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至18日，首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在贵阳孔学堂举行，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国学门类的专业图书博览会。在博览会上，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乐鱼(中国)leyu·官方网站总经理王涛、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周功鑫、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忠、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姜小青等人从出版源头、内容及受众三大角度，就“国学出版的现状与未来”发表看法。

“‘国学出版’伴随‘国学热’也在不断增温，让本属于这一范畴的古籍出版，由‘小众’搭上了‘大众’，我们这些习惯了寂寞的古籍出版工作者多少还有些不适应。”姜小青说，“冷静思考一下，也不难发现，当前‘国学出版’这四个字的概念热度远超于脚踏实地的有效工作。这样的‘大众’，我想并不为真正的古籍出版工作者所看好。”

国学出版已“热”到国外

王涛感慨，国学传统文化的出版在今天拥有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1993年推出《国学研究》第一卷时的“传统文化热”还只是少数研究者的独角戏，而今从政府到民间、媒体到校园、国内到国外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度。

李忠也回忆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国庆节前组织了“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赴美培训班，他们带去了两大箱印刷于丝绸上、中英文对照的国学经典——《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弟子规》等。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批书大受欢迎：各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大都主动索要《道德经》；内容总监、总编们多喜欢《论语》；而负责战略规划、市场营销的高管更偏好《孙子兵法》。

更没想到的是，分别来自纽约、伦敦、巴黎的同行们大多读过上述经典英文版的一本或几本。李忠感慨，就像季羡林所言：“国学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被影响”。

“走进书店琳琅满目，真要下手无从选择”

然而即便如此，诸位出版人也提出当下的国学出版“问题重重”。

从出版源头上看，国学出版的人才队伍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王涛说，古籍出版是国学出版的根基，因为生产周期长、投入大、市场小，只有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才能胜任。同时，亦有作者为了申请项目资助，在已有专著出版的情况下再靠“边角料”出“全集”，这在王涛看来“不求长效”。

国学出版在内容上亦有缺陷。王涛表示，如今重复出版严重，比如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书，可谓层出不穷，以至于“走进书店琳琅满目，真要下手无从选择”。李忠更表示业界的基本共识是刨除再版书、教科书，中国大陆一年才出版10多万种书，只相当于国外中等国家水平。

尤其，虽然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传统文化读物已层出不穷，但教育部尚未推出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标准，也没有全国统编教材，各地抢占市场而推出的读物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更有大量社会办班，自封“国学大师”者高价敛钱，兜售低质量“国学经典读本”，败坏国学和国学出版的名声，让人以为国学出版不过如此。

而出版受众的现状也让业界深思。李忠说，由于师资力量薄弱、高质量国学读本匮乏、家长与学校观念上的封闭与短视，国内有些地方的青少年国学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有学校局限于课堂上有限篇幅的死记硬背与考试应付，使得倒了胃口的孩子从此患上了“国学恐惧症”。另一方面，高校大学生在图书馆的纸质借阅率大幅下降，国学经典更是无人问津。“受国学‘被功利’的应试教育、短视的职场文化以及泛娱乐化的阅读风气所驱赶，劣币驱逐了良币。”

国学出版未来需要什么

“我们现在出版社同行在年底见面的时候，首先问的一句话就是今年是多少码洋，多少利润，没有人问今年出了哪些好书。所以我们第一个思考是要坚持‘以书立社’的基本理念。”姜小青认为，对出版社而言，出版核心还是内容影响力，应在精品化、专业化、数字化方面下工夫。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学术咨议谢茂松则提出国内有些出版社是需要“非营利”的。他举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属于非营利出版社，有一年只不过多出了两三本书，就有人说“你们今年出这么多书能保证质量吗”。“恰恰到了西方，欧美在过于市场化后有了修整，有了一些非营利的出版社。”

而在李忠看来，“酒香更怕巷子深”，国学出版还需要大力推广。他认为可以借鉴新加坡全民阅读推广“读吧，新加坡”（Read! Singapore）的案例。新加坡从2005年起，每年侧重一个阅读主题，并侧重不同的群体展开活动……李忠提议，未来业界可以在中小学搞经典诵读，针对高校、企业、社区、农村、军营、妇女等不同领域和人群开展推广活动。

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编者周功鑫则看重少年儿童群体的国学教育推广。她还强调业界要和这个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有衔接，“我们现在研发在线游戏学习平台，也就是说让孩子们在手机上也能玩有文化知识的游戏。”

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宋志军也表示，十年前得益于电视，传统文化有了非常好的传播机会，比如于丹的《论语心得》，若没有现代媒体的结合不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现在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出版本质也是一种传播，新的科技手段把传播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时期。今后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出版内容能不能拥抱互联网时代？我们用什么样方式、什么样的传播手段、什么样的让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达到国学出版影响力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