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皮锡瑞全集》的史料价值

[摘要]皮氏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教育变革和湖南近代历史演进中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他14岁考取秀才，24岁获选拔贡，33岁中式举人，后来四次会试落榜，于是放弃仕进之心，以讲学、著述终老。他从1890年起先后主讲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1898年出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扬变法，政变后遭受禁锢，1902年创办善化小学堂并任监督，1903年起又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讲授经学、史学、伦理、修身等课程，被杨树达誉为“经师人师”。

皮氏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教育变革和湖南近代历史演进中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波澜起伏、饱含艰辛的人生经历，从经世到维新却反对激进变革的政治思想，穷经究史、讲求古今通变的学术努力，无不集中映照着晚清数十年间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的剧烈变化和传统学术、文化的遽然衰落。因此，皮氏一生数量众多的诗文和著述，尤其卷帙繁富的《师伏堂日记》（1892－1908），不仅翔实地记录着他的个人生活、社会交往、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而且对于今天深入开展清代今文经学史和整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以及全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都能提供丰富而宝贵的资料。有鉴于此，吴仰湘教授费时十余年，搜集到皮氏已刊著作30种、未刊稿本5种，以及散见的诗词、序跋、书信、课卷、条陈、答问等100多篇，加以精心点校，编成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为学界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皮锡瑞全集》，吴仰湘 编，中华书局

首先，可为深化皮氏个案研究提供最完备的资料。

皮氏生前声名卓著，殁后却长期湮没无闻。周予同1928年注释《经学历史》，就大发感慨：“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承，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作答。”直到1939年，皮名振根据家藏史料编撰的《皮鹿门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年谱》），皮氏人生简历与学术概貌始为外界知晓。2002年，吴仰湘出版《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根据皮氏前期诗文、日记手稿和部分经学著述，进一步描画出他的人生轨迹与思想历程。如今《全集》出版，特别是皮氏多种手稿被整理、公布，可以直接带动学界深入研究皮氏生平、思想和学术，并纠正《年谱》和已有研究的各种讹误。例如，《年谱》记皮氏受戊戌政变牵连，“奉廷寄，革举人，交地方官管束”（《年谱》第68页），此说广泛流传，然而根据《全集》所收己亥年日记“此间已奉交地方管束之旨，功名无碍”（《全集》第10册，第1052页）和附录所收处分上谕（《全集》第12册，第629页），皮氏仅被从江西驱逐回籍，交湖南地方官严加管束，并未被革除举人功名。《年谱》又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记“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证文》粗成，送王阁学益吾校阅，今存手抄疏义一卷”（《年谱》，第75页），今《全集》所收《易林证文》手稿却是完整的2卷，其序文末署“庚寅立秋日锡瑞自记”（《全集》第7册，第9页），可知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谱之误显而易见。再如，学界普遍认为皮氏治经有从古文到今文的遽变，章太炎甚至因此讥斥他投附时好以逐利禄，可是根据《全集》所收皮氏前期经学稿《师伏堂经说》《易林证文》，可以发现皮氏前期经学就有十分显著的今文取向，今文之学实是皮氏一生经学主脉。特别是以往研究者评述皮氏经学，大多根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寥寥数书，现在根据《全集》，发现皮氏《尚书》《春秋》《三礼》等研究都卓有建树，今后只要细心解读《全集》所收25种经学著述，即可对皮氏治经成就与经学思想作出更全面、恰当的评价。

