年受各种限制留下了不少遗憾，现在又具备了新的条件，《辽史》是该修订了。”崔文印说。
三、本次《辽史》修订的前前后后
修订前做了哪些准备?
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以及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2007年，中华书局全面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为包括《辽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升级”。
徐俊介绍，“二十四史”诸史篇幅不一，此次修订采取的方式是由中华书局选聘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的相关专家学者担任各史修订项目主持人，再由各史主持人自行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具体工作，共同承担修订任务。早在2005年着手筹备“二十四史”修订之初，他就拜访了蔡美彪，谈到辽金史修订，蔡美彪首推的就是刘浦江。
“如果浦江不做《辽史》修订，那就没有第二个人敢接了。”刘浦江的同事、主持“二十四史”《晋书》修订的罗新说，刘浦江以文献整理见长，这使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就声名在外，“可以说，就文献学训练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做断代史的人有浦江的水平”。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的团队组成不同，刘浦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组成员并没有什么“大腕”，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学生。罗新记得，2006年，他和刘浦江差不多同时接下了“二十四史”的修订任务。当时，刘浦江告诉罗新，他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他认为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我对浦江说，这么做会很慢，你打算花多少年完成修订?浦江说，二十年。”
“不过，‘二十四史’各修订组的主持人，大部分都没打算让研究生承担太多工作。”刘浦江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说，一来担心学生学力不够，会出现断句标点失当、校勘遗漏或失误等问题，可能需要主持者“返工”，拖延时间;二来顾虑有的老师只是挂名，由学生“包干”各块“工程”，那么修订质量就很难保证了。但刘浦江从始至终就决定多依赖学生。“浦江不是‘包工头式’地把《辽史》按卷分派给学生，而是‘手把手’地逐字逐句地带学生研读，且不断查验。虽然这样他自己很累，但学生对辽史的认识，绝不是一般课堂上学到的那些。”
“虽然修订《辽史》的全是学生，但因为刘老师很注意方法，而且从最开始就为这次修订工作打好了基础，所以修订工作一直都能按计划推进。”本次修订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苗润博说。在刘浦江办公桌旁的书架里，有三本厚厚的册子，苗润博介绍，这是2007年刘浦江组织学生进行版本调查、资料收集等前期准备工作时，让硕士研究生高宇编订的。
这三本资料，一本是《〈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苗润博说，《永乐大典》所引《辽史》明显优于传世诸本，具有重要的文本校勘价值。《汇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栾贵明编著的《永乐大典索引》提供的线索，将现存《大典》影印本全部翻阅一遍后，摘出所有《辽史》引文，单独复印汇集成册。这样，《辽史》各卷哪些在《大典》中有相关引文就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汇编》还编制了卷目索引，易于查找，为后期版本校勘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二本资料是《辽史勘误》。徐俊说，如何统一把握参与修订者在资料获取上的均衡一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但怎么做却没有明确方案。他记得，早在2007年10月讨论修订方案时，他就看到了高宇整理的《辽史勘误》，250多页的内容收录了62篇1942年到2007年间散见于报刊、文集的论文、札记。更关键的是，各篇文章中涉及的诸校勘点，都按照《辽史》卷次的顺序一一标示出来，注明页码，统编为《辽史各卷勘误索引》。这样，每个参与修订的人，都可以由此几无遗漏地掌握前人对某一校勘点的意见，而且各卷点校者可以按图索骥，快速找到应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避免遗漏和重复劳动，节省了很多时间。而且，这一《勘误索引》还可随时增补，不断完善。“我由衷叹服浦江的方法和工作成效。后来，我们向各史修订组推广了这个做法。”
第三本资料是《辽代石刻新编》。苗润博说，辽史研究传世文献匮乏，各种金石文献著录以及不断发现出土的辽代石刻，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刘浦江让高宇彻查明清金石文献、地方志以及近年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此前陈述编著的《全辽文》、向南编著的《辽代石刻文编》等书中没有收录的辽代汉文石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高宇还根据拓片或录文将新出辽墓的文字输入电脑，形成了电子版。而且，每篇都有前人的研究解读、相关的参考文献，便于修订组检索查阅。
