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崛起》：审美风尚变迁中的权力焦虑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赵强 著  商务印书馆

我们在谈论审美时，首先谈论的是一种话语权。谁能主导社会审美，谁就更有话语权。

蒋勋说，“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忙就是心灵死亡，就是不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学”。急于果腹者自然只能为解决温饱疲于奔走，从这一角度看，晚明时代的“生活美学”再如何具有社会影响力，其活水源头均必归于牢牢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官僚有闲阶级。

本书所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嘉靖后期至崇祯末年这晚明时代。在本书作者赵强看来，这一时期“物”的群体式崛起，不仅充分展现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更主要的是，“‘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日益蓬勃的商业力量驱动下，朱元璋依托“物”（官服、官轿）等礼制确立的官场阶层身份壁垒逐渐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裹挟着物质、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化合”而成的生活美学。

朱元璋开国时便奠定了士、农、工、商的森严等级秩序，同时通过率先垂范，严厉的道德约束力量得以有效贯彻施行。然而，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晚明工商业的勃兴，朱元璋原先确立的高度依赖道德力量的古板秩序，在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方面显得过于笨拙且越来越不合时宜。特别是当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民间交换自然不可避免。交换一方面会加快商品的流动，给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会大大促进苏浙一带丝织作坊的快速发展，同时催生新的富裕阶层。

当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至少经济方面可以与官僚群体相提并论的“新富阶层”时，其影响无所不在，同时意味社会蝶变亦不可避免。台湾学者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一书中曾着重分析了明末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妇女的消费变化：这些妇女在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极力模仿“官太太”。官府虽多次颁发针对性的禁令，试图扭转“世风日下”现状，但收效甚微。

“新富群体”的潜在影响远超出官府的想象。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亦曾有过精辟阐述。在卜正民看来，明末商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在衣着、住房、出行等方面对官员做派的简单模仿，他们越来越在意通过资助官员，或家族子弟应试的方式，曲线“入仕”。这显然已不再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简单生活审美，更像是从对权力的仰慕到间接分享。

当然，作为位居传统上层建筑的官僚群体，在快速丰富的物质面前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高，凭借话语权优势捍卫地位当是最容易的选择。在道德约束力量逐渐松动下，官僚在努力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同时，试图借助文化等路径，以此拉开与“新富阶层”间的距离——“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卜正民语）。

“物”的崛起在社会上还带来了更多深刻的影响，这也就是作者提到的，新“生活‘时尚’的形成，既蕴含着新兴社会力量对文明、优雅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的渴望，又暗藏着商业资本的推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倾向”，而“这种商业化、世俗化并非文化顺应资本的单向过程，其间也蕴含着文化与资本、传统与当下的双向博弈”。商业就像是万金油，其力量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历史上众多奢侈物在商业力量下脱掉了华丽外袍，实现量贩化，比如历史上在欧洲曾奇货可居也风行一时的糖、茶叶、香料，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如果说商业体现了一种社会时尚的风向标，那么世俗则是商业发展进步的结果。至少在晚明时代，商业的重要功能体现在扩大社会剩余产品交换力量，大大激活社会生产能力，通过丰富“物”的方式，从而实现对官僚物质身份的“祛魅”，本质上是对官僚传统话语体系的“进攻”。从这层意义上看，本书呈现的晚明审美风尚变迁，不像是美学意义上的肤浅表白，其内涵更像是借审美分析，折射权力对官民身份差距缩小后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