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奇的交响曲
●《抗日战争》（全三卷）（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荐人：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以恢宏的笔法和诗人的情怀重审八年抗战的历史，王树增找到了一个全景的精神表达式。《抗日战争》出笔不俗，落墨有声，东亚的历史，欧美的战云，不屈的中华民族，在雄浑的、悲壮的陈述里构成了一部神奇的交响曲。
作者将生命内化在历史的场景里，替无数民族的英魂歌之舞之。这里不再仅仅以单一的视角打量历史，从世界的变化里看中国，又从中国瞭望世界，对法西斯的起源，帝国主义的逻辑，以及中国民众的觉醒与抵抗精神，都有丰富的描述。写正面战场，不隐讳细节；谈后方抗战，显出民众的不可替代作用。不偏袒，拒夸大，少伪饰。平淡里有波澜，曲折中带着宁静之思。在复杂多致的往事间穿梭，悲慨之气，洋溢其间。其人鲜活，其事逼真，其情感人。
《抗日战争》的可贵之处，是以人类的良知处理着诸多历史难题。军事形态、政党政治、国家伦理、民族精神、世界主义……其间涉及领袖、民族英雄、政客、军事家、普通一兵，杂而不乱，舒缓自如，张弛有度。
作者善于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学家的灵动之笔，敲开一扇扇闭锁的历史之门，叩问那些远去的灵魂。重要的在于，作者一直在一种使命感中苦苦寻求民族文化闪亮之点。从卢沟桥到台儿庄，从延安到太行山，林林总总的人物，斑驳陆离的人生，有着一般史书没有的情感纠葛，而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这种非虚构写作，使一段血染的历史，被个性化的表述所激活，有了立体之感。而中华民族最弥足珍贵的韧性精神，在此得以升华。
2.展现历史人物的无限光芒
●《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杨镰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推荐人：杨平（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
一位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封疆大吏，主政新疆17年，殚精竭虑，以德政深得民心，以平等善待各民族，以智慧调动各民族经营发展确保新疆不失，这就是在开启新疆现代之路的民国新疆第一任行政长官——杨增新。
《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一书，是一部完整研究杨增新与新疆治理的潜心力作。作者在文献的引领下，实地考察，采取考据与分析，叙述与史评相结合的方法，对杨增新主政和治理新疆的功过成败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作者在近百年的历史时空中对史料的精细拆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留给今人的无限光芒。
人有使命才有作为，杨增新以“勿使新疆断送在我辈手中”作为执政的座右铭，主政17年不辱使命。一是捍卫国家主权丝毫不动摇。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大清帝国和沙俄政体瓦解，内忧外患，他严禁外国人在新疆传教，更禁止宗教极端思想传播。一方面对疆独势力坚决打击，另一方面靠谋略在蒙古、哈萨克等各民族的支持下，将阿勒泰收归新疆建制，使中国完整保有六分之一领土。
二是关注民生，兴垦荒地、利用水源、开发资源、普及教育，维护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在杨新增上呈报告和下达的指令中，有着诸多感人的关注民生、杜绝贪腐的指令，各族人民因此得以安居乐业。
三是各民族平等善待，和谐共处。对待各民族一视同仁，强调各民族共同点，以“知廉耻，识礼义”训词，教化百姓，让中华文化精神作为各民族的共识，由此出现了各民族同舟共济的和谐景象。
作为一位乱世中的封疆大吏，心中有国家，一心为民生，他的事迹值得尊崇，流芳千古，感召后人。
3.以“大变局”的眼光打量晚明史
●《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 中华书局）
●推荐人：祝晓风（《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樊树志先生研究明史已有半个世纪，专力于晚明史亦有20余年。集樊先生晚明史研究之大成的《晚明史》早已于2003年出版。大约与《晚明史》面世的同时，樊先生即开始以“大变局”的眼光打量晚明史。
这本《晚明大变局》的突出特色，是从全球化的大格局观察中国史，又以长时段视野考量中国史内部，如此“纵横交错”的两种眼光，最终勘定了“晚明大变局”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书中展示，晚明社会之剧变，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初露端倪，明朝旧有的“海禁—朝贡”体制已被突破，开始卷入全球贸易的大网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受到欧洲人的青睐，晚明中国不自觉地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对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江南市镇商品市场的空前繁荣，进而开启了思想界的启蒙时代。王阳明心学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造就了文人结社、思想自由的新气象，出现了徐光启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该书由此认定，“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全书聚焦于晚明历史的六个方面，前三个方面偏于经济，后三个方面则侧重思想文化，通而观之，该书揭示了晚明“大变局”的两大主题，一曰“对外开放”，二曰“解放思想”。樊先生说过，他把晚明历史当作当代史来写。他回顾晚明历史的“大变局”，除了重新评估晚明史，更期望激发人们对于近代史以至当代史的思考。是耶非耶？读者可以明察。
4.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加】卜正民著 潘敏译 商务印书馆）
●推荐人：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在诸多的抗战史著作中，《秩序的沦陷》是一部新奇之作。它摒弃了历史著作中常见的宏大叙事模式，不写抗日的主战场，转写沦陷区的“维持会”或“自治会”，着意去描写生活在沦陷区的小人物，甚至是模糊人物。
此书以1937年冬季到1938年春夏抗战早期的江南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城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日占区在建立县以下基层政权组织过程中的各类人物，尤其是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描绘他们的生活，并试图解释这些人与敌合作的模糊不清的意图以及不可知的结局。“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他的任务就是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境中，“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追问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与日本人一起工作”。基于这样的历史观，作者不是简单地以道德沦丧来谴责“合作”者的贪婪和卖国，而是以同情理解之态度，既记载他们贪财的心理和破坏的影响，也记载了他们无贪财动机以及没有带来破坏性后果的合作行为。
