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浅训》，梁启超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启超为何称《国民浅训》“真我生绝好纪念也”

在梁启超一生的著作中，《国民浅训》一书无疑最具有传奇性。所谓“传奇性”既指向成书过程，也包括了其后的出版发行。实际上，该书的封面已不同寻常。在梁启超自题的“国民浅训”四个端庄凝重、带有汉魏碑体风格的红色大字后，又有行书小字：“丙辰三月越南帽溪山中/扶病署 饮冰”，不但颜色夺目，而且题款中即透露出“故事”。

“丙辰”为一九一六年，当年三月，梁启超正在从上海赶赴广西的路上。由于前一年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梁启超先是承担起鼓吹舆论的责任，大力抨击与揭露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鬼蜮伎俩；而在袁氏导演的“顺从民意”，接受“中华帝国皇帝”帝位后，梁启超便彻底与之决裂；一九一六年三月四日，应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为坚定陆氏举义之心，梁启超自上海出走，冒险从军，经香港，绕道越南，最终于三月二十七日抵达镇南关（即今友谊关），与已经宣布独立的桂省护国军会合。《国民浅训》正是成书于此行途中。

根据梁启超家书，可以推知，《国民浅训》乃于三月二十一日开笔写作。只是，此前一日，梁氏已中暑热患病，到此日下午大发作。其所处环境，则“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而当夜“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梁苦痛难过欲死。幸好次日早晨有人来查看，急忙以一种特效草药救治，经半日而霍然病愈，梁启超方得续作此书。这本“病起后即捉笔著成”的《国民浅训》，全书“约二万言”，乃以“三日夜成之”，完稿时间为三月二十五日。用去的三十张纸，正是梁氏简单行囊中“珍如拱璧”的数十张笺纸中的大半。

对于这样一本匆促写出的小书，梁启超本人实相当看重。寄出后，不但担心失落，四月六日信中尚追问在上海的陈叔通等是否收到，因“别无副本，若失去则枉费心力矣”（《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而在与女儿书中，梁氏甚至径称“此书真我生绝好纪念也”（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信）。如此挂怀、推重，固然是出于其“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之作”（《国民浅训·自序》），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然在生死未卜之际奋兴迸发出的文字，也应是梁启超自以为最值得留告世人的肺腑之言。

《国民浅训》撰写的前缘

追溯《国民浅训》撰写的前缘，可分为远因与近因两种。按照商务印书馆对此书所做言简意赅的广告：“是书将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及责任，用极简明之文笔演述之，诚今日国民人人能读、人人必读之书。”（《教育杂志》十一卷八号，一九一九年八月）可以断言，《国民浅训》的写作思路其实连接着梁启超一九一○年有意发起创办的“国民常识学会”。笔者所撰《梁启超的“常识”观》一文已考述出，虽经梁氏极力游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以及台湾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谋求出版与经费两方面的支持，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使“国民常识学会”的兴办就此搁浅。

计划虽然中止，却不意味着梁启超已经放弃“增进国民常识”（《国民常识学会章程》）的初念。或者不如说，梁氏实际一直惦记着此事。

至于近因，当属迫使梁启超走上从军之路的袁世凯称帝。在梁氏看来，袁之阴谋所以得逞，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国民的不作为，即其痛心疾首所斥的“良心麻木之国民”——不只是没有善恶观念，而且其“善恶之标准，乃与一般人类社会善恶之公准绝殊”。这固然是由于作为国家“中坚”的“良心麻木”之士大夫倡率以成（《伤心之言》），但也使袁世凯得以顺利地伪造民意、劫持民意，以售其奸。天津《益世报》刊登的《国民浅训》广告正是如此强调此书的意义：“试问成立以来，何至再有帝制之发生？曰国民缺乏常识而已。今共和虽已复活，此后之责果谁是赖，我国民岂尚能懵懵乎？”任公“于流离生死之间”，为“启迪我同胞”，特撰此书，足见其“一片婆心”。

值得细考的自销“十万部”

自觉《国民浅训》一书意义重大，且为当下急需，梁启超对其必定畅销也坚信不疑。三月二十五日书稿完成时，梁立即致函时居上海的陈叔通与范源濂，寄去原稿，要求商务印书馆立即付印。而此信中最惹眼的是对于印数十万册的提议（《与叔通兄静生弟书》）。其实，即使在今日，十万册也是个大数目。何况在自销的“十万部”之外，梁氏认为商务还可加印得利。由此，《国民浅训》的版次与印数也颇值得细考。

正如各地颁购此书的官方文告所一再提及，《国民浅训》文字浅显，这其实本是梁启超有意的追求。《自序》中称：“书旨期普及，故以俚文行之，甚见笑于大方之家矣。”其俗白程度，不妨以《何故爱国》为例，开头几句是：“爱国两字，近来当作时兴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细按下去，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比起别国人爱国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而在梁启超眼中已经相当俚俗的表述，若讲给大众听，却还有再加通俗的必要。于是，此章在《吉林通俗讲演稿范本》一九一六年第七期转载时，又做了如下白话翻译：爱国两字，近来当作最流行的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是细按下去，真正能够爱国的，究竟有几个人呀？比起别国人爱国的至情，咱们真要愧死。

甚至经过该刊改写的《自治》一章，又被选录在京兆尹公署编辑、出版的《讲演汇编》（第九期，一九一七年一月）“短篇演说”栏，由此可见，《国民浅训》确曾作为各地讲演机关进行社会教育的教材使用。

以此，一九一七年四月印行的第六版，封面右上角便多了“教育部审定”的字样。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申报》上刊出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教育部审定公布/各省通饬采用”的“通俗教育用书”中，便包含了《国民浅训》。嗣后，此书又被纳入“少年用书”，作为“公民教育运动”读物、“各级学校公民科参考用书”以及“公民必读之书”。也即是说，《国民浅训》一直对应着各类人群，作为各种公民教育的读本被推介与阅读。

梁启超撰写此书本以生命为代价，《国民浅训》对于一代人公民观念的塑造又有莫大之功，金钱实不足以衡量。故当其去世，邹韬奋以《学术界失了一位导师》为题，撰写悼念文章，也特别提到此书，推赞：“一人的价值视其为群服务的精神，梁先生这样的不避艰苦为国尽力的精神，我们觉得很有给人想念的价值。”这也是《国民浅训》经过了一个世纪仍值得纪念的理由，何况其中所说的道理，许多至今日亦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