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的撰写、点校和修订

《魏书》修订本编校工作现场(中为何德章)樊玉兰摄

上月底，中华书局《魏书》修订本问世。1970年代出版的《魏书》点校本被称为“古籍整理的范本”，有校勘记1993条。如今，《魏书》修订本的校勘记增加到了3306条。其中，删去原校勘记90余条，新增校记1400余条，改写旧校450余条，沿用旧校(含依体例改动)1450余条，改动幅度达70%。

“秽史”《魏书》可靠吗

《魏书》与《周书》《北齐书》《北史》合称“北朝四史”，其中《魏书》是最为重要的一部。这不仅因为其篇幅最长———全书130卷　(不计子卷为114卷)，包括本纪12篇12卷，列传92篇98卷，志10篇20卷。还因为《魏书》是我国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它所记述的内容不仅有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历史，还有东魏历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

《魏书》全书完成于北齐天保五年　(555)。题撰者魏收(505—572)，字伯起，少而能文，长“以文华显”(《魏书·自序》)。

《魏书》修订本定稿会讨论现场(右二为冻国栋)李永生摄

已故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高敏认为，魏收撰写　《魏书》　始于东魏兴和年间(539—542)，当时是高澄掌权期。高澄死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设置史局编写魏史，再次任命中书令魏收等6人在之前的北魏国史基础上“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短短3年之后，也就是天保五年三月，他们就完成了《魏书》的纪、传部分;同年十一月，又奏上十志。“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所以《魏书》题名为魏收所撰。

魏收是个怎样的人?按《北史·魏收传》：“人称其才，而鄙其行。”魏收祖上为官，他本人恃才傲物，结怨甚多，又贪恋财色，在东魏时期一直得不到重用。后来，他请求修国史，但由于德望不足服众，他修的　《魏书》难免要遭口诛笔伐。据《北齐书·魏收传》，《魏书》　修成之后“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备受攻击的魏收《魏书》究竟“秽”在哪里?据多方史料，最突出的问题是说他修史不公正、不客观。《北史·魏收传》记魏收常对人说“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他常以修史为手段威胁他人，而且“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

这些指责属实吗?　高敏认为，是“既无法肯定其为子虚乌有，也不能说毫无夸大渲染之处”。他提出，攻击魏收及其所修史书最厉害的多是北齐权贵子弟，而这些人往往也是有私心的，投诉的无非是“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由此大骂整个“史书不直”。在他看来，正是基于当时门阀士族的私利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才使魏收《魏书》蒙受“秽史”之冤。

《魏书》书影

对此，何德章认为，据《北齐书·魏收传》，北齐初修撰《魏书》　的重要目的是证北齐为正统，斥西魏及南朝为僭伪，“曲笔”在所难免。且魏收等“缀续后事”，多涉及北魏末的事情，在这种时代相接的时刻，前朝人物的子弟布列朝廷，即便据实记录，也很难让所有人满意。

高敏还提出，《魏书》　中一些记述失实的问题也不能都赖在魏收头上，这一集体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也要负责。

另外，周一良先生早已从史源的角度加以考证，认为魏收　《魏书》　前半部源于前人著作，魏收在史馆“不过十阅月。可知《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

被贬为“秽史”后，魏收的《魏书》有没有修改?　何德章介绍，当时攻诋魏收《魏书》最猛烈的比如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都获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但此后仍然难塞众口，导致魏收《魏书》不得公行。后来，北齐孝昭帝命魏收“更加研审”，“颇有改正”，魏收还主动请求付外施行，“任人写之”，但之后仍有人指责这部史书不实。到了北齐武成帝的时候，再命魏收“更审”，又有了数处改动，遂成定本。何德章认为，两次改动具为塞攻诋者之口，未必更为准确。魏收死后，中书监阳休之受命裁正《魏书》，“以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余字”。

1971年后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现场(右起为白寿彝、唐长孺、魏连科)