如译者所言，近期二战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就是二战期间与占领者“合作”的政权、组织和个人。而小人物的研究，也是近些年来历史研究的一种趋向。此书恰恰应和了历史研究的这两大新潮，弥补了抗战历史研究宏大叙事的不足，令抗战史更加丰富。
但此书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描写、分析“合作”者，即中国人普遍憎恨的汉奸，也必然会引来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怒斥。如同此书得以出版是正常的一样，争论自然也是学术界的常态。
5.他者视野里的中国环境史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英】伊懋可著 梅雪琴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推荐人：邹广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光看书名就让人兴味盎然，大象究竟是如何从中国的中原地带一路向南逐渐消失无踪的？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题目。按着伊懋可的说法，在周代时，大象就已经从河南北部退到了淮河北岸。但更为深层的隐喻是：大象的退却折射的是人与环境和谐关系被打破。英国学者伊懋可所著的这本《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读一读外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分析，也许会对我们具有别样的启示。
伊懋可通过大象的迁徙影射了整个中国古代环境的变迁及其走向。该书读后并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中国“环境史”，更引发我们深思的是：大象为何一步步退出了中原大地？中国千年的农业文明无疑创造了许多辉煌，但在国人引以为傲的发展背后，却是怎样巨大的代价？
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尺度的跨越，在写作方法上的多方面综合，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多角度的比较，这是阅读该书后留给人的鲜明特色。
今天，正视我们为发展所付出的现实环境代价，如何“让大象不再退却”？这也许是阅读本书时我们最祈盼的。培养出我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唤醒我们对自然的保护意识，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应有和谐，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发展才真正拥有了目的关怀。
6.金融危机的本质却是人性
●《郁金香热》（【英】迈克·达什著 冯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推荐人：伍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郁金香热》让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的一种全新解读和立体刻画。
作为历史学家，该书作者迈克·达什通过追溯“郁金香泡沫”这场不可抑制的繁盛和接踵而至的毁灭性的崩盘，至少从三个层面完美呈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融危机。
一是金融的逻辑层面。在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在追求高额利润时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实现，看到所谓的监管被动地跟随金融风险的脚步，也看到个体在危机中的盲目和“羊群效应”，更看到泡沫初现时的金融骗局就如在过期蛋糕上抹优质奶油。这都是金融危机的共性和规律。
二是历史的逻辑层面。作为历史学家的达什与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更显深邃。他不是孤立地挖掘一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和破灭，而是用生动的语言、有趣的细节、峰回路转的故事展现出一幕丰富的历史画卷。书中描述了万紫千红的郁金香、在小酒店交易的醉汉、荷兰黄金时代的风貌，将花的命运、人物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扣人心弦。
三是人性的逻辑层面。书中人物既有对郁金香纯粹的美的喜爱和追求，也有在泡沫中的狂热、贪婪和恐惧。人性中的“天使”和“魔鬼”同在，关键在于平衡和控制。其实，人类历史上所有金融危机都不是资本引起的，而是资本背后隐藏的欲望和人性，本质上是短期收益被无限放大而导致的欲望波动和人性传染。我们真正的敌人原来是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所谓的泡沫或危机。
7.家庭冷暖人自知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赵园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推荐人：肖东发（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教授）
赵园女史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话题”“人物”（明遗民），《续编》的“制度”“言论”“心态”之后，又推出一本《家人父子》，以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为入口，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
赵园女史研究的显然是文学以外的学术领域，但利用的是明清之际士人的作品集、文集，辅以家传、年谱、碑传文、墓志铭等，这些作品未必都有文学史的地位，甚至作者都来不及做真伪考辨。只要正史所不采，作者都拿来从中读出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这种能力，不是寻常可以具备的，既有对人、对历史、对人事的了解，更有文学阅读、文学分析的多年训练。以文学文本为考察材料，旨趣却在文学之外，呈现了作者别开生面的志趣和探索性，越来越注重细微的日常性、日用伦常和物质与精神生活并重的治学理路，更显现出了一个学人身上难能可贵的人事省察与人性体贴能力。
赵园女史对人的探究自上而下，愈来愈逼近知识人生存的基本面，由此进入明清士人的思想世界，为我们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富、感性的内容。
读罢全书，你会明显感到该书前一部分“夫妇一伦”，就像该书的封面一样，是一抹暖色，能体会到不少温情；而后一部分的“父子及其他”则较为生冷和呆板，因为很少能找到儿子笔下形神兼具的父亲形象。对那些夫妇之间的悼亡诗文和略近于私房话的“寄内”“赠内”诗作，赵园女史认之为中国文学中的“深情一脉”，作者对父子一伦的考察遭遇到的困难，读者感到的“压抑性”，也是文献本身使然。
