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在四五岁时就“认识”商务印书馆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整个社会经历了“三面红旗”的狂热，“反右运动”的动荡，刚开始从大饥荒中慢慢走出，父亲又重拾起他的业余爱好，为报纸写些小稿子。他每晚伏在桌前台灯下，手边总在翻阅那本边边角角都已卷起的《新华字典》，常说这本字典就是他的老师。父亲在我心中形象一直十分高大，因为凡我不认识的字，父亲似乎全都认识，经常纠正我的误读。我纳闷：还有什么书如此神奇，能做父亲的老师？一日，父亲上班走后，我毕恭毕敬地打开这本纸页颜色泛黄的字典，第一次看到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字。
1966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文革”风暴骤临。一些大人忙于武斗、派争，严重时街上大刀片上下翻飞；所有的学校都已“停课闹革命”，孩子们则在街上游走闲逛。不少孩子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比赛扔石子儿，将路灯击碎，将人家的窗玻璃砸碎，听玻璃碎裂声，看人家惊恐的模样，聊以取乐。那些年，路灯和临街的玻璃窗，鲜有完整的。某一日，父亲骑车回家途中偶遇正四处游荡的我们，在我们跟前猛然煞住车，用一只脚支住车身，定睛看了我们好半天，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当晚他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桌前，嘱我们好好读书。我问他读什么，因为那时除马恩列斯毛鲁之外，其他的书都很难找到了。父亲把他手边一直在用的那本《新华字典》重重地放到我手上，告诉我说：“学校停课了，你就多跟这个老师学习，不要荒废大好时光。”
1975年，我行将到天津蓟县去“插队落户”。父亲因“六二六”正在广西百色“支边”，特地从遥远的南国赶回天津来送我。他没为我买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而为我买了一部读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后乃得知，早在1960年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现汉》试印本。但那试印本，寻常百姓如何得见？事实上，父亲1975年送我的那部《现汉》，也是1965年排好了的试用本，直到1973年才“应广大读者的急需”少量投放市场的。父亲每到一地出差便跑书店，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本。看得出，父亲更喜爱这部《现汉》，但他毫不犹豫地把它塞进了我的行囊。正是这部书，当别的知青彷徨、迷惘、失落甚至绝望之时，它把海量的信息和知识灌输进我空虚的大脑，让我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并最终助我在“文革”后首次高考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走进南开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在南开读研，那是80年代中期。研究生甫入学，我即自行确定了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对现代汉语词汇进行穷尽式的统计分析研究。有人问我：你一个刚入学的硕士生，怎么会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回答是：灵感来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汉》。研究一种语言的语法、语音，无法也无必要穷尽其言语材料；而对词汇作研究却可以，也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为一部权威而规范的语文工具书就提供了既基本又丰赡的语料样本。攻读硕士学位时尚无个人计算机，为统计数据，我先后买了六部《现汉》，从不同角度加以统计；又请亲友把他们各家用过的旧挂历送给我，自己动手裁成五六万张卡片，一张一张抄录，而后逐一分析、分类。历经两三年时间，论文最终完成。
迄今为止，我自己所著和参编的书在商务系列出版社出版的已逾10部：最早的一部是1992年出版的《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合著），最近的一部是2016年出版的《词汇论》；其间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个人论文集一部、学术回忆性著作一部、新词语编年本五部，有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个人专著一部和集体论文集两部，有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学术回忆性著作一部……每每我自己的书稿杀青，要考虑出版时，总会首选商务，这也几乎成了我的习惯性思维。
书总是首先考虑交给商务出版，当然是有原因的。我年少读书时，不少名教授的名作就是由商务出版的，一些老师也以著作交由商务出版为荣，这是无声的品牌效应。及长，到我自己考虑出书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先生，或援手提挈，或作为责编帮我提高水平。商务的先生们这样做，不但让作为作者的我每出一部书便有重读一门课的感觉，受教多多，而且让我感觉到那些编辑是在与作者交朋友，我们的友情也日见深笃。
2017年，商务印书馆已走过120年的途程。两个甲子的岁月，商务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传承、弘扬、阐释，可谓贡献良多，而实际做出这些贡献的，当然是一个又一个视中华文化为生命的商务人。张元济1927年1月21日致傅增湘书中有一段可视为菊生先生自励的话：“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转引自张人凤《张菊生先生年谱》第25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正因为商务有秉持这样文化理念的伟大的开创者，才有日后的辉煌。而商务人之所以能在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中做出重要贡献，也有赖于一代又一代敬业爱馆、忘我无私的商务人。张菊生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过为商务早期的辉煌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王云五先生：“公之爱公司者至深且远，非可以言语称谢也。”（转引自王学哲《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第123页，1946年4月3日，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历经两甲子的熏陶，前辈商务人的精神和操守早已融入商务的血脉中，为一代代继起的商务人所继承，成为了商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成就了商务魂。而未来，商务当然一定会为中华文化的保护，为中华文化既深且广的传播，为当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做出持续的、更加辉煌的，也是其他出版机构和个人无可替代的贡献来的。
从第一部书稿交由商务出版算起，迄今已25年，整整1/4个世纪，我也由三十出头的学术新兵，走到如今的耳顺之年。商务是我的老师，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知心朋友。未来，我希望还有机会多读商务的书，也渴望自己还有书能从商务这里走上读者的案头，走进读者的心头，随商务走下去，尽可能久一些，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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