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丰（右）、丹青

考古学者罗丰的新著《蒙古国纪行》在年初问世，这本书生动详实地记录了2006年夏，以中国学者为主的多国考察队在蒙古的历史考察之旅。为了祝贺新书出版，近日，当年参加这次考察的学者们会聚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畅谈考察中的趣事和这本书所勾起的种种回忆。他们大多是研究中古史、北方民族史、中亚考古的资深学者，以下将座谈会上各位学者的发言撮要概述，以便读者了解与蒙古国考察有关的花絮和逸闻。

《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

罗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ISBN：9787108059611

2006年赴蒙古的考察队一行二十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是队长。在罗丰《蒙古国纪行》出书前，三联书店请罗新撰写推荐语，他写道：“读罗丰此书，仿佛多年前那个多雨的蒙古之夏，那种白天坐车飞奔，晚间在草地扎帐篷的野外生活，猛然间在眼前重现。”

这次也是罗新把大家又重新召集到一起，并戏称为“《蒙古国纪行》出版庆功会”。罗新自己的著作《历史的高原游牧》（2010年出版）收录了他写的此次考察的详细日志，所以在开场时他说，“这个内容我也写过啊，我知道写不出什么来的，没想到编的这么好！拿到这本书，我觉得很吃惊，这些年来我接触的跟我们的方向有关系的书，这本是出的最好的，没有之一，是最好的一本！我一再地跟罗丰说，我好羡慕他”。

考古发掘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

罗新介绍说，2006年的蒙古国考察，是由北京大学、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联合组织的，由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敖其尔教授带队。在这之前，2004年时，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还独立组织过一次蒙古国之行，但那次对蒙古的文物状况、文物遗址情况都不太了解，有些走马观花。回来之后决定重新组织一次，于是策划了2006年的行程。这次考察事前准备的比较充分，之后也有总结。罗新特别提到“科布多会议”，很多学者都会心一笑，这是考察临近结束时在科布多的布扬特宾馆总统套房开的总结会，罗新说，“我当时要求大家都写一个东西，而且是有分工的，为各自的考察做一个总结。我回来之后履行了承诺，迅速地写出了一个考察日志，当然较为简略，但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基本的线索。在考察日志2010年出版的时候，我在前言里特别提到这个事儿，当年我们有过这么一个会议，说好的大家都写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写。罗丰看到我写的，感到愧悔莫名，他就表示说，‘我要写’！这真是亡羊补牢，做好人什么时候都有机会。而且好东西还不怕晚，现在书出得这么好，我很高兴。在这儿要顺便批评一下这些人（用手指周围，众人笑），对照着罗丰这本书，有了榜样啊，大家是不是应该再愧悔一天？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当年是考察队副队长，时任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他说，“作为组织方之一，我们是真应该写。第二年（2007）我们又去了一次蒙古，准备要对回鹘王城进行考古发掘，第三年我把测量队都派去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后来因为国内方面的原因，这个计划被放下了。去年我看新闻频道，蒙古与德国在这个回鹘王城以南的山中，发掘出可汗墓、王室墓，大量唐朝政府当时赐给回鹘的泥俑都挖出来了。所以任何事情要做成，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才行。就我个人来说，考察行纪我还是会用自己粗笨的手写出来的，差是一定要交的”。他还提到，《蒙古国纪行》书中第31页朝青龙的照片，是他好不容易找出来，而且大费周折发给罗丰的，他对此书亦有贡献。

北大历史系张帆教授说，“当年在科布多，虽然我说了要写东西，但‘非出于至诚’，多半是写不了，果然后来是写不了。现在我还保留着两次去蒙古的账本，和一堆蒙古的发票，以后可供展览。2006年去蒙古的时候，我看的是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与蒙古人》，在那儿把这本书的第一卷全看完了。其实我们走的路线和他的路线是正好相反的，他是从西向东走，再由北向南，和我们有很多对上的地方。可惜当时没有记下来，现在就全忘掉了”。

特别感觉到职业考古学家的方法和眼光

北大历史系王小甫教授参加了2004年的蒙古考察，他认为那次考察是他学术上的转折点，“后来我出的《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有五篇文章与蒙古考察有关系，中国的历史文字记载比较多，周边的历史记载少，还是要到当地去看一看，感觉完全不一样”。罗新接着回忆说，那次回程，乘车从乌兰巴托到二连浩特，特意穿越绝漠戈壁，沿途艰苦异常，一路看到很多动物尸体，不少是刚死不久的，王小甫老师是以马革裹尸的决心，横穿大漠，回到国内，之后他就很少外出考察了。

