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2015年1月6日晚23时57分因病辞世，学界一片痛悼之声。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一、以培养学生为宗旨的《辽史》修订
据先生生前回忆，因200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在酝酿之中，并已邀请他承担修订《辽史》的任务，故在2007年初，他已有让学生研读《辽史》的计划。至2007年5月中旬，中华书局在香山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辽史》修订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5月19日，我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在那次课上，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这番话后来在很多场合又被先生反复强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回首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获，愈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与先生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不同，先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成员并没有什么“大腕”，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整个修订工作由先生拟定体例，总揽全局，而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工作。早在正式开始修订前，他已让时为硕士研究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订正《辽史》阙讹的各类文章，汇编成《辽史勘误》，并附上各卷勘误索引以便检阅；又将保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十五卷完整《辽史》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统统汇集为《〈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以供版本校勘；此外又彻查各种金石文献及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没有收录的辽代碑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集为《辽代石刻新编》，供大家使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献学训练。
《辽史》共有一百一十六卷，我们的修订程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分头点校，集体研读，先生审定。首先，由先生将各卷陆续分配给学生，诸位同学先要仔细核对通校本和参校本，在校勘专用的大字本上，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明版本差异。然后是对各卷内容的全面研究，包括文字错漏、标点断句、原校勘记的修改以及新校记、长编的撰写等诸多方面。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穷尽所有文献、石刻史料及相关研究论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半文言体校勘记以供课堂讨论。自2007年9月以来，先生与我们长年坚持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在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一起研读《辽史》，同学们分头点校的各卷修订稿都要拿到读书课上集体通读讨论。所谓通读绝非一般的翻阅浏览，而是由各卷负责人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每念一段先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并就其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长编的内容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意见，最后再改定校记与长编的文字表述。有时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针对一条校勘记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所以一卷《辽史》往往要几次课才能读完。故从2007年5月开始修订，至2013年6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我们竟读了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有十二位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点校工作，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据先生总结，这项任务对于培养学生主要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通过校订《辽史》，使大家对宋辽金元时期的传世文献和石刻材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备了穷尽史料与追踪史源的能力，为今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在研读《辽史》的过程中，大家对各种史料仔细考辨，撰写校记时锱铢必较、反复斟酌，从而养成一个实证研究的路子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其三，大家通过《辽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历史的感觉，顺利进入辽金史学领域，并迅速占据学术前沿。其四，借助《辽史》修订这个机会，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献整理的基本路数和学术规范，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后遇到其他文献都可以从容处理。先生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辽史》修订在培养学生方面所带来的这些意义才是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仅以我个人为例，我本科所学并非历史专业，自研究生拜入师门，我能快速进入史学大门，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就完全得益于参加《辽史》点校所学得的本领。
需要指出的是，《辽史》修订组虽然没有豪华的团队阵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订稿学术品质的降低。事实上，经过诸位同学的精心校订、读书课上的集体讨论以及先生的严格把关，修订稿的校勘质量较之陈述先生的点校本有大幅提升。不仅纠正了原点校本的许多错误，改写了原校勘记，推进了前人研究，而且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增补了大量新校记。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修订组成员撰写的各种考证文章之中。据初步统计，我们目前已发表与《辽史》辨证相关的札记及专题论文有近二十篇之多，并出版一部专著——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这些研究作品既是《辽史》修订的直接产物，也是先生培育学生的重要成果。
二、呕心沥血：最后阶段的统稿及审订工作
整部《辽史》的分卷点校工作虽已于2013年6月全部完成，但由于这些修订稿成于众人之手，校记表述不尽统一，加之整个校订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前期撰写的校勘记相对比较粗糙，有待改进，且在后期研读时又时常会对前期所读各卷的校记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统稿的过程，即将各卷文字校勘、标点修正及每条校记、长编重新梳理一遍，统一体例，以求整齐划一。这项繁重的任务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独自承担的。