“这三项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献学训练。”本次修订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曹流说，刘浦江给每个学生安排工作时，很注意结合每个人的特点，“高宇师弟非常细心，也很沉得下心，交给他做资料整理确实最为合适。”他记得，刘浦江为改善学生生活，点校每卷《辽史》都给予学生相应补助，而高宇除点校《辽史》正文外，还负责整理资料集。刘浦江在听取他们几个学生的建议后，很快为高宇增加了补助。“点校《辽史》确实很苦，但现在想来，仍然很庆幸自己参与了这个工作。由点校《辽史》凝聚起的师门友谊，建立起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类似学术共同体的存在。”
“严刑拷打”下的读书课
“让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修订工作显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刘浦江率领学生团队做点校，应该说达到了一流水平。”刘浦江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说，一来刘浦江自身学术标准明确，专业水平过硬，规划严密周全;二来这些学生经过严格训练，基础普遍比较好，对于国内外学术史了然于胸，学术水平有保障;三来中华书局的审稿专家水平精到，把关严格。“这次修订可以说是‘复合结构’式，把对文献的阅读、研究和校订结合在了一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带出了一个学术团队。”
从始至终参与本次修订的修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邱靖嘉说，刘浦江一直在摸索让学生出高质量点校成果的途径，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辽史》读书课的机制———自2007年5月以来至《辽史》点校结束期间，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雷打不动地成为《辽史》点校读书课时间。他记得，2007年5月19日，刘浦江及其门下6名学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大家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刘浦江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后来，参与读书课的不仅有刘浦江的学生，还有一些可能被吸收到修订组的人员，比如苗润博还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读大三时就是读书课的成员之一。随着人数的增加，办公室坐不下了，读书课就换到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开展。读书课最多的时候有10来个人参与，包括个别其他学校和专业来旁听的研究生。
在读书课之前，刘浦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学力水平和研究兴趣进行分工。此次修订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赵宇记得，2012年，他刚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考入刘浦江门下时，刘浦江只是让他做版本校，就是找几个不同版本的《辽史》在文字上有什么差异。“连着几个星期，整天就在做这个工作，我有些困惑，一时尚不能理解老师安排这种训练的用意。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刘老师的苦心，我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他是在帮我打文献学的底子。”赵宇说，过了一阵子，刘浦江就给了他几个需要考证的问题，让他独立完成。再后来，才把《辽史》中的具体篇目交给他点校。
“让谁点校哪一卷、什么部分，刘老师都是出于深谋远虑的规划。一般都会和学生的研究兴趣、毕业论文方向等紧密结合。”本次修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陈晓伟说，在读书课上，按照《辽史》卷数的前后顺序，分到具体点校某卷的学生就是当天的主讲。在讲课前，主讲人要把点校中遇到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发邮件给刘浦江和所有与会同学，让大家提前准备。研读时，主讲人坐在教室第一排最中间的位子，刘浦江一般坐在与主讲隔了条走廊的左首位，别的学生就围在主讲周围坐。读书课开始，主讲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为了防止主讲的电子版有误，刘浦江还专门安排另一个同学拿着原点校本《辽史》进行监督。如果主讲读的和原校本不一样，监督者就会立即指出主讲的讹误。主讲每念一段，刘浦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而后，主讲将句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的内容与大家进行商榷。有的问题可能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如果读书课上无法解决，就把此段标黄，由点校者课后再去补充材料，在下一次读书课上继续讨论，直到所有的标黄处都消除。他记得，最久的一次，一卷《辽史》竟读了两个月。