高敏认为，魏收《魏书》除内容丰富之外，在史书的体例方面亦有所创新和发展，开创了史书撰写专门的宗教志———《释老志》的先例，也创立了把鲜卑氏族的状况和发展变化与北魏职官制度合于一体的　《官氏志》新体例;还开了把同宗族成员合于一传的“家谱式”列传体体例的先河。

近世以降，大部分研究者对魏收及其《魏书》的态度多为昭雪，但这部史书刚刚问世就连遭打击，确实影响了此书的流传。据《隋书·魏澹传》，隋文帝就以魏收书“褒贬失实”，命魏澹另撰魏史，最后成本纪12卷、列传78卷，加上史论、史例及目录，共92卷，亦称《魏书》。何德章认为，其书“甚简要”，“大矫”魏收之失，却不过是抄录魏收的书，仅在义例、史论上大做文章，为的是以西魏为正统。后来，隋炀帝、唐太宗也都曾命人重修《魏书》，但由于没有更多史料可供撰著，具无所成。再后来，又有些后人通过改编魏收书撰写北魏史，比如卢彦卿撰写了《后魏纪》20卷、张太素撰写了　《后魏书》100卷、元行冲撰写了《魏典》30卷、裴安时撰写了《元魏书》30卷等。但由于在当时这些撰述都不受重视，大多没有传世。不过唐人李延寿编成的《北史》还是流传了下来，这部书总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以及隋朝历史。《北史》的北魏部分主要取材自《魏书》，但篇幅有改易，文字有剪裁，史实有增加。

何德章认为，在书籍抄写流传时代，人们往往会只抄写书中自己喜欢、合用的篇卷，因此《魏书》慢慢不复完整，有的整卷丢失，有的部分内容残缺。北宋时期，刘攽、刘恕、范祖禹在帮司马光修撰　《资治通鉴》时，就对当时流行的《魏书》进行了细致的校勘。

1963年7月，教育部向武汉大学等高校发出“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文。

这部校勘后的《魏书》最晚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即已初刻，但当时就流传不广，并未存世。到了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眉山翻刻，但也没流传下来。现存《魏书》的最早刻本是南宋翻刻本，由于经过元、明二朝的补版，所以被称为“三朝本”。何德章说，“三朝本”不少版面邋遢一片，难以识读，一些版面几乎空白，文字错误也不少。此后，明清时又传下来几种版本，对文本讹误、脱缺进行了审订、修补，其中“南监本”改补较多，对后来各本影响也比较大。“但这些修订，大都没有文字记录，也并非全都正确，同时新增版刻错误也有不少。”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印的“殿本”在各卷后附“考证”，即对所作改补做了说明，共300余条，“这是今天保存最早且完整的官方主持的关于《魏书》的考证，但从考证的内容来看，一些改订同样存在问题”。

到了近代，张元济搜求古本，重印古史，其中《魏书》以“三朝本”为基础，广泛搜求传世善本，补订文字讹脱，形成一种新的本子“百衲本”，并有校勘记传世;上世纪40年代重印时，又利用学者陈垣的重要发现，从《册府元龟》中补齐《乐志》所缺一版。“百衲本”因文字最为完整，又经严肃校订，印行后即成为研究北魏历史主要依凭的版本。

唐长孺的《魏书》点校本

上世纪50年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展开，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立规划，为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根据中华书局档案，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由唐长孺所在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北朝四史”的点校任务。点校工作开始于1960年底，起初主要在武汉进行，武大历史系成立了“北朝四史”点校小组，最初共7人：唐长孺担任组长，成员有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据石泉1961年4月　12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去信，点校工作“走过弯路，进

度很慢”，而且“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

“怎么标点、怎么整理、怎么写校勘记，这些古籍整理的事儿，教授们以前上课、写论文也没做过呀!　大家都是边学边做，逐渐摸索。”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张忱石说。