其次，可为深化中国经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精辟的意见。

皮氏先是精究《尚书》，彰显今文奥义，中年兼治郑学，厘析汉儒家法，晚年通论群经，上下千古，在专经研究、经学专题研究、经学通史研究等领域都结有硕果。后人评价皮氏经学，也誉以“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徐世昌），“淹雅宏通，审思明辨”（邵瑞彭），“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周予同）。正因为皮氏治经具有论断精当、征引宏富、条理分明等特点，所以他的各种经学著述可为今天深入开展中国经学史（尤其两汉与清代的经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精辟的意见。例如，皮氏《今文尚书考证》主要依据《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等西汉著述，同时博采两汉的文章、诏令、奏议、碑刻等，穷尽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汉代今文《尚书》资料，迄今仍是研究28篇今文《尚书》和汉代《尚书》学史最完备的资料汇编、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又如，学界研究两汉经学，多持今、古文对立分争的观念，皮氏主张“说经宜先知汉今、古文家法”（《全集》第8册，第140页），从前期的《尚书大传疏证》《今文尚书考证》《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到晚年的《驳五经异义疏证》《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圣证论补评》《汉碑引经考》《王制笺》等，始终注重辨析汉儒家法，尤其评述郑玄与许慎、何休、王肃等经学争论时，并不简单地归为今、古文之争，而是细致入微地分辨双方具体经说的今、古文属性，求其同，析其异，揭示出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的纷繁多样，徐世昌主编的《清儒学案》因此称赞皮氏“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可为今天深入研究汉代经学史提供现成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又如，清代汉学复兴后，古文学派“家家许、郑”，皮氏作为今文学家也终生服膺郑学，晚年自称“少习郑学，意欲举郑氏诸书尽为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栋、张惠言疏解，《书注》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疏解，《论语》有金鹗、刘宝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贻德疏解，纬书残缺难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经郑注疏》及《尚书中候》《尚书大传》《驳五经异义》《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六艺论》《鲁礼禘祫义》《郑志》《郑记》《答临孝存〈周礼〉难》各种疏证，书皆刊行，以存郑氏一家之学”（《全集》第8册，第134页），他对郑玄经注、经说所作详尽搜辑与细密疏证，构成清代郑学研究的半壁江山，足见《全集》所收以上10余种著作对推进清代郑学史研究的价值。至于皮氏《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专门评述历代经学的流变与得失，“胸罗众家，掌运千古”（《全集》第11册，第2124页），对于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意义更是不言而明。

再次，可为深化晚清史研究提供新鲜而珍贵的资料。

皮氏身处乱世，早先渴望经世救时，后来主张“通经致用”，积极投入湘赣两地的维新变法和湖南全省的新式教育，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既是晚清社会与文化剧变的亲历者、记录者，也是清末政治与教育变革的参与者、思考者。因此，《全集》所收各种诗文、著述，特别是记事长达16年的《师伏堂日记》，可为今人研究晚清史尤其是湘赣两省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历史变迁提供新鲜而宝贵的原始史料。例如，皮氏自1892年起受聘主讲南昌经训书院，前后7年，悉心施教，革新学风，“教人以经学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年谱》，第24页），培植了无数人才，这几年的《师伏堂日记》和3卷《经训书院自课文》，就完整地记录着他的教学生活与社会交往，是研究经训书院历史和晚清南昌社会生活的绝佳材料。又如，湖南从陈宝箴担任巡抚以来，逐渐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推行改革，最后演变成戊戌维新变法，对此重大史事，皮氏先是耳闻目睹，后来全力参与，并载于日记中，为后人研究湖南维新运动提供了大量准确的信息，诸如梁启超入湘日期、南学会讲学详情、保卫局筹办内幕、湖南新旧纷争经过、《翼教丛编》刊刻等重要史事或细节，《师伏堂日记》都有记载，可谓弥足珍贵。再如，在晚清新政中，湖南相继将求实、岳麓、城南等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但相关人事、课程、教学活动、学生风潮等，学界迄今语焉不详，甚至张冠李戴，皮氏因在各校执教，还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兼任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与巡抚、学政及省学务公所、各学堂当局官绅往还较多，因此皮氏留存在日记中的种种亲历与见闻，正是今天研究清末湖南教育变革的第一手资料。此外，皮氏历年所记出行、交游、赴考、读报及地方兴革、市井变故、民俗风情、日用开支等，都可为后人考察晚清历史变动与社会变迁提供鲜活的材料，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八日所记长沙席公祠的公事活动，“到者近三百人，投票选举，会长刘艮山得二百廿票，副长曾士元得一百卅票，谭组安得九十余票。本拟刘、曾，毋乃先授意乎？予亦得二票，二王各得一票”（《全集》第11册，第2265页），即是关于湖南谘议局选举绝无仅有的史料。

需要强调的是，《全集》出版带给学界的便利，远不止于上述各种宝贵资料的搜集，点校之功也非常值得肯定。皮氏各种著述的重要性其实早为学界所知，然而，因为他的经学著述内容过于艰深，研读不易，《师伏堂日记》等手稿字迹十分潦草，辨认尤难，所以一般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往往望而兴叹，有时不得已加以征引，却难免认字、断句等错误。吴仰湘教授长期研究皮氏生平、思想与学术，又有扎实的经史根柢，因此无论点校精深繁赜的经学著作，还是识读各种手稿，都足以胜任其事，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整理本，这无疑会使《全集》发挥出更大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