“读书课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互相指正不留情面。特别是刘老师发问，简直是‘严刑拷打’。我们开玩笑说，应该让刘老师点校一卷，看我们怎么‘炮轰’他。”陈晓伟说，所有人的观点只要能够言之有理，无论与谁持不同意见都可以讲出来。哪怕是入门最晚的两个师弟，在讨论时也会与刘浦江据理力争。“这么做一是培养我们扎实的学术训练，二是培养我们的批判精神，而且刘老师自己也敢于对前人成说提出质疑或追问。”比如，自清代以来的前辈学者早已考证，《辽史》卷八九《杨皙传》和卷九七《杨绩传》系一人两传，但刘浦江在读书课上仍追问杨皙、杨绩两名迥不相同，究竟孰是孰非?陈晓伟受命进行考证，最终在2011年新公布的辽大安五年《梁颖墓志铭》中，发现了“故守太保中书令杨公皙”一句，为此人本名作“杨皙”提供了一条关键证据。后来，他还撰写了论文，分析了导致一人二名的可能原因，大大推进了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我们对待这次点校是以古籍整理的最高规格进行的，每个人都是百分百的认真，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崇高的事。点校时，如果因为自己忽略了某条史料，导致错误，那真是要脸红的。”陈晓伟说，“潜移默化中，也培养起了我们的学术担当。”
邱靖嘉说，为了经得起这番“严刑拷打”，主讲者必须做足功课。此次修订分为版本校、本校、他校等多种形式。首先是版本校，就是在由中华书局统一提供的大字本《辽史》上，将不同版本呈现的文字差异，分别用代表各个版本的红色、蓝色、橙色、咖啡色、深绿色的彩色铅笔标示出来。这次修订刘浦江选择百衲本《辽史》作为底本，并选定《永乐大典》残本及此前较少关注的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为通校本，另以明南监本、北监本及清乾隆殿本为参校本。版本校之后，各卷点校者就要对本卷内容进行本校和他校工作。所谓本校，就是《辽史》内纪、志、表、传各部分之间的内容互证，辨明本书记载的异同。他校则要广阅群籍，将其他宋辽金元文献及汉文、契丹文石刻材料中的相关记载都拿来与本书参校。
苗润博记得，刘浦江常说，辽金史研究的材料本来就少，小的断代史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一要“瞻前顾后”，二要“左顾右盼”。所谓“瞻前”就是从魏书、两唐书、两五代史等前代史书中发现资料，“顾后”就是在金、元文献乃至明清方志中找到突破口;“左顾右盼”则是要充分重视宋、高丽等与辽同时代的政权的相关记载。换言之，就是研究辽史不能只看《辽史》，而是要尽量突破断代史的藩篱。经过统计，此次修订过程中，修订组统共用过339本参考书。
在这次的参考书目中，有一本元人王士点所著的《禁扁》，这是一本相当冷僻的书。苗润博介绍，“禁扁”的本义是建筑的飞檐，《禁扁》一书的主要内容是记录历代宫殿名称，其中的辽代部分就抄录了历朝皇帝的斡鲁朵名（汉译为“宫”）。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指称辽代皇帝时用的是一套以一字简谥指代皇帝的称谓系统，这在现存的历史记载中极为罕见。《禁扁》成书在元末修《辽史》以前，卷首《引用书目》却已有《辽史》一书，苗润博认为，此当为金人陈大任所著《辽史》，此书在元代仅藏于翰林院（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而《禁扁》恰恰是王士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所作的。据《禁扁》记载，结合《辽史》、辽代石刻及其他王朝的谥号制度，苗润博对辽代谥号进行了全新的考察，并揭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可能直接采用汉朝谥法，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有些文献看起来与辽史毫不相关，但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或许里面就有解开辽史之谜的旁通之道。这也是刘老师希望我们做到的。”
“从2007年5月开始上第一节读书课，到2013年6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我们竟读了整整六年。但读书课对我们来说，毋庸置疑是锻炼价值最大的一个环节。”邱靖嘉说，各卷点校修订者在研究中，不仅要对文字内容仔细审读，辨别诸本异文之正误，纠正标点断句，还要结合本校与他校，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尽量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半文言体校记或校勘长编。有时，一条比较棘手的校勘记他们都要通读打磨15遍以上，以求以最精炼的语言表达。“这样几年下来，经过一番严格的学术训练，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基础，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
修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康鹏记得，刘浦江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说：“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遭遇变故仍按时完成的《辽史》修订
“《辽史》修订本的质量有目共睹。特别是修订组主持人刘浦江于2015年1月6日因病去世以后，这个绝无仅有的全靠二三十岁年轻学者、学生组成的二十四史修订团队，没有显现出一丝一毫的集体工程的弊病。”中华书局修订版《辽史》责任编辑王勖说，《辽史》修订工作自2007年5月至2014年8月，前后历时七年告竣。此后，《辽史》修订稿又经过一年多的审订、修改和校阅，其间遭逢主持人刘浦江病逝，但没有影响整个校审出版进程，《辽史》修订版在本月按时推出。
