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构建起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学术、出版水准的出版体系，一直是出版规划的核心要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编制方法、重点内容、管理方式上都展现了设计理念的创新与活力，统筹兼顾了古籍出版的历史性与时代性、延续性与创新性，系统梳理古籍规划，对当下古籍出版的业态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古籍整理 规划项目 出版数字化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收官在即，分析入选规划项目的总体特征、分布特点与结构组成，总结项目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展望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对做好下一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编制和古籍选题储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实施至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守正出新、稳中有为。这既离不开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也与全社会范围内“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密不可分。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深刻揭示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有效方法，这对古籍出版单位和出版人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增强了工作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也对古籍整理出版作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把入选规划的图书项目做一个系统梳理，我们会发现，古籍规划项目呈现出鲜明的国家色彩、时代特色，各出版单位方向明确、分工协作，上下游紧密联动，有力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的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

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总体性特征

古籍整理出版在我国的图书版图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担负着承续古今、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古籍图书作为文明传承和知识传播的载体，承载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勾连起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萦系着每个中国人潜在的情感关联，也慰藉着中华文化的记忆与乡愁。

《规划》执行期间，一批有分量、高质量的规划项目一经出版便成为精品图书，获得了出版界、学术界的多项殊荣，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截至目前，已有百余种项目成果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如《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些精品项目折射出古籍规划的多重特质，贯穿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过程。

1.规划编制传承有序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自诞生起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亲自指示点校《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1958年，当时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形成了第一部《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1960年，第一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即《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正式制定。规划的编制实施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基本方针，对整理出版什么古籍，如何整理，如何出版等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设计。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统一的安排、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

此后，陆续颁布实施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的“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200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以及《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半个世纪的规划之路，薪火相传，古籍规划早已成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一份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2.规划设计上下联动

就《规划》来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紧密配合是规划设计的一大特色。说它自上而下，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根据国家对出版工作的要求，根据人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期待，形成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古籍出版纲领。编制伊始，便由古籍小组专家对照全国古籍总目梳理出具有较高价值的版本，根据轻重缓急排出次序，经由多次讨论协商，筹划组织了一批国家急需、对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填补空白的骨干项目，如“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凤凰出版社）、“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书局）等。

说它自下而上，2009年编制启动之初，古籍小组便面向出版单位和整理研究机构开展项目申报，共收到申报项目2453个，这使规划的编制更具广泛代表性，此后的历次项目增补，都得到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积极回应。正是得益于上下联动、紧密配合，才让古籍规划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又符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律，确保了规划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3.规划项目注重引领

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内容，各品类的图书都在内容上谋求创新，古籍图书也不例外。综观《规划》，内容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度上，提倡高水平深度整理，做好研究成果的传播转化，注重整理方法、出版方式上的创新。二是在古籍整理出版范围上，拓展至与新整理手段相关的新领域，如散失海外古籍的系统整理，简牍、帛书的文献研究，族谱、契约、诉讼材料、档案等民间文献的整理等。三是在古籍整理出版对象上，要考虑到不同层次读者对古籍整理的不同需求，做好受众细分，针对专业学者、大众群体、少年儿童的各自特点精准有效开发古籍图书。

这些创新之处，体现为《规划》明确指出了未来十年古籍整理出版的五项重点内容：“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系统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系统整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2]

4.规划管理灵活开放

将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纳入“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的体系中来，实行动态管理，建立淘汰机制，让古籍规划随新形势、新发展而动，定期调整、定期检查、定期督促。在2012年发布的《规划》中，入选图书选题涵盖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出土文献、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综合参考、普及读物和古籍数据库9个门类491种。此后，经过2013—2019年六次增补、调整，目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共有选题676种。《规划》的动态管理，保障了规划项目的有力实施，也保证了项目的出版质量。

当前，《规划》任务已渐入尾声，下一个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着手准备，这一指导性、统筹性的规划，与古籍出版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申报的选题，二者从宏观到微观，上下呼应，各擅胜场，互为补充，不断建构起新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也书写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分布的结构性特征