恰在这时，先生的身体渐显病兆，每况愈下，终至2014年4月确诊淋巴瘤晚期。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毫无畏惧地接受现实，其所展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令人敬佩。不过，始终萦绕于先生心头、难以释怀的一桩未竟之事就是《辽史》修订。病魔的侵袭反而使先生催生出加紧完成统稿工作的愿望。在第一次化疗回家休养期间，先生高效地完成了约五十卷《辽史》的统稿。之后的两个化疗周期，先生虽体力渐渐不支，但仍继续勉力工作，遇到比较棘手或有疑惑的问题，他还会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我们学生进行讨论，反复斟酌校记文字，一丝不苟的态度丝毫未减。例如关于卷一六《圣宗纪七》太平二年的月日错乱问题，先生在5月30日至31日两天之内，先后给康鹏和我发了数封邮件再三商讨，最后才达成一致，定为校记，其工作之认真细致由此可见一斑。凭着先生惊人的意志，整个《辽史》统稿工作终于在7月全部完成，并于当月22日正式向中华书局交稿。
交稿之后，先生的修订工作并未结束，而是马上又着手编辑修订凡例、前言及引用文献三个文件。其中，引用文献由我代为整理，而凡例与前言则由先生亲自执笔。7月24日，先生将其草拟的《修订凡例》发给大家征询意见，随后又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做了若干补充和调整。相比而言，修订前言的撰写任务更重，它需要对整部《辽史》的编纂过程、内容体例及流传情况有全面的研究和通盘的把握，其工作强度无异于写一篇专题论文。尽管先生病情有所反复，甚至一度出现肺损伤的症状，但他仍不畏繁难，利用化疗间隙坚持写作，并让学生代为核查材料，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修订前言。此后，先生又精益求精，征求我们意见对这篇前言做了一些补充修改。直至11月才最终将定稿后的前言、凡例及引用文献正式提交。
与此同时，先生又收到了第一批送审《辽史》样稿的反馈意见。当时他刚刚做完干细胞移植治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对蔡美彪、刘凤翥两位先生指出的修订稿问题非常重视，很快就将两份审稿意见清理了一遍，并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题列出来，让大家发表意见。12月4日晚，他给大家发信说：“各位，我把大家反馈的意见做了一个汇总，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诸位的学力及学术判断力。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意见比较纷歧，等中华书局把所有审稿意见发来之后，我们有必要在读书课上将有纷歧的意见讨论一下。”信中流露出先生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关切和对《辽史》修订稿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时离先生去世仅有一月，这封信竟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先生邮件。
此后，先生病情反弹，肿瘤复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无力继续伏案工作，但他仍对《辽史》审订念念不忘。就在先生离世的半月前，他还打来电话，与我讨论耶律俨《皇朝实录》的流传过程及《辽史》的史源问题，并说道等来年春天做完第二次干细胞移植身体恢复后，要来参加读书课，跟大家一起讨论《辽史》审稿意见。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在刚开始化疗时，先生曾说：“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但《辽史》的统稿工作不用去图书馆，我还可以在家接着做。”就这样，始终对学术事业难以割舍的他，将生命最后阶段的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辽史》之上。乃至病危之际，他还不忘将《辽史》后续的审订及出版事宜托付给我们学生，并叮嘱我们将来还要把《辽史》修订长编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学界利用。他为辽金史研究、为学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拳拳赤子之心实在令人动容感佩。
三、付出青春的六年，倾注生命的《辽史》
2013年6月14日，我们收到先生的来信：“各位，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次日，我们读完最后一卷《辽史》，历经六年多的分卷修订工作暂告一段落。那天先生非常兴奋，在读书课上兴致勃勃地总结起过去六年的收获与感悟，当时的情景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成为先生生前最后一段影像资料。
在那次总结会上，他回顾了这些年修订《辽史》的大致经过，清点了每一位参与同学所点校的卷数以及发表的文章，并再次重申他接下这项修订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随后，他又谈到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辽史研究对于《辽史》这部史籍的依赖性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们通过这些年的研读，对《辽史》一书有了最全面彻底的了解，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还着重分析了《辽史》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和每个人的学术成长轨迹，大家经过《辽史》点校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功底，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在学术上非常顺利地入门，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同时，他也敏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局限与不足。因这些年我们大多浸淫于辽史，以致眼界过于狭窄，缺乏通史的训练与知识面的拓展，长期来看，这将严重制约我们的学术发展。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导师，他既为学生的进步与成长而欣喜不已，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指正我们存在的问题，尽量不走弯路。在他看来，培育出能力全面、视野广博的新一代辽金史学人，才是训练学生的终极目标。
此次课后，陈晓伟博士给先生覆函，列出诸位同门参与《辽史》修订的起止时间，并称“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很快，先生再次发函称：“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诚如先生所言，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六年青春光阴的付出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巨大收获。然而对于先生而言，这部《辽史》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从起初拟定工作体例，到后来每周一天的研读讨论，再到最后阶段繁重的统稿与审订工作，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并最终燃尽了自己。不过，正如我们付出的青春是无怨无悔的那样，我想先生为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切也是无怨无悔的。
如今回想那付出青春的六年，面对这部倾注生命的《辽史》，我等弟子惟有秉承先生遗志，传承先生学术，尽心尽力地完成余下的《辽史》修订工作，顺利出版，才不枉负我们逝去的青春，才能告慰恩师不朽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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