邱靖嘉说，2013年，经过六年读书课的集体讨论和刘浦江的严格审定，《辽史》各卷的修订已基本定稿。但由于这些修订稿是集体出品，校记撰写的体例不完全统一，而且整个分卷点校工作持续了六年，再加上后期研读时又常常会对前期所读各卷的校记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还需经“大手刊定”（此据《王师儒墓志》“国史非经大手刊定，不能信后”），也就是对全书进行统稿，把各卷文字校勘、标点修正及每条校记、校勘长编重新梳理一遍，统一体例。
“这项繁重的任务，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独自承担的。”邱靖嘉说，就在这时，刘浦江的身体渐显病兆，每况愈下，在2014年4月确诊为淋巴癌晚期，“先生并未因此消沉，病魔的侵袭反而使他催生出加紧完成统稿工作的愿望。”
“在我的印象里，浦江一直在从容不迫地做《辽史》。”罗新说，“哪怕是在罹患癌症以后，浦江也是有条不紊地继续修订工作。”
刚开始化疗时，刘浦江曾告诉大家，《辽史》的统稿工作不用去图书馆，他可以在家接着做。于是，在第一次化疗回家休养期间，他完成了约五十卷《辽史》的统稿。之后的两个化疗周期，他虽然体力渐渐不支，但仍继续勉力工作，遇到比较棘手或有疑惑的问题，就通过邮件或电话与学生们讨论，反复斟酌校记文字。邱靖嘉记得，关于卷一六《圣宗纪七》太平二年的月日错乱问题，刘浦江在2014年5月30日至31日两天之内，先后给他和康鹏发了数封邮件再三商讨，最后才达成一致，定为校记。
“得知刘老师病重，我们虽然心里急，但谁也不敢催他，甚至都不敢跟他提《辽史》修订的进度。”王勖说，她没有想到，2014年7月22日，就收到了刘浦江发来的《辽史》修订稿共116卷，“每卷都有校勘记和点校长编两个文件，质量很高”。很快，中华书局就约请了蔡美彪、刘凤翥、王曾瑜等多位专家外审。
在等待审稿意见期间，刘浦江又着手准备修订凡例、前言及引用文献三个文件。其中，引用文献由邱靖嘉代为整理，而凡例与前言还是由他自己执笔。就在《辽史》修订稿交稿两天后，刘浦江便将他草拟的《修订凡例》发给修订组征询意见，随后又做了若干补充和调整。
“2014年11月18日，我收到了《辽史》修订前言，写得非常准确、洗炼。前言能够在我们编辑部一次通过，是非常难得的。”王勖说，《辽史》修订版的前言，需要对整部《辽史》的编纂过程、内容体例及流传情况做全面的研究和通盘的把握，“这样的工作强度无异于写一篇专题论文”。尽管刘浦江的病情有所反复，甚至一度出现肺损伤的症状，但他仍利用化疗间隙坚持写作，并让学生代为核查材料，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修订前言。此后，他又征求修订组意见，对这篇前言做了一些补充修改。“前言、凡例、引用文献都收到，等于我们已经收到了完整的《辽史》修订稿，意味着在稿件方面《辽史》没有留下棘手的难题，而且一切都在原定时间内完成。”
就在刘浦江提交前言后不久，中华书局将第一批送审《辽史》样稿的反馈意见交给他。邱靖嘉记得，那时候刘浦江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但他对蔡美彪、刘凤翥两位先生指出的修订稿问题非常重视，几天内就将两份审稿意见清理了一遍，并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题列出来，让大家发表意见。12月4日晚，他给大家发邮件写道：“各位，我把大家反馈的意见做了一个汇总，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诸位的学力及学术判断力。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意见比较纷歧，等中华书局把所有审稿意见发来之后，我们有必要在读书课上将有纷歧的意见讨论一下。”没有人想到，这时距离刘浦江去世只有一个月。
从2014年12月以后，刘浦江的病情反弹，肿瘤复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无力继续伏案工作，但他仍对《辽史》审订念念不忘。就在离世的半个月前，刘浦江还给邱靖嘉打电话，讨论耶律俨《皇朝实录》的流传过程及《辽史》的史源问题，并说等来年春天做完第二次干细胞移植身体恢复后，要来参加读书课，跟大家一起讨论《辽史》审稿意见。
“到了2014年最后几个月，刘老师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他在托付后事的感觉。”王勖记得，当时刘浦江对她说，修订组成员中，邱靖嘉从始至终参与了《辽史》的修订工作，对情况最了解，今后有关《辽史》的后续事宜，都由邱靖嘉负责。
邱靖嘉说，病危之际的刘浦江，还在交代他和康鹏、陈晓伟、苗润博等人，将来返回的稿子要怎么修改，哪些地方需要补充完善，哪里需要详细修改，一字一句都嘱咐得很清楚。并且，他还叮嘱修订组将来要把《辽史》修订校勘长编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学界利用。
2015年1月6日，刘浦江与世长辞。此后关于《辽史》修订的所有工作，全都由修订组完成。“因为前期没有其他老师参与，所以到最后环节也没有人可以指导，全靠浦江的学生们自己完成。”张帆说。
根据王勖提供的资料，2015年5月11日，编辑组完成全稿的审稿工作，并将有关意见反馈给修订组。经过修订组的反复讨论，6月26日，又将最终意见返回给编辑组。8月14、15日，修订组与外审专家在定稿会上解决最终的争议问题。9月28日，修订组交来定稿，《辽史》正式进入编辑加工环节。12月17日，《辽史》交至排版公司。今年2月2日，《辽史》校样交给修订组做最后审定。邱靖嘉说，为保证出版进度，2月21日，几位修订组成员从上午9点持续干到次日凌晨2点，一直在处理样稿的问题，并于2月26日返回了最后的审定意见。3月28日，《辽史》下厂印制。“能够按时出版《辽史》，是对刘老师最好的纪念。”王勖说。
