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出版社之一。老一辈的读者都有一个深刻印象，在那个年代，凡出版社冠以“人民”的，都是国家所特别倚重的，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比如，1952年出版总署的文件，就确认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它的任务列有九项，其中第五项就是“校勘整理、翻印古典的文学名著”，尤其是古籍整理本的出版。1954年中宣部关于古籍发行的指示，曾规定旧书的重印、发行要有节制，只有部分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若干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与一般新书一样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古典文学名著的整理出版具有显而易见的权威性。
冯雪峰、聂绀弩组建的超强阵容
人文社的第一任社长是冯雪峰，其时他的另一个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文社的第一任古典部（二编室）主任由副总编辑聂绀弩兼任，其时他的另一些职务包括中国文艺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因为冯雪峰、聂绀弩的努力，一时汇聚了诸多风云人物，如舒芜、严敦易、周汝昌、张友鸾、黄肃秋、王利器、陈迩冬、顾学颉、汪静之……《舒芜口述自传》曾说，古典室“不像别的室，不是某个编辑或出版机构集体转过来的人，而是东找一个西找一个拼凑起来的。大概是由冯雪峰、聂绀弩到处物色来的……主要是原来在大学教古典文学的一些教授。我本人就是这样……还有如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过去都是在大学里面教古典文学的。还有例如张友鸾，是解放前的老报人，新闻界著名的《新民报》‘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之一，业余一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的。现在回头一看，这个班子真还不错，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在社会上、在古典文学界，都还站得住。”
胡乔木的建议：地图与插图
聂绀弩参加整理校订的《水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古典小说整理本。在整理过程中，胡乔木、周扬等均曾亲自过问。胡乔木建议绘制《水浒》地图,聂绀弩就此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51年12月2日。他委婉而明确地否定了胡乔木的建议——
何以故？因为《水浒》的地理是一笔糊涂账。原来现在的《水浒》，是由两三种较有系统的传说或记录拼凑而成的。一种重心放在山东，兼及开封等处。晁盖、宋江、武松、柴进、林冲等人的故事属之，即梁山泊故事。一种是山西，以太行山为中心。龚圣与卅六人赞五处提到太行而不提梁山：风尘太行（卢俊义）；太行春色（燕青）；太行好汉（张横）；敢离太行（戴宗）；出没太行（穆弘）。王进、史进、朱武、鲁达、杨志等人故事属之。因此，宋江才可能赚金铃吊挂，闹西岳华山。鲁达下五台赴开封，路经桃花山、赤松林，在杨志口中则都是从大名到开封的必经之路。此外，从开封到江州要经过梁山，并要经过揭阳岭（五岭之一，赣南），从梁山到华山，易如反掌；从大名到开封，经十来日尚只中途。这不过随手举例，以见其不合理，并不是说地图绝不可弄。
舒芜曾说聂绀弩当古典小说专家的愿望太强烈，聂绀弩也有志于写一部有其个人风格的中国小说史，而从他关于《水浒》地理问题的见解看，聂绀弩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水浒》专家。由他的这一见解入手，学术界关于《水浒》成书过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
对于胡乔木的另一建议，即给《水浒》加上插图，聂绀弩欣然接受，因为这“很能增加读者兴味”。（聂绀弩《致胡乔木》）这也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的一大特色。例如，清代画家孙温历时三十余年绘制的工笔彩绘《红楼梦》，包括人物山水、花卉树木、楼台亭阁、珍禽走兽、舟车轿舆、鬼怪神仙等各个方面，与《红楼梦》正文相得益彰。又如清人孙继芳彩绘的《镜花缘》，生动呈现了大人国、小人国、君子国、无肠国、黑齿国、淑士国、两面国、巫咸国、歧舌国、女儿国等奇异国度的奇异风貌，带给读者意想不到的乐趣。“中国古典小说藏本”还收入了《三国演义》金协中彩绘册页72幅，《西游记》清人彩绘128幅，《聊斋志异》清代彩绘72幅，《水浒》清人彩绘梁山英雄像48幅，可以极大地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给古典小说加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小说名著整理，其特色之一是每一本都有注释，这个做法也是胡乔木所建议的。
说到古典小说的注释，许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诗文的注释较难，而小说的注释较易。聂绀弩的顶头上司冯雪峰就持这个看法，为此两人曾闹过别扭。事情起因于社长冯雪峰批给文怀沙的《屈赋注》一笔钱，另一位副社长楼适夷决定给舒芜的《李白诗选》抽版税，“这两本容易搞的书都给额外报酬甚至抽版税，而费时费力的《水浒》《三国》《西游》等书，一点不给”，这让直接领导二编室的聂绀弩非常为难。他推测，“雪峰他们似乎有一个看法，以为诗、文言文之类的东西难注，小说、白话文的东西好注，所以有上述的决定。具体领导业务的人，知道一般的情况刚刚相反。”聂绀弩遗憾“雪峰不了解二编室实际情况”，一再提出要给整理古典小说名著的人发相应的稿酬或版税，还在会上和冯雪峰大吵过。（据聂绀弩1957年11月10日的《检讨》）
在这件事情上，聂绀弩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注释古代的文言作品，可参考的著述极其丰富；而注释古代的白话作品，可以依傍的资料太少，必须从头摸索、辛苦探究。令人欣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小说名著整理，得到了诸多一流学者的支持，如俞平伯、张慧剑、张友鹤、袁世硕、朱其铠等，他们的注释，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一流水平。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整体推出的“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所收均为这些名家整理的经典读本。
无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汇集了中国古典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如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二拍”，文言小说的代表作《聊斋志异》，讽刺小说的杰作《儒林外史》，以及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华夏英雄传系列”等，共25种54册。这些名著，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
说到“无可替代”，这绝对不是夸张的形容。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文化界，甚至在当今深受西方学术传统浸润的欧美汉学家那里，都不约而同地认可这些名著的经典地位。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所说：“的确，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功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这些事实本身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人们一致重视古典小说名著的经典地位，这些名著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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