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

听到戈公振先生八十六年前写就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失而复得的消息，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了!八十五年前，即1932年1月，在日本发动的淞沪战争中，商务印书馆大楼被炸毁，许多书稿资料付之一炬。据说，戈公振先生交付商务还没来得及出版的书稿《世界报业考察记》也在其中。闻者无不惋惜。听闻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和戈氏后人决定将遗物中保存完好的遗稿重新出版，不禁喜出望外。今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大庆。他们决定出版这一遗著以作纪念，无疑也应该加载史册。这不仅还了历史宿愿，可以告慰戈公振先生在天之灵，而且又继承了商务的优良传统，以出版和保藏文化精粹为己任。有什么可以比这更好地庆祝自己的生日呢!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国近代报刊不是从中国古代报纸发育而成，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移植过来的。无论从举办宗旨，还是从传播内容、形式来说，古代报纸和以传播新闻为职责、以大众为发行对象的近代报纸，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不同途径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宗教和贸易，还有传教和通商所需要的公共传播媒介。而这种媒介是他们根据母国的样本到中国来复制的　(自然要适应中国的情况稍加改造)。所以，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期，外国人所办的外文报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也就是戈公振所说“外报创始时期”)。这使中国人大开眼界，原来世间还有如此飞快传递消息的东西。林则徐是“睁开眼睛看世界”较早之人，他很快注意到外国人所办之报刊，为禁烟计，他组织人翻译外文报刊，在官场内部流传。还有一批中国人则产生了自己办报刊的潜在想法。

《世界报业考察记》，戈公振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样的大背景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报刊从诞生起一直以西方报刊为模板而加以学习的。最早“学生意”的是一批旧式文人，有在宗教印刷所供职的王韬等人，在商业报刊中谋职的钱昕伯、陈霭龄、蔡尔康等人。他们接触、了解了外报，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了供职的报刊。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真正打开局面，还是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企图使朝廷革故鼎新的戊戌变法，还是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辛亥革命，都使得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得到空前的发展。近代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被中国社会接受了。以至于晚清朝廷和各地也随潮流办起了官报。但这时的中国报刊，从形态到生产流程都是很落后的。学生向先生学习，学得很艰苦，还没有学像。毕竟，起步相距一二百年。

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人逐步获得外国人所办报纸的股权，中国报刊逐渐向现代化大路上迅跑。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之前。上海的大报　《申报》由史量才等人接办，并开始企业化经营，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上海的报馆街———望平街达到繁荣也在这时。中国报刊进步的特征是，新闻的采集更加迅捷，电报、电话已广泛采用，报刊的印刷普遍采用高速轮转机，发行也有了便捷的交通工具：汽车和火车，报馆的经营更加商业化，广告已成为报社支柱，报业资本积累起来，规模迅速扩大，不少报馆建起了标志性大楼。戈公振从1914年进入《时报》当校对，到后来担任总编辑，所经历的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过程。对于发展中的艰难，以及存在的弊端，必有切身的体会。他属于区别于王韬等人，又区别于梁启超、汪康年、于右任等人的第三代报人，受过传统中式启蒙教育，又受过一点西式教育。

戈公振是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从业者。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份工作，但又不满足于每天仅把本份工作做好，而是一边干，一边研究琢磨问题。套用一句现代语言，他是一位研究型的新闻工作者。他在《时报》任要职的同时，竟耗费几年业余时间，蒐集数据，写就《中国报学史》这一开创性的新闻史学著作。正是在写作过程中，戈公振萌生了去国外考察的念头。他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心目中是以西方现代报业，特别是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大报为榜样学习的。办成那样的大报是职业的理想。但毕竟没有亲临其境考察过。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了他的考察之行。1927年8月，他应国联邀请，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在会上，他结识了《泰晤士报》的上层人士。经他们介绍，遂成考察之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中国人去欧美大报考察学习是必然的、迟早要发生的，但历史地落到戈公振头上，这又具有偶然性。戈公振从事报业十五年，又有开创性研究成果，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去考察世界报业了。

现在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近距离观察世界现代巨型日报的中国人。《考察记》写得极具现场感。从新闻采编写到广告安排，从文字生产写到印刷发行，甚至从生产环节写到职工福利，既有现场描摹，又配以数据统计。如果仔细地读一遍《考察记》，等于到了现场。作为一个曾经的报人，我读后感到特别亲切。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没有多年报馆工作的亲身实践，《考察记》不可能写得那么贴切、内行。一般人初进现代报馆，看到采编部门挑灯夜战，印刷车间震耳欲聋，早就晕了，更不用说看出什么名堂。《考察记》　呈现的却是有条不紊的新闻生产过程。《考察记》还具有历史感。除了现场记录之外，戈公振还写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报址变迁、印刷史和主持人更替史，附录北岩爵士小传。对纽约《泰晤士报》，戈公振则翻译了乔瑟夫所写的“纽约泰晤士之精神与发育”一文作为附录。初读者以为附录的历史与考察无关，有累赘之感。其实，这正是戈氏高明之处。知史方能鉴今。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英美这些大报，方知报纸孕育不易，成长更难，其中坚持一以贯之的崇高宗旨与精神尤为重要。这是中国报纸要学习的另一方面。有纵深感，《考察记》就显得厚实。如果不是像戈公振这样具有报学史的学养，也写不出这一部分来。

考察是为了学习，学习是准备实践的。这就是实践家和学者的区别。1928年底，考察结束回国，戈公振是有其打算的。由于人事的原因，他没有回到熟悉的《时报》，却被上海另一家大报《申报》聘为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什么职务？其时，《申报》老板史量才正准备对已发行了两万号的老《申报》进行改造。新成立的总管理处是一个设计、推行革新措施的机构和平台。参加总管理处的还有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在国外考察时，戈公振已接受了史量才的聘用。回国正好施展宏图。从戈公振进入《申报》最初做的几件事，就可知他的考察成果正在逐步付诸实现。1929年，戈公振创办申报资料室，亲自带人剪报，收集资料，分类陈列。1930年，戈公振创办《申报图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大变。戈公振亲赴东北采访，此后又投入上海淞沪抗战后的救亡运动，离开《申报》渐远。但我们从《申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创设的各项文化、社会事业中，仿佛可以看到戈公振考察成果带来的影响。1931年10月起，《申报》先后创办了　《申报月刊》《申报年鉴》，出版了《申报丛书》，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改进了读者服务工作。《申报》如同《泰晤士报》那样，发展成为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报业出版集团和社会公共团体。戈公振的部分理想得到实现。

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考察记》　忠实记录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新闻界的前辈如何怀着理想，如饥似渴地向英美先进的报业学习，记录了他们当时观察世界的视野和内心的活动。这无疑为中国新闻史增添了珍贵的一页。而《考察记》中体现的他们对于新闻事业崇高社会责任的追求和坚持，是值得今天的媒体人深思和铭记的，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这就是戈公振先生在前言中所说：“深信一事之成功必在长期奋斗以后，且非纯粹营利性质，而为对于公众之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