到了1963年5月，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向中宣部部长周扬做了汇报，说“二十四史”点校已经开展4年多，但只出了3种，他提出希望各校担任校点的教师能够集中时间精力进行点校。5月22日，中宣部、教育部等有关人员开会，确定调集有关校点人员来京的安排，借调人员包括唐长孺。后来，会议提出担任项目较多的学校可以加调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于是，在唐长孺之外，武汉大学还上报了陈仲安。后来陈仲安作为唐先生助手，全程参加了“北朝四史”的点校。

1963年7月，教育部向武汉大学等高校发出“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文(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8月，中宣部又发文给湖北等省委宣传部(1963年发文第383号)，明确要求借调人员“务请于暑期内调来”。秋冬间，唐长孺、陈仲安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到北京西郊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集中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据张忱石回忆，当时每位专家都有一间独立的房间，书局还特地安排了一人专门照顾专家们生活起居、一名二级厨师负责给大家做饭，“好让先生们一心一意做学问”。

从中华书局档案资料和多名亲历者的回忆来看，1963年秋到1966年5月，唐长孺、陈仲安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周书》《北齐书》。在“文革”前，《周书》已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北齐书》　基本完成。《魏书》的点校主要由王永兴、汪绍楹二位承担，他们做前期工作，最后由主持校点的唐长孺定稿。

张忱石介绍，王永兴是中华书局从山西教育学院借调来的唐史研究专家。可能考虑到他是陈寅恪的学生和助手，便请他来点校《魏书》，但其实他并不熟悉这方面内容。据档案，王永兴以“殿本”为底本，通校了“百衲本”和《北史》，完成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他校”(即用其他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拿来与底本参校)，但没有做系统的“版本校”(即找出不同版本的　《魏书》　之间的文字差异)，也没有完整地完成“本校”(即《魏书》内纪、传、志各部分之间的内容互证)。1964年11月底，王永兴做了3卷样稿，他在交稿信中说：“这三卷书，在《魏书》一百三十卷中，无论就篇页数，或校勘上来讲，都是中等。”1964年12月底，他又提交了卷2《太祖纪》、卷111《刑罚志》这2卷，并对分段提了初步意见。

尽管王永兴对自己的点校不甚满意，成果也遭到复审专家“吐槽”，但他的点校也有相当出彩之处：他发现了《魏书·刑罚志》　的脱叶情况，并根据《册府元龟》校补了317字。而前人之所以没有发现《刑罚志》的缺文，是因为缺页的前后文之间似乎是衔接的，如果不根据其他书籍仔细审校，很难发现其中脱误。后来，这个成果被唐长孺吸收，写入了《魏书》卷111校勘记第3条。

中华书局1965年1月档案中有“与王永兴办《魏书》校勘资料的交接”的工作预备记录，根据安排，王永兴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了汪绍楹，并在1965年春节前后离开北京回山西。

张忱石介绍，汪绍楹19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医汪逢春的独子，没有固定职业，平时应出版社之约点校一些古籍，人称“古籍整理专业户”，他在中华书局参与点校时也是临时工。汪绍楹接手后，《魏书》　点校有了一个重大变化———他根据校勘实际，将《魏书》底本改为“百衲本”，此做法延续至今。“文革”开始前，《魏书》的第一阶段整理工作落下帷幕。汪绍楹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点校并撰写了一些校勘记。

“文革”开始，“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停工。张忱石记得，当时资料都封存在书局，借调的点校者陆续回原单位“搞运动”。

1967年四五月的一天，“中华书局革命造反团”的卢启勋(当时自称“风雷”)忽然叫张忱石带上纸笔，跟他和书局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俨一起去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做记录。到了那里，农民史研究专家孙达人接见了他们，说：“最近老戚(即戚本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　找了他，指示中华书局要使用‘旧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尽快完成。”他要求书局再次去各单位调人，把那些没什么问题的“善于‘之乎者也’的”都调来。见赵守俨面露难色，孙达人又说“你们可以开名单，我去跟老戚说一下”。书局立马召开大会，兵分几路去各单位调人。