《规划》实施期间，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如果说基础性、系统性古籍的整理出版是对传统古籍整理出版方式与“匠人精神”的践行与发展，那么，随着古籍整理手段的丰富和整理技术的提升，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些有别于传统古籍样貌的新型古籍出版项目不断涌现，甚至呈现出与高科技手段相互融合的古籍出版新态势。这些项目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1.基础性古籍项目厚重笃实，固本开新

作为关注度最高、最具分量的基础性古籍项目，如何对待经典，阐释经典，呈现经典历久弥新的内在价值，展现经典常释常新的恒久魅力，都离不开人文学者与古籍编辑在日常工作中的耐性、韧性与专业性，曾国藩屡以“钝拙”自喻谈及工匠精神：“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理顺成章之一日。”[3]这些经典名著、基础性古籍项目，就是在学者与编辑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如履薄冰中推陈出新、出版面世。在这些基础性古籍项目中，尤以《李太白全集校注》《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为代表。

《李太白全集校注》是李白研究大家郁贤皓先生40多年的治学心血结晶，在传统的整理方式精选底本，考据谨严之外，更融合了现代的学术方法，还原历史情境，为李白画像，勾勒出李白的生平轮廓，从而将李白的诗文创作置于由繁复史料标示出的坐标体系中，呈现其立体、真实、人性化的创作心路。对这样一部厚重深沉却别有新意的学术著作，出版时在版式设计、装帧形式上强调与内容风格的协调统一，开本大气、版式舒朗，除传统的文字内容外还收入了李白的书法、画像、书影、居所、祠堂等图片，予人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李太白全集校注》出版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白研究的最高成就”“20世纪李白研究的里程碑”（台湾《书目季刊》35卷）[4]，呈现了版本、考据、义理之上的研究新貌，不仅让人感受到了李白诗文的流光溢彩，更让李白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

如果说《李太白全集校注》是融古汇今的佳作，那《文选旧注辑存》则是西为中用的典范。《文选旧注辑存》全书共20册，一千多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跃进先生历时八年而成。该书将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批评理论“文本细读”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之中，不单重视语义分析，更在文献搜辑方面强调要细、要全、能收尽收。同时，《文选旧注辑存》还力求打通从文献学到文学的演进之路，以版本为基础，以校勘为路径，并行推进版本搜集与文字校勘，每有新见，“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5]《文选旧注辑存》真正做到了以文献为缘起，至文学为归途，出版后被誉为“经典古籍文献整理与研读的新示范。”[6]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性古籍书目整理成果陆续面世，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陆续推出了《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金史》9种；历30年点校整理而成的《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记载了从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历代典章制度；《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2019年）重新整理出版。这些重大项目的出版展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治学功力、出版功夫，体现了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出版能力与出版水平，也彰显了坚守文化自信的底气与实力。

2.海外汉籍项目体大思深，嘉惠学林

系统出版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并非易事，这些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持续推进、层出不穷，需要社会文化的持续繁荣催生对海外汉籍回归的诉求，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统筹推进使这些重大项目落地生根。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就强调，“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7]但囿于其时社会发展状况和条件限制，海外中文古籍整理一直困难重重。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高清摄影、胶卷数字转化、高品质彩印等媒介、印刷技术的成熟，海外中国珍本古籍的复制回归俨然成为了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的一股潮流，涌现出诸多佳作。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由著名文史学家安平秋先生挂帅，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海外汉籍学术团队历经15年完成的重要研究成果，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66种，共计170册。据介绍，该套书有四个入选标准：一为孤本或未见收藏者；二为初刻本或较早版本者；三为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藏本是残本，而此为足本或较全者；四为学术价值高而未有影印或排印本者。[8]这也让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对研究中国宋元版古籍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文献学史乃至中日文化交往的研究都功不可没。

此外，古籍小组主持并委托中华书局承担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进展顺利，已推出了多批重要成果，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海外著名存藏机构的一大批珍稀古籍得到“再生性”回归。这些海外汉籍的调查整理与复制出版，对展示古代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文化传承、加强国际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

