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购买书籍自然就要到书店，如今的首府大大小小的书店多的是，市民们根本就不必为买书犯愁。过去，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里，曾经有一家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的书店，名字叫“中华书局”，地点在现在的玉泉区大北街路东一带。
据呼和浩特史料记载，这家中华书局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中华书局在归绥市的一家特约代销点，主要以经营教科书为主。张家口市中华书局的一个胡姓老板，是河北省河间人。这位胡老板与当时的绥远省民政厅的一位高姓官员既是老乡，又都是天主教徒，自然这关系就非同一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胡老板来到了归绥市考察了当地的市场后，觉得在归绥市开一家书店生意肯定不错。于是，就由高姓官员出面联系了当时一些在官场上任职的河北老乡，投资准备开设书店。包括绥远省民政厅、归绥市警察局的几个河北老乡共同入股集资3000多元，在1932年正式创办了归绥中华书局。
最初的时候，在资金筹集齐备后他们在牛桥偏南的庆凯街东口，租下了两间门脸房。然后，从张家口市中华书局购买并拉运来书籍，又相继购进了文具纸张等文化用品，这买卖就算是正式开张了。归绥中华书局刚开业的时候，先招聘了五六个员工。但是，让股东们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摊子大、人员多、开销也大，而生意却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红火。所以，这买卖连续亏损，仅仅过了两年以后就面临着倒闭的危险。为了挽救这家代销店，也为了生意能够长久下去，张家口中华书局在1934年初，推荐了李之南来接任归绥中华书局的总经理。李之南也是河北人，早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市中华书局工作过，后来又到了张家口市中华书局工作，可以说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工作和营销经验。而且，当时的李之南也就3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干事业的时候。李之南到任后，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跟股东们进行了详细的交谈，给他们讲解了市场分析和前景等，进而说服了股东们又投入了3000元的股金。接着，李之南开始着手整顿内部员工，除了留下二三名外，其余的一律解聘，这就从内部节约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李之南经过实地调查后发现，在庆凯桥一带做生意缺少相对固定的客源，生意自然就惨淡了。于是，眼光敏锐的他将书店迁到了旧城大北街路东的一幢二层小楼内。新的中华书局店址比最初的既宽敞又人多，楼下是三开间的店铺，楼上是库房和宿舍，而伙房则设在了小后院。应该说，这李之南确实是一名很会做生意的商人，自从他接任了归绥中华书局的总经理之后，书局的生意便开始有了很大的起色，逐渐地便扭亏为盈，生意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到了1937年，归绥中华书局的从业人员已经有7人。后来，李之南又以老乡的关系将很会算计的柴忠友从当时的“明善书局”挖了过来，当上了书局的账房先生。而就在书局的生意渐入佳境的时候，股东们听说这李之南有“抽大烟”的习惯。为了避免因此而影响到了书局的生意，股东们便想将李之南撤换掉，让精明能干的柴忠友来担任经理。可是，还未来得及实施，“七七事变”爆发了，这经理易人的事情也就只能暂时搁浅了。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了归绥市后，便把各家书店的书籍予以查封，中华书局也不例外。书局所有的书籍全部被装入了大木箱子里面，加上了锁子后堆放到了后院的杂物间。这个时候的中华书局虽然还挂着“中华书局”的牌子，但实际上已经不再出售书籍，而是只能卖些文具纸张了。
1938年，当时归绥市伪警察署的一个汉奸突然来到书局闹事，正好李之南不在，这个汉奸便将柴忠友打了几个耳光后，带到了警察署。要求书局今后不能再叫“中华书局”，必须要改名字才行。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将书局改为了“中兴书局”才算过了这关。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第二年冬天，在书局旁边由日本人开设的一家饭店失了火。日本老板嫁祸别人诬陷是书局着了火连累了他们。伪警察署的警察们立即将书局的所有人统统抓了起来，关了几天后才放了出来。可这样一来却给书局带来了不小的灾难，经理李之南惊吓过度住进了医院，并且因此而病情加重。他在弥留之际将书局的事务托付给了柴忠友后，于1940年愤然离世。而这之后，书局的日子更难过了，日本人和汉奸来书局买货，常常是留下一张欠条就走人。1943年经理柴忠友因为得罪了一个买货不给钱的汉奸，被抓到日军宪兵队关了半年多时间。没有了柴忠友的经营，书局货源缺少，生意更难做了。柴忠友出狱后虽然想方设法，积极组织货源，拓展生意渠道，但也已无回天之力。维持了一年多后，书局被迫关闭。
1945年日寇投降之后，柴忠友才又慢慢地开张了生意，之后又恢复了“中华书局”的原名。后来，因为多种原因，股东们都退出了自己的股份，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成了柴忠友的独资企业。在解放初期，中华书局除了出售纸张文具外，还经营全市中小学生的教科书等。1956年公私合营后，书局变成了合营书店的一个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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