北大历史系的党宝海老师回忆起考察队的另一个细节，“在考察乌里雅苏台的关帝庙时（见书中第47节），我特别感觉到，职业考古学家的方法和眼光，比起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在田野考察时有特别的长处。当时是黄昏时分，我和孙正军的任务是协助罗丰老师调查关帝庙大概的结构。关帝庙的建筑已经没有了，只有残留的基础，我和孙正军看到天色已晚，想赶紧测量完离开，而罗丰老师以他一贯的沉着冷静，告诉我们别急着量，先要把遗址的结构和布局搞清楚。所以在场地上一起走了两圈，他说，大概的结构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俩是没有概念的，罗老师指挥我们量哪儿就量哪儿，结束后，他在地上简单画了一个关帝庙结构的草图，我们看到的杂乱无章的遗迹，在这个图上就变得很有秩序了（参见书中第320页）。回到驻地，我们借助尔冬强老师的照片，看清代乌里雅苏台的高像素地图，关帝庙的结构图和罗丰老师现场调查后在地上画的图，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让我对罗丰老师的田野调查经验非常佩服，他后来告诉我说，在现场就不能着急，要沉得住气”。

北大历史系的郭润涛教授参加了前后两次的蒙古考察，而“2006年这次，准备的非常好，外出考察时准备充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刚才李肖老师没讲，我们这一次带上了吐鲁番文物局的发电机。在野外，太阳一落山，天一下就黑了，真的全黑了，连搭帐篷都看不见。我们当时也有一些其他照明的装备，几乎都是没有用的，但有发电机就完全不同了，大灯很亮，而且尔冬强先生的相机、我们的手机，都可以充电了。天黑以后没有那么慌张，我的印象太深了”。他还提到了对乌里雅苏台关帝庙碑的研究，郭老师说等时机成熟了，他还会写出来。

《蒙古国纪行》的出版与时代的转向有关

社科院历史所的吴玉贵研究员参加了2004的考察，他主要谈的是这本新书，读过之后，他认为这本书“做的典雅、舒服，又不张扬，现在做的奢华的书很多，但捧上以后感觉很温润的却不多。而且，罗丰确实写的很好，我们认识几十年了，对他在《蒙古国纪行》里的这种文笔，以前感受还不是太多。他的文笔相比罗新有另外一种妙处，感觉是侃侃而谈，一点不乱，跟他平时说话一样，慢慢地说。现在是不是有一种新的倾向，前不久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刚出，现在这本书也出来了，而这两位都是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不约而同地都出这样的书，是不是和时代的转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书不好写，要有内容，受众面一下扩大了很多，怎么能写的既有专业性，还要照顾到专业外的受众？尤其是在这之前刚看过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这两本书正好相映成趣”。

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姚克成教授担任了前后两次蒙古考察的翻译和组织工作，他说，“蒙古国21个省，因为参加了这两次考察，我一共走了18个省，只有3个省没去。我是蒙古语专业的，这些年跟蒙古有关的书我都买都看，要说学术领域的著作，我觉得罗丰先生这本《蒙古国纪行》含金量高，这本书有侦探的眼光、作家的文笔、学者的知识。但这本书也有不足，主要是人名、地名拼写较为随意，像书中蒙古的考古学家那汪，又写成‘那旺’，前后不一致；还有‘於都斤山’，这是古地名，现在叫‘奥特根腾格尔山’，这在蒙古是圣山。瑕不掩瑜，订正之后这本书会更好”。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正军老师在2006年参加考察时，还是硕士二年级的同学，他说，“我对这次蒙古考察中学术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读罗丰老师这本书，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把我的记忆重新唤醒，是个人生命史的重新发现。这本书也让我想到，现在科研经费也多，学者们纷纷走出书斋，大家有能力做各种考察。可在走出去之后呢，往往两手空空就回来了，最多拍了几张照片。罗丰老师这本书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也就是考察之后怎么记录和写作，怎么把学术和普及结合在一起，这和传统的学术写作是完全不同的”。