说到对此次《辽史》修订是否满意，陈晓伟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问题，还是交给时间来检验，至少等三五年后请真正使用它的人来评判吧。”
此次修订有什么突破？
参与《辽史》修订版审稿的王曾瑜认为，史书修订的目的，一是提高准确性，二是方便后人研究使用。对于此次修订，王曾瑜给出的评价是：“这次修订是一次‘集大成’的整理，下了‘水滴石穿式’的功夫，使点校水平上了一层楼，可以成为辽史学科的基本参考书。这次的《辽史》修订版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将来再要超越，肯定难度更大。”
那么，此次修订有哪些突破呢?记者在与修订组沟通的基础上，将方方面面的回答汇总概括如下：
第一，改“工作本”为“底本式”整理方式，把握好校勘尺度。根据中华书局拟定的“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总则，其中有一条明确要求：“修订本的校勘重点在文字校订，不在史实考证，要严格区分‘校史文’与‘考史实’的界限。”一般来说，古籍整理的目的是尽量恢复古籍的原貌，而非以他书校订史实。
康鹏认为，本次修订的校勘理念与以前不同：“本次修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量恢复元代史臣所修《辽史》的原貌。”比如，这次修订充分重视《永乐大典》整卷抄录的《辽史》，这主要是因为《永乐大典》所引《辽史》最接近至正初刻本原貌，而且一般来说，整卷抄录者会较为忠实地照抄原书，讹误较少。这是原点校本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再如，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严格以百衲本《辽史》为底本，重新覆核全书，对于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对于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修订组会尽量校改。但如果是原作者的错误，修订组一般保持原貌，不做修改。这样处理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今人误解、改动而衍生讹误。还有，在处理原点校本的标点时，修订组的原则是尽量予以继承，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对于原本的校勘记，如果有新资料、新研究成果的出现或者与现校勘体例不统一，修订组则对原点校本的部分校记进行增、删、改。
王勖感到，《辽史》的修订体现出刘浦江团队的文献校勘功底之强。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每卷的校勘记和校勘长编区分很严格。“很多校勘长编很珍贵，但不一定适合写成校勘记。”她说，校勘记是附在《辽史》每一卷的末尾，而校勘长编不随《辽史》出版。目前，《辽史》中涉及辽金史上的重大问题，或关涉《辽史》原文记载正误的内容，修订组才写成校勘记;如果《辽史》所记虽有疑问，但因史料缺乏无法彻底解决，则不出校。“修订组能够在出校和不出校问题上严格把控，愿意割舍一部分自己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他们的学术风范。”她同时表示，此次修订的校勘长编质量颇高，经王曾瑜等外审专家建议，待《辽史》修订本正式推出后，修订组将对长编再行整理，单独出版，以便学界利用。
当然，对于外审专家对校勘记提出的不同意见，中华书局在最后定稿环节也很审慎。“如果专家有充分的理由，并且非常坚持的话，我们会与修订组商议修改校勘记。”王勖说，比如在卷三末的第二条校勘记，写明了史书对册封耶律阿保机第三子耶律李胡为“皇太子”或“皇太弟”的不同记载。原本在此之后，有一句可参考某篇认定“皇太子”与“皇太弟”中只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论文信息，但由于刘凤翥用其他资料反驳了这个学术论点，最后这句话在校勘记中被删除了。
第二，修订组注重利用传世文献及出土石刻资料进行他校，并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从《辽史》修订前言来看，此次修订的凡例之一是“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同时注意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
参与审定《辽史》修订本的张帆认为，虽然辽史资料匮乏，但通过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仍然可以取得新的成果。就传世文献来说，以前苦于查阅不易，现在有了电子检索，大大提升了获取资料的便捷度。而有关辽代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历年出土的辽代墓志，更全面、细致、准确地反映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这对于《辽史》校勘中一些疑难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比如，修订组由此厘清了一些《辽史》人物的世系。《辽史》所载太祖阿保机伯祖父帖剌的世系淆乱不清，清人钱大昕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对比《辽史》诸处记载后，认为《辽史》中的帖剌、蒲古只、匣马葛“盖一人三名也”。原点校本采纳了钱大昕的这一说法。然而根据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故耶律氏铭石》及汉文《耶律羽之墓志》，有学者发现，帖剌实为蒲古只、匣马葛二人之父，蒲古只为匣马葛的长兄，修订组即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关树东认为，除了出土文字材料之外，修订组还善于利用其他文物。“令牌、壁画等都为辽史的研究提供了多重证据，成为修订组校勘的旁证。”比如，在记载辽代宫卫、部族组织及其游牧生活的《辽史·营卫志》中，有关于辽代皇帝四时捺钵（契丹语“行在之所”、“行营”的音译）活动的描写，如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用海东青（一种鹰类）捕天鹅，并接见各部落长。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族墓葬中，有一幅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画，正绘制了这样的场景。