于是，中华书局后来担任《魏书》点校本责任编辑的魏连科，带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介绍信，前往武汉大学珞珈山唐长孺家邀请他再度出山。他记得武大最初不肯放行，但由于这个规划小组隶属于国务院，最后学校只能妥协，而且唐长孺“政治上没什么大错误”，又是中共党员，便被批准了，而且带着《北朝胡姓考》的作者姚薇元、青年教师陈仲安一起赴京。“老先生们收到邀请都很高兴，但很多人最后也没能成行。像唐先生那样能离开风暴中心去做古籍整理，在当时是非常幸运的。”不过，由于戚本禹不久垮台，历时仅半年的点校工作再度中断。“后来证明，1967年的工作全部报废。”魏连科说。

直到1971年，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后给周恩来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由于“翠微校史”在当时被批是“小芙蓉镇”，加上“文革”后书局的人都下了“五七”干校，翠微路大院成了北京锅炉厂的工人住宿楼，1970年代的“二十四史”点校便移师王府井大街36号进行了。“王府井那儿条件不好，没地方安排专家住宿，所以就尽量请在北京的老先生来点校。”张忱石说，当时外地学者只请了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以及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

据魏连科、张忱石共同回忆，王府井大街36号原本是中国文联大楼，是1950年代盖的新楼。魏连科1971年从咸宁干校回到中华书局时，看到的楼已经是“文革”时被砸烂的破楼了，而且特别脏，张忱石1972年从干校回书局时，楼还没粉刷完。这栋楼共有5层，底楼是图书馆，有两个楼层为商务印书馆;另外两个楼层，一是中华书局员工的单身宿舍，魏连科、张忱石都曾住过;二是“二十四史”点校办公室。北京的专家除了白寿彝是一人一间办公室外，其他人都是二人共用一间，而且通常安排性格相投或是有交情的两人在一间。3位外调专家也都住办公室那层，王仲荦住北面一个朝北的小房间;唐长孺和陈仲安住最东面一个朝南的套间，外间住着陈仲安，里间住着唐长孺。这个房间既是他们生活起居之所，也是点校办公之处。点校从早上8点开始到10点结束，休息15分钟后再工作到11点45分，去楼下平房里的食堂吃饭。中午有午休时间，下午2点继续工作到傍晚5点。收工后，北京的专家通常回家吃饭休息，外调专家仍在食堂用餐，唐长孺经常晚上还在工作。每周六上午点校，下午是政治学习。周日休息。在点校过程中，唐长孺会和赵守俨、魏连科召开小型讨论会，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探讨，比如某条校勘记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等。

“我个人觉得‘二十四史’里《魏书》的点校最难，因为几百年来被污为‘秽史’，缺页、遗漏情况严重，而且后人增补也不注明出处。”张忱石说，“唐先生的考订功夫，我是很佩服的。”由于没有看到1970年代点校的档案，关于唐长孺具体是如何点校的，只能从他撰写的“出版说明”中窥之一二。唐长孺负责的《魏书》点校本采取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通校了“百衲本”、“南监本”、“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4种版本，并参校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　(简称“北监本”)及明末汲古阁本(简称“汲本”)2种版本，“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记。同时比对了《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和　《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鉴》中有关部分，参考了《通典》《通志》，吸收了钱大昕、李慈铭、张森楷等人的校勘成果。凡据他书改字或提出疑问，均有校记说明。“旁征博引，考定是非。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之精和标点之准，首屈一指。”何德章如是评价。

