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两个整数年，再一次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整整一年里，欢庆的、追忆的、沉思的、争论的……种种表情与言说纷纷显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商务印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联系，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心中，留下一个长长的“商务情结”。正如1933年，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那一篇《新年的梦想》，封面上有丰子恺的漫画：一个赤膊少年坐在水盆边，用肥皂和来苏儿清洗盆中的一个地球仪。
当期的“献梦者”，还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142人，他们洋洋洒洒，挥笔写下244个梦想。如果说有“商务精神”的存在，这一次貌似“盗梦空间”的行为艺术，正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表达。
百年以来，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追求，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旗帜。还有现任商务印书馆老总于殿利重重的言辞：“商务不仅是商务人的商务，它承载着中国几代出版人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追求。”
三个来源
藏书世家、传教士、新型知识分子
一个新型的文化企业，它的出现往往有一个复杂的背景为依托。回顾商务印书馆的诞生，起码有三个主要来源需要承认：
其一，来源于中国传统藏书、抄书与刻书产业，其绵延已达数千年。19世纪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出版业开始登陆中国，引起中国传统书业的变革。稍作了解不难发现，商务印书馆的两个主要创办者与发展者，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
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家，一般只介绍他们的美国长老会背景，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宁波鄞县三桥鲍家和慈溪乍山严家联合投资，就在宁波联合创办“汲绠斋”书局，附设作坊刻印古籍，曾经成为宁波五大书局之首。据载，清时宁波道台、知府等官宦，常服青衣小帽，到汲绠斋选购图书；入学儒生、候考童生，喜欢来购书看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时，鲍氏兄弟向汲绠斋求援。汲绠斋选派印刷工人前去支援，后来汲绠斋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宁波总经销处。
张元济亦出身藏书世家，其明末十世祖张奇龄斋名“涉园”，九世祖张惟赤是清顺治年间进士，开始着意搜藏图书，至乾嘉之际六世祖张宗松藏书之富达到顶峰，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以藏书著名。道光以后张氏中落，涉园亦毁于战火，到张元济时，只剩下涉园之名，无一册藏书留存。以此为背景，张先生一生立志恢复祖业，四处搜集先人旧藏，听闻钤有张氏涉园印记的书，更是不惜重金收购。因此有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的诞生。
其二，来源于传教士的影响。他们为印《圣经》和传教资料，在中国兴办出版印刷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宁波鲍氏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即受美国长老会出版活动影响。一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氏兄弟的父亲鲍哲才，早年就读于宁波教会学校崇信义塾，后来在教会出版机构华花书房做排字工。1862年华花书房迁到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鲍哲才是创办人之一。他后来成为清心堂牧师，1875年曾参与创办《小孩月报》和《花图新报》。二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四位发起人鲍咸恩、夏瑞芳、高翰卿和鲍咸昌，早年均就读于教会学校清心义塾，毕业后在美华书馆学习出版、印刷和排字，后高凤池任美华书馆华人经理，夏瑞芳任《字林西报》植字部主任。三是商务最初的畅销书《华英初阶》等，作者谢洪赉的父亲谢元芳，是鲍哲才读崇信义塾时的同学。
其三，来源于当时上海聚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如熊月之指出，晚清上海崛起一个新型的文化人群体，戊戌变法时期约有1200人，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增加到4000人。与传统士大夫比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较新的知识结构，有较好的西学素养，有比较相近的价值观念，有比较相近的人生观。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往往凭借新的知识，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元济先生正是其中一员。
三位所长
各擅胜场，情意笃深
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年，编译所所长最初是蔡元培，接着是张元济、高梦旦和王云五，他们是百年商务内容建设的灵魂，又是极好的朋友。此处按下蔡先生不表，单说后面三位的故事：
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重要背景之一是他的“翰林”身份，此称谓是学问与才能的代称。清末上海新出版兴起，许多机构如点石斋、同文书局，乐于聘请翰林主持编校机构。张元济受聘商务印书馆，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再者张元济不但翰林出身，而且熟稔洋务与新学，人脉丰富。如他在京为官时，曾为光绪皇帝找书，书目中有黄遵宪《日本国志》。那时找新书不易，张元济或将私藏及朋友的书拿出来晋献皇帝，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罢免。1902年张元济投身上海商务印书馆。
高梦旦出身桐城派古文名家，中过秀才。他是维新人士，与梁启超为至交，曾作为求是大学堂监督带领学生去日本留学。他认为教育改革的根本在小学，因此立志编教科书，1903年12月进馆，任国文部主任。1918年接任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完全自学成才，他来商务印书馆，最初是在1921年胡适举荐给高梦旦。是年9月15日王云五来编译所了解情况，11月5日张元济日记写道：“又谈梦翁辞编译所长，荐王云五事。似太骤，可先任副所长，梦公仍兼所长。如兼管业务科事，则编译所事尽可交与王，而己居其名，俟半年后再动较妥。”11月13日王云五写出《改进编译所意见书》，11月21日张元济日记写道：“公司是日谈梦翁辞退编译所长、举王云五自代事。”
高梦旦人品极好，被胡适称为“当代圣人”。1926年王云五遭绑架，高梦旦自己拿钱请人斡旋，将他救出。1936年高梦旦去世，王云五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高先生待我不仅是最知己的朋友，简直要超过同怀的兄弟。”王云五还说，高梦旦去世后，他在商务最好的朋友只有张元济，“即私交上亦无话不说，取代了梦旦先生对余之关系地位。”王云五曾两次辞任总经理，都是张元济极力挽留，甚至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己之计划也。”
两个方向
介绍西学与整理古籍
1902年张元济来到商务印书馆，他为编译所确定四个选题方向，即编写新式教科书、翻译海外著作、创刊大批杂志和出版各类词典。其实还有一项，即中国古代典籍的收藏、整理与翻印。此处仅就中西文化传播略述。
商务印书馆翻译海外著作的传统与生俱在。受时代影响，鲍氏创业时即有此志向。到张元济加入后，很快成为行业翘楚。后来请胡适、王云五加盟商务，也有助力绍介西学之意。商务翻译的著名项目如林纾、严复的译著，康有为称“译才并世称严林”。再如1908年，光绪开出40部“最后的书单”，其中35部出自商务，也都是各类译著。
商务印书馆对中国传统典籍编印也有传统。比如1970年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上讲到，商务建馆74年，出版图书数万种，其中有创造性的选题只有30种。而在这30种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占有极大比重，诸如：《辞源》《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国学基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和《古书今注今译》等。
其中以《四库全书》为例，北洋政府时，叶恭绰提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张元济认为规模太大，只能分批进行。后商务印书馆有《四库全书珍本初编》问世。王云五到台湾后，从1970年开始在台湾商务出版《四库全书珍本二集》，以后每年出版一集，1974年有一册《四库全书珍本别辑》，直到1978年出版《四库全书珍本九集》，翌年王云五离世。另外近些年，《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作者卢仁龙，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完成张元济遗愿。
据载“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3岁，骨灰安葬在上海联谊山庄，一个小小的墓碑上由陈叔通写碑文。1966年被暴徒所毁，其子张树年嘱托儿子与侄子，冒风险赶去山庄挖出骨灰盒，悄悄藏于家中，后迁到海盐张氏公墓入土为安。”
张氏公募乃1926年张元济出资倡建。在张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韦力先生前往海盐寻墓，结果只见到“一片菜地和那个没有任何字迹的水泥碑，已然看不到任何跟张元济有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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