3.出土文献项目正本清源，传承经典

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是《规划》的新热点与新亮点，随着十余年来考古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在新整理手段的有效支撑下，尘封已久的甲骨、金文、石刻、简帛等得以重见世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的升温也反映出古籍整理出版在范围上的拓展，材料和技术手段上的变化。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就是文博界、学术界、出版界三方反复磋商、合力打造的精品项目。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总计出土十几万字、五十余种文献，几乎涵盖了《汉书·艺文志》中“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诗赋”六大门类，被誉为“地下图书馆”。此番重新整理出版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各自发挥专业优势，创新技术手段，将散落各处的碎片对接复原，解决了图版拼合、电子文件文物颜色复原等难题，《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出版面世为研究秦汉之际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此外，中西书局的规划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是举世瞩目的“清华简”的整理出版成果。由考古、古文字学大家李学勤先生带队对“清华简”进行研究，推出考古报告，这些报告经由中西书局整理出版后，在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术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其他如旅顺博物馆藏甲骨、岳麓书院藏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一大批重要出土文献成果的出版，既展示了简牍文献出土和研究的可喜成果，也有力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走向纵深。

4.社会档案项目聚沙成塔，渐成特色

不只出土文献，《规划》中社会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成果也颇具活力与特色，这些规划项目系统整理了社会各方面的原始档案，持续为学界提供鲜活生动的研究素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徽州文书》，持续整理、收入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祁门县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这些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留下的记录、字据，是其时徽州一地经济生产水平、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呈现，详细记录了徽州人生产生活、社会变迁、风俗信仰的基本状况，具有原生态的民间史料价值。

《盛宣怀档案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帙浩繁，有一百卷之多，此书的整理出版涵纳了近代慈善、赈灾、铁路、电报、典当、钱庄、文化教育等部分档案，尽力呈现档案原貌，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也有助于公藏珍贵档案的开发利用。此外，如《清代档案史料选编》《清水江文书》等的整理出版，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扎实、准确的材料支撑。

5.古籍数字化项目创新供给，规模初成

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技术状态和材质的文本使用，对包括古籍阅读在内的阅读模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纸阅读到屏阅读已成为符合技术演进逻辑的“硬需求”，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项目落地实施也由此成为了古籍规划的一项重点工作。

古籍数字化项目品类繁多、研发漫长、耗资巨大，所幸一些重点项目面世伊始便广受认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联”）推出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所收书目全部为经过整理的点校本，汇集了无数专家的研究成果。目前，除了中华书局的图书资源，古联也与其他专业古籍出版社合作，引入其经典古籍整理图书，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州集》《竹窗随笔》、凤凰出版社的《册府元龟》《全元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辑校万历起居注》《三十国春秋辑本》、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齐鲁书社的《宋代序跋全编》、巴蜀书社的《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等。《中华经典古籍库》面世至今，已在学界获得良好口碑并取得不俗的市场业绩。

古籍数字化项目侧重于对分众市场的创新供给，充分考虑到不同用户间的差异性需求，兼顾专业学者和古籍爱好者各自的诉求，精准定位，梯度开发，有利于实现资源的聚集效应。这些重点古籍数字化项目意味着古籍整理出版这个老专业、老行当在新时代依然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生机勃勃、繁荣发展。

三、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在充分肯定成绩、认真分析所处情境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顾青先生曾将其总结为5个“不平衡”：一是整理方式的不平衡，即影印项目多，点校注释项目少；二是整理质量的不平衡，即品种数量多，精品数量少；三是传承与普及的不平衡，即专业性图书多，普及性图书少；四是人才结构的不平衡，即专业复合型人才，如擅长古籍数字化、国际化等的人才稀缺；五是国际化和数字化水平不平衡，即与其他行业、出版领域其他门类相较仍有较大差距。[9]

针对这些现存的不足与问题，古籍规划更要立足长远，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以十年中长期为发展时限，从战略高度安排部署，循序渐进，稳步实施。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转折之际的思想抉择、文化建设，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生存方式，指引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当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面对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新任务、新要求，古籍整理出版仍需在如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1.加大古籍精品化工作力度