《蒙古国纪行》也许能鼓舞更多的专业学者给广大读者多写点东西

摄影家尔冬强先生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会后坐第一班高铁返回上海，只在北大停留了两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说：“本来这两天要下南洋，听罗新老师说有这么一个会议，就赶来学习一下。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长的一堂课，从2006年到现在前后跨度长达12年，有机会看到老师们在蒙古每天认真地工作，其实也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轨迹。像罗新老师、罗丰老师，他们的调查本子是不离手的，在车上、车下、吃饭时，随时都在记，如果不是在现场做了大量的工作，完全靠回来之后再写，很难写的这么有意思。罗丰老师的学术精神也让我特别钦佩，我专门开车去过他工作的地方，对我来讲，追随各位老师，做一些视觉文献的工作，也是余下来的生命里比较重要的部分”。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丹青研究员是从苏州赶来参会的，他说，“在蒙古我拍了很多照片，拍的最多的不是文物，是尔冬强先生的工作照。他是个工作狂，那么重的设备，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每一次他都跑在最前面，我特别敬佩尔先生。另外，我愿意为这本书好好写篇书评，我写也比较合适，毕竟我是这次考察的参加者”。

责任编辑曾诚也参加了座谈，他说，“2016年，罗丰老师把稿子交给我，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这本书应该出成什么样子，但这是罗老师第一本纯学术以外的书稿，我觉得托付是很重的。三联书店应该把这样学术性、普及性兼备的书出好。最终决定这本书面貌的，一方面是罗丰老师写的文字和同行很多老师拍摄的精彩照片，特别是尔冬强先生的作品，这是书的主体内容；另外一方面，来自这本书的内外形式，出于设计师李猛的精心编排和设计。而我的工作，其实是把这两者密切联系起来。这本书最终呈现的样子，是让人满意的，这确实是用心做出来的书，我觉得《蒙古国纪行》也许能鼓舞更多的专业学者在做研究、完成课题之余，有动力给广大读者多写点东西”。

为全书做整体设计的李猛说，“这本书在做的过程中都仔细看了，我和曾诚在做书的过程中，打消了美编和文字编辑的界限，高度地合作，有不少互相交叉的工作，这也对最终成书的效果有很明显的影响。我这里要特别感谢两个重要视觉元素的提供者，一位是尔冬强先生，没有他的照片，篇章页是没法做的；另外就是书名题签和书中涉及书写的部分，都来自李泉汇老师。图片和书法为罗丰老师这本书达到较高的水准做了很大贡献”。

凡是测量，都有意义

北大历史系的朱玉麒教授并没有参加两次蒙古国之旅，但他近年来也常常组织和参与在境外的历史考察活动，并且《蒙古国纪行》最先成文的一部分就刊发在他主编的《西域文史》辑刊中。他说道：“就像去年我们一起去帕米尔高原，每到一个地方，罗丰都会说，‘测量一下’，很多时候我觉得测量没有什么意义，他却说，‘测量一下’。他认为，凡是测量，都有意义。我们今天看《蒙古国纪行》的时候，除了欣赏他的笔法，这本书里其实有一个考古学家的内涵。在我读他的文字的时候，脑子里有时会浮现他说话的声音，这本书应该是个固原话的版本，书中有一句，‘我们看到了来接我们的人了’，用普通话念觉得是一个病句，但用固原话来读，真的是很美妙的、有感情的句子。这本书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会怎么用自己的方言把自己的考察记录下来。”

在座谈的最后，本书作者罗丰简短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说：“今天没想到这么多人来。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其实是好多人鼓励的结果，拿我自己来说，经常喜欢和罗新一块儿出去旅行，但从来不记比较详细的笔记，这（2006年）大概是唯一的一次。（之前）每次都是抄个手去转一圈，第二天回来啥都忘记了。去蒙古这次规定了具体行程，我也响应他的号召，记了比较仔细的笔记。当时记了，但也不知道做啥用处。中华书局的王芳叫我整理一下，我整理了几天，后来她也没找我要，我也就扔下算了。一直到前年，朱玉麒经常鼓励我应该把这个整理完，我才找罗新、尔冬强配了照片，把这个东西弄完。其实主要靠尔冬强的照片，还有编辑和美编的包装，才变的像一本书，其实没有多厚。你说我自己嘛，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出去的次数很多，也没有啥要写的冲动。现在（书）出来了，我看着也挺好。仅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谢谢各位！”

座谈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参加蒙古考察的学者一起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