在多位学者看来，新成果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利用了契丹文字判定疑难字形。刘浦江曾说：“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研究契丹文已50余年的刘凤翥说，用契丹文字研究辽史，刘浦江开风气之先，这也是他在辽金史领域的贡献之一。契丹文字是已经失传几百年的“死文字”，历明清无人识。从1922年发现第一方契丹字哀册以来至1982年，不过才出土了9方墓志之类的碑刻。但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40方含有契丹字的墓志及其他碑刻材料不断出土，成为辽史研究可以利用的新材料。而且，在陈述整理《辽史》的年代，契丹大字几乎一个不识，契丹小字也只认识70多个字，通过包括刘凤翥在内的学者们的努力，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2004年，刘凤翥应刘浦江之邀，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设了一学期的《契丹文字研究》课程，康鹏等修订组成员均受益于此。以此为契机，后刘浦江陆续让学生搜集整理契丹文字石刻，终于2014年编纂出版了《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一书，为《辽史》利用契丹文字资料进行他校提供了极大便利。
对今人学术成果的充分利用，也是本次修订的一大特色。关树东说：“辽史研究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他记得，1979年以前，研究辽史的文章加起来只有200篇，而从1990年开始，一年研究辽史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这些都为修订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次修订组在校勘时，连去年12月新出版的书都用上了。
第三，是通过对书中某些校勘问题的研究考察，对元修《辽史》的编纂过程及其史源有了新的认识。在前言中，刘浦江写道：“前人多以为元修《辽史》的史源主要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似乎尚可进一步深化。有迹象表明，元人所修《辽史》很可能是以陈大任《辽史》为蓝本，而参之以耶律俨《皇朝实录》。”
“文献是有生命的，《辽史》经历了次第生成、修改的过程，只有层层剥离后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苗润博认为，历史的书写充满了编纂者有意无意植入的政治意图，所以对似是理所当然的话题也要不断反省，“现在亟待突破的，是元人的辽史观”。比如，《辽史》中有八个表，人们往往将其作为一手材料来用，但通过苗润博的考证，发现其中的《皇子表》《公主表》是将陈大任的《辽史·皇族传》拆分开来，另外6张表也是元人杂抄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诸纪传拼凑而成的。再如，《皇子表》列有“功、罪”等栏，其中兴宗次子和鲁斡“罪”这一栏有所记录，内容是他劝说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应多进行巡幸狩猎。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辽末汉化渐深，和鲁斡担心天祚帝失去契丹人的血性，故而劝谏。从当时的立场看，这应属大功一件，但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元朝史官视其为劝皇帝游玩的罪状。苗润博说，类似这样存在偏差乃至彻底错误的判断与想象，其实还有很多，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的批判与研究。
修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林鹄认为，尽管元修《辽史》存在种种讹谬，但毕竟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今已不存，元修《辽史》还是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他参与修订的4卷《百官志》是元修《辽史》中差错极多的一部分，充满了臆造、重出、虚实不分、误族属为任职机构、纪年错误等，但《百官志》仍保存了一部分不见于他处的可信史料，对同一记事可补他处之缺，而且还可据以推测元人删减旧本的大体比例，以及据以推测耶律俨《皇朝实录》与陈大任《辽史》的差别。
苗润博认为，元修《辽史》的史料价值参差不齐，既有出自独立史源的第一手史料，又有拼凑成文的第二手史料，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审慎辨析。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