8.书写小人物，揭示大精神
●《群山之巅》（迟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荐人：贺绍俊（文艺评论家）
《群山之巅》将读者带到具有浓郁东北风情的边地村镇龙盏镇，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活灵活现地跃出页面，各自带出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每个故事又把历史和现实的变迁贯穿起来，在结构上看似随意，却内藏着周密的匠心，显示出作者在驾驭宏大叙事上的成熟。
迟子建的文字日趋朴素、精致，并以其细腻独到的感觉，将丰沛的生活情趣融入小说叙述之中，以真挚澄澈和平等体贴之心去面对日常生活，从而将优雅变得亲切，其主体的情绪更为内敛，在人文向度和世俗情怀的结合上则更为圆润。
迟子建善于写普通人，写普通人的美好心地，但这并不是说迟子建只有温情，她也有愤怒和激情。如果说以往她的愤怒和激情多半是藏在她宽容的胸怀里的话，那么在《群山之巅》里，迟子建就是直面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既写普通人的善，也写普通人的恶；既写生活之阳光，也写生活之黑暗。
《群山之巅》让我们看到了迟子建的变化，她在温柔中加入了硬朗的钢筋，在暖色调里添上了沉稳的冷色调，因而使她的叙述既有情也有义。她着重写了屠夫辛七杂一家人的倒霉境遇，几乎说得上是家破人亡，但其用意并不是要把读者带上愤怒和仇恨的情绪中，而是让人们体悟笔下人物的生存选择，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她要让人们明白，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物，也有生命的尊严。正如迟子建自己所说的“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群山之巅》书写小人物，揭示大精神，迟子建正是以这种写作方式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品格。
9.文化交流的浓缩
●《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童元方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推荐人：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交往中，翻译的作用巨大，然而人们往往又忽视翻译工作，不易明白其中的艰辛。童元方女士既有英译中的实践，也有中译英的实践，更有翻译理论。因此，她的这部大作《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在娓娓道来之中，展示了双向翻译的技巧，说明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童元方强调，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入“化境”。她还比较了和合本《圣经》的不同译本，人们知之不多的是，严复在翻译《天演论》十年后又翻译了《圣经》一些章节，与他版比较，隐隐然透出桐城派古文的风华。美国传教士赛兆祥曾获推选加入和合本《圣经》官话翻译委员会，但他对此“官本”却非常不满，认为不够口语化，愤而辞去委员一职，与中国助手一起完成了自己翻译的《新约》，并且独立支付出版经费，结果全家缩衣节食仍时时陷于窘境。他的女儿，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赛珍珠。
中译英的分析讨论，也是本书的重点。从诗经、唐诗宋词到《红楼梦》的翻译，她都有洞见。栊翠庵品茶，是《红楼梦》中的一段经曲叙事。小说中人物行止反映出每个人的心事与性情，茶具竟是关键，大户人家分外讲究，但这些茶具都是中国所特有，原作中描写的繁复正是乾隆品味的富赡华丽。但如何译成英文？委实不易。翻译要清楚明白，但很可能失之于简；要形神俱备，又恐失之于乱。《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英译者是牛津大学前教授霍克思，酷爱曹雪芹，最后为能专心翻译此书而辞去牛津大学教职。他认为，牛津不见得需要他这一位教师，但曹雪芹需要他这样一位译者。
此书虽小，却是有关译事的浓缩，其实是文化交流的浓缩。
10.恢复丁玲本色
●《丁玲传》（上、下）（王增如、李向东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推荐人：解玺璋（知名学者）
丁玲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性存在，长期以来，已经被不同的需要被涂抹成各种颜色。读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丁玲传》，即可改变对于丁玲的片面认识。但是，《丁玲传》不是一部翻案之作，也不是一部申冤之作，两位作者以翔实、完整、新鲜的史料，以及平实而有节制的叙事态度，客观而理性地讲述了丁玲的一生。他们用手中的这支笔，尽可能地恢复了丁玲的本色。
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有两个条件，是成功的必要保证，一是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特别是独家、鲜见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既要真实、客观，又要完整、全面，而且不乏精确的细节；二是作者的叙事态度。所谓传记，无非是以文字叙述的方式重新建构一个人的人生，因此，它应该具有文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要有能够准确无误地描述传主生平的大量事实和证据；另一方面，还需要传记作者对这些事实从适当的角度加以阐释和解读，以便更清晰地展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活动。这就需要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丁玲一生都在试图寻找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点一样，是一件很有难度也很危险的事，犹如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警惕，就可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
然而，两位作者对于构成丁玲一生的“要件”，却能娓娓道来，即使是细枝末节，也不因此而掉以轻心，这样做，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传主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而且，这里并非只有冷冰冰的材料，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对传主的感情，但他们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而是将它控制在理性的态度之内，没有跌落到所谓“浪漫传奇的叙事做派”和“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这两种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泥淖中去。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