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和论纂孔子言行而成的著作，一直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历代校勘、注疏、集解、考证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如今杨义先生皇皇百万言的《论语还原》，是《论语》研究中从古至今未有过的大手笔。《论语还原》是杨义先生继《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之后，又一部诸子还原系列著作，也进一步实践自己开创的以还原方法研究先秦诸子的新理路。
本书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以来又一次以现代学术方法全面对先秦诸子进行的研究。从“古史辨”派到“还原系列”相距近百年时间，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国秦汉的文献材料，并在总结学理基础上系统性地解决先秦诸子问题。“古史辨”派以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成体系性的对古史、古书重新考辨，推进了学术思路更新，也存在疑古过度问题。随着战国秦汉简帛新材料的陆续出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喊出“走出疑古时代”。可是走出之后，又该如何继续前进？这是新世纪先秦诸子研究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治学理路问题。以《论语还原》为代表的还原系列综合运用了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以“缀学”、“叠学”和“整学”三种“方法综合”为核心的还原研究法，在走出疑古时代之后开辟一条新的研究理路。从碎片化的史料分析，到全息性的还原双构是杨义先生带来的学术范式转型方向，为新世纪诸子学、经学和古典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论语还原》全书设置内编、外编和年谱编三大板块。内编解析《论语》编纂的篇章学，揭示《论语》何以是如今这模样；外编剖析七十子后学的学术脉络，全方位展现孔学的文化地图；年谱编考订孔子和《论语》的历史编年，还原儒家早期的生命形态。内编、外编和年谱编的分野实质上是对孔子言行材料的分类处理方式。内编处理《论语》文本本身，外编处理《论语》之外的材料，年谱编对孔子言行及《论语》流布编年。这三编互相照应、补充和支撑，共同呈现出一部“活的《论语》”。发现“活的《论语》”，本质上就是厘清《论语》成书的生命过程，层层剖析《论语》编纂背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篇章政治和价值取向，也意味着以编纂者个人的生命化的编纂过程，而不是以神圣化的经典文本来看待《论语》这部书。这是认识到战国秦汉书籍的文化特性，并非据此做出简单的真伪判断，而是要走向过程性辨析的学术思路。杨义先生对《论语》文本的过程性辨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语》成书的三次编纂过程，二是《论语》篇章的编排逻辑。
谁是《论语》的编纂者？历代莫衷一是，说法不一，往往是根据《论语》中只言片语推定某个弟子或再传弟子参与编定，既无法衡定参与编纂的时间，也不能厘清具体编纂的人员。杨义先生在全面细读《论语》文本，考察其中的弟子地位和篇章结构的基础上，确定《论语》第一次编纂在孔子初卒时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奠定《论语》最初格局；第二次编纂在三年守心孝后，由有若主持，子夏、子张、子游等少壮派弟子参与，确定二十篇左右的框架；第三次编纂在曾子死后不久，由乐正子春、子思等曾门弟子负责，最终形成颜渊、曾参一系的道统脉络和篇章模样。第一次编纂，由仲弓、子夏再经荀子而通向汉儒；第三次编纂，由曾子、子思再经孟子而通向宋儒。杨义先生通过以礼解经和篇章政治剖析，使《论语》编纂者及编纂过程这个千古难题几乎可以成为定谳。《论语》既然是精心编纂而成，那么三次编纂中博弈和调适而成的最终文本，蕴含着他们怎么样的编排逻辑？历来多认为《论语》编排杂乱无章，而忽略了编纂者的思维逻辑。杨义先生将《论语》二十篇分为“上论”十篇和“下论”十篇，“上论”多述孔子言行，囊括学、政、礼、乐、仁、道统、志行、学源和礼仪等孔学重大命题。“下论”多述弟子言行和其他历史场合，从更宏阔的角度认识孔子的思想。杨义先生对《论语》篇章编排逻辑的解析，实质上是体悟出《论语》是被七十子及后学作为传承道统工具，是有所为而作。
《论语》中的孔子是编纂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呈现的孔子，并不是孔子文化地图的全部。理解《论语》之外孔子言行材料，是全面认识孔学的关键。溢出《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论材料散布于礼书、《孝经》、诸子书、《春秋》三传，《韩诗外传》《新序》《说苑》《孔丛子》《孔子家语》以及出土简帛。杨义先生将《论语》之外的“孔子曰”材料纳入研究视野，不仅需要强大的学术勇气和魄力，而且需要清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对传闻异辞的真伪之辨，条别“孔子曰”材料在不同地域、学派和阶层之间流传的原委，寻找孔学的生命痕迹，从而梳理出儒学发展的文化脉络。由此曾子传道系统和《孝经》、大小戴《礼记》，子思之学和《中庸》，子游南国风采和《礼运》，子夏经师之学和《诗经》《易》《春秋》，子张之儒的学术品格，《孔丛子》和《孔子家语》构成的孔府之学，《论语》之外的弟子论等多个方面都在杨义先生抽丝剥茧的分析中，一层一层地显露出来。条分缕析，乃见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脉络，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这就是杨义先生所说的“四个打通”，即“打通经传，打通孔子与七十子及其后学，打通孔、孟、荀，打通孔府之学与孔门之学”。“四个打通”将《论语》内外所有的孔子言行材料贯穿起来，说明《论语》中的“子曰”并不是一条条无针对性的泛泛而论，而是具备历史语境的生命体悟和哲学理思；《论语》外的“子曰”并不是一条条无关紧要的传闻异辞，而是具备参照价值的后学忆述和孔府档案。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杨义先生对大量的简帛材料进行通检和辨析，这是他的“第五个打通”。这也是杨义先生在年谱编中重新对孔子和《论语》进行编年的根底所在、意义所在，其对大量孔子之言的历史现场的复原，注入生命的感受，实在是趣味盎然，令人叹为观止。
杨义先生对《论语》内外材料的处理恰如其在书中反复提及的“古陶复原”这个比喻，一方面清理掉历史沉积下的“神圣化”或“伪托化”的思想尘埃，一方面在分析文献碎片的历史层次后进行缀合性复原，如此拨开历史迷雾和前人陈说，细心呵护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还原一个真正的《论语》，千载以下而做《论语》的知心人，所谓“人生乐在相知心”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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