唐长孺弟子、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说，唐先生很强调版本依据，否则即使推理合理，他也不随便改动。而且，在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选择哪个版本进行补正，唐长孺也经过充分思量，并在校勘记中说明。比如《魏书·刑罚志》中第17条校勘记，就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要在百衲本“不即□□”的缺字处根据《册府元龟》补上“依决”，而不是像其他本一样补上“施行”。

魏连科认为，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各有特色，在他看来，唐长孺治史最大的特点是“精”，这特别体现在校勘记的撰写中。他记得，当时政治环境复杂，“反对繁琐考证”，要求校勘主要校正刻本文字的讹舛衍脱，对于史实异同和原书内部的矛盾不作校正，但唐长孺总能找到“必要就不是繁琐”的点，尽可能多地又相当慎重地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而且，他不只记录文字同异，还说明取舍理由，不少校记长达数百字，甚至多达上千字，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专著来读。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唐长孺领衔的“北朝四史”点校最鲜明的特点，正是学术界常称道的校勘与研究的结合，用古籍整理的通常表述是校史与考史结合，“校补史文缺佚，使之成为能够直接提供学术研究的可用之书，是唐先生所校《魏书》《周书》《北齐书》三史的共同特点。”他说，仅就《魏书》而言，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史文补缺，翻开每一卷都不难看到，而唐长孺校勘记中那些对史文的取舍判断和甄别考证，所作出的合理解释，才是真正卓见功力、沾溉后学，因而广受推崇。

唐长孺负责点校的《魏书》于1974年6月出版(他点校的《周书》　于1971年11月出版、《北齐书》　于1972年11月出版，陈仲安负责点校的《北史》于1974年10月出版)，在当时即被誉为“古籍整理的典范”。

何德章说，唐先生的点校本《魏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后，

成为半个世纪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除非特殊需要，无一例外地都选择点校本《魏书》作为研究使用文本，收事半功倍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点校本《魏书》　对保存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北朝历史研究，其功甚伟。

“范本”该如何修订

唐长孺负责点校的《魏书》既然被称为“古籍整理的范本”，那么是否还有修订的必要?“当然有必要。”魏连科态度明确，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的点校本受时代所限，老先生们虽然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但在最后的校勘成果中很多却无法体现，特别是“文革”后遇到版本上文字异同“择善而从”却不写校勘记的做法，是不符合今日古籍整理规范的。“赵守俨先生当时就说，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基本可以，但有好多遗憾。”二是点校本《魏书》出版以来，人们在学习、研究时提出了不少校勘或标点方面的意见，以往再版的时候一直在改，现在修订则可以集大成。三是近年来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理应关注、吸收，推进学术发展。

徐俊表示，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原来的点校本逐渐显现缺憾。2007年，中华书局全面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为包括《魏书》在内的“二十四史”“升级”。作为当年的点校单位、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成了“北朝四史”修订单位的当然之选，由先后两任所长朱雷、冻国栋联袂主持，负责组建各史修订班子，制定各史修订方案。按照分工，《魏书》由何德章负责修订。何德章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先生的弟子，原在武大工作，担任过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2010年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冻国栋告诉记者，“北朝四史”的修订工作于2008年底正式启动。考虑到《魏书》体量较大，成书也最早，所记史实与其他三史互有牵连，如果《魏书》某处补字、改标，以及校勘记有增、删、修改，那么其他三史的相关部分都要相应改订，所以修订组决定先修订　《魏书》，然后再陆续修订其他三史，保证四史之间不要“互相打架”，争取今年完成“北朝四史”的全部修订工作。

何德章说，他读博士阶段即专攻《魏书》，撰成学位论文《拓跋鲜卑汉化进程研究》。1994年，《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第1期刊载了一篇题为《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的文章，对《魏书》　点校本提出了70例商榷意见。何德章读后，去查了各种版本的《魏书》和其他相关版本学习、考证，发现这篇文章有很多谬误之处，就写了篇文章逐条批驳。所以，当被安排修订《魏书》时，他自信对《魏书》的文本是较为熟稔的。何德章介绍，从版本上来说，修订本《魏书》一共用了7个本子：仍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为通校本，以“汲本”、“局本”为参校本。