出好古籍精品，打造传世之作，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当前古籍整理出版的总量显著增长，但精品依然稀缺，古籍图书目前的出版品质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在申报古籍规划的项目中，大而不当、华而不实、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的现象仍然存在，古籍整理出版也同样面对优化出版结构、控制出版规模，高质量发展、精品化生产的问题。要出版“叫得响”“立得住”的古籍精品，要在选题策划上精心论证，在编辑加工中精心打磨，在印制生产中精心把控，创作和出版一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体现国家水准、群众喜闻乐见、传之久远、历久弥新的精品力作。

2.加大古籍普及化工作强度

学术和普及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两翼，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化、大众化方面下功夫。据古籍小组介绍，早在1960年《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中，就明确指出有必要从古籍中选出一部分对广大干部和学生有益无害或益多害少的东西，进行注释或翻译、改写的工作，并加以必要的分析评判。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10]随着社会文化水平和人民审美品位的提升，对高水平的注译类古籍图书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准的解读类传统文化图书会备受追捧，知识与趣味兼备，形式与内容齐美的古籍普及读物会更受欢迎。

3.提升古籍数字化工作高度

古籍数字化将中华典籍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是中华版本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古籍事业发展的方向。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近十年来成果初成，但仍存在分散化、粗浅化、重复建设等问题。下一步，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编制规划，建立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加强政策扶持和保障力度，推动古籍数字化事业和产业良性健康发展。争取早日实现古籍整理“线下”+“线上”、“纸媒”+“网媒”、“文字”+“数据”的产业升级，利用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激活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资源，推动古籍整理出版由过去单一的内容提供端向既提供内容又提供信息的平台服务端转变，如，依托古籍资源，加强知识付费、传统文化在线教育、传统文化视听服务等，实现古籍整理出版业态不断升级。

4.推进古籍国际化工作深度

在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关系着展示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使命任务。历史上，古籍整理图书一直肩负着“国礼”的角色。1869年，清朝同治皇帝向美国赠送了《本草纲目》《梅氏丛书》等10种共933册中文古籍，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最早的中文收藏。[11]新中国成立以来，点校本“二十四史”、《大藏经》、《大中华文库》等一批古籍整理图书作为国礼被赠送到国外。时至今日，我们不仅希望古籍图书被妥善收藏，更希望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国外介绍中国，让外国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因此，在未来，推出哪些能被外国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翻译推广哪些古籍图书，以什么样的呈现方式，如多语种翻译、影像化处理等，都是时代赋予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挑战、新命题。

5.加大古籍阅读推广工作精度

一个民族、国家的兴盛，总是以文化繁荣为有效支撑，只有根系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唤醒个人的家国情怀，才能凝心聚力。古籍整理出版的初心是文化传承，古籍图书不希望被束之高阁，而希望被阅读、被讨论、被感悟。注重古籍图书的阅读推广环节，应将古籍整理出版与全民阅读活动、书香校园活动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古籍出版范围延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座中去、中国文学经典的课堂中去、中华传统美德的社区活动中去，在全社会形成更浓郁的传统文化阅读氛围，博观而约取，让更多人在阅读古籍图书的过程中，感受先贤的思想、情感与智慧。

“书比人长寿”[12]，美国学者费正清在20世纪80年代写给我国编辑赵家璧先生的回信中曾如是说。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伴随7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新时代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也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古籍整理出版仍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长的路要走，古籍整理出版于斯仍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2]关于印发实施《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通知[EB/OL].http://www.gapp.gov.cn/news/1663/103392.shtml

[3]曾国藩，李瀚章，李鸿章.曾文正公全集·13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9

[4]李相东.继往开来铸就丰碑[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6(5)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2

[6]黄燕平.经典古籍文献整理与研读的新示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4-29

[7][10]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

[8]吴国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出版[N].光明日报，2013-12-25

[9]顾青.近十年古籍出版工作述评[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1）

[11]范邦瑾.世界最大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J].博览群书，2012（8）

[12]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J].中国编辑，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