何德章坦言，修订《魏书》是他“迄今所做最重要的学术工作”。由于唐长孺的点校非常精细，水准很高，他修订时必须在严格遵循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　和工作程序的前提下，审慎去取，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我感觉自己是跟着先贤亦步亦趋地修订的。”何德章说，原点校本分段、标点成就卓著，此次修订主要针对原先的错误或新规定要求作必要的调整。“如果发现点校本有错漏之处，我都会在找到充分的史证后再做修改，没有一处是擅改。”

《魏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199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了3306条。其中，删去原校勘记90余条，新增校记1400余条，改写旧校450余条，沿用旧校(含依体例改动)1450余条，改动幅度达70%。

何德章介绍，删改、增补校勘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发现原校误失或不妥当的，或者通过改标点能解释原校疑惑的，对原校勘记进行删除。比如在卷9《肃宗纪》第5条校勘记“冬十月乙卯”下有“《册府》卷一六一载‘正光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寃枉失职者’。此纪无。”何德章当时看了就有些疑惑，北魏时“侍中”是门下省长官，不是没有出使的制度吗?　经过检核，他发现《册府元龟》　中的内容其实是出自《三国志·魏书》的“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册府元龟》把“正元”写成了“正光”，错把曹魏的事当成北魏的事记录，难怪　《魏书》中《肃宗纪》无此记录。搞清楚后，何德章便删了这条原校。再如卷16《京兆王继传附元叉传》　中写元叉专权，“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原校勘记写：“《御览》卷704引《北史》此句‘宝’上有‘珍’字。疑当有此字。但《北史》传本亦无此字，今不补。”而陈仲安点校《北史》时根据《太平御览》补了“珍”字并出校。何德章在修订时认为，“掌握”、“卷握”互训，就是“一把抓得过来”的意思，于是把这句话的标点做了增加和改动，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这么一来，这句话就通顺了，既不需要根据其他书来补字，也不需要出校了。”

二是在发现可以根据其他书的史实改正或者补充史证的时候更改原校勘记。比如卷101《邓至传》原第33条“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对此，原校勘记结合《通典》及《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认为元宏时遣使并受封者应该是像舒彭，怀疑“像舒治”下可能有脱文。经过查阅《太平寰宇记》卷81《剑南西道十·松州》，发现书中所引《后魏书·邓至传》比《魏书》这条的记录要详细得多，既可以证明原校正确，又能补充大段佚文，何德章便据此更改了原校勘记。而且，他还发现像舒彭之子在《魏书》中记作“彭旧”，在《太平寰宇记》引作“彭奋”。考虑到繁体“旧”写作“舊”，“奋”写作“奮”，字形相似，必有一误，修订组便将这两处异文也写进了校勘记中。

三是据新材料、新成果修改原校勘记，或者出新校勘记，但对据墓志考定《魏书》的态度相当谨慎。“墓志与基于国史、档案文献而形成的　《魏书》，属于不同的系统。”何德章说，“私家所撰墓志，未必比史书更准确。而且，近些年所刊发的墓志缺乏系统的学术整理，难以辨明真假，更应该审慎使用。”在他看来，除了墓志上的生卒年比较可靠，其他如名字(北魏后期人物名字变化巨大)、谥号(北魏末东魏初皇帝变动频繁，一些人物反复追谥、贬谥)、当官经历等都需要反复推敲。所以，他只在传主生卒年、亲属关系与墓志呈现差异时才出校，其他情况则以墓志作参证写入长编，但不写入校勘记。比如《魏书》卷69《裴延儁传》记“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孙也。曾祖天明”。修订本据《北史》卷38《裴延儁传》、《新唐书》卷71上《宰相世系表上》、武泰元年《魏故元氏薛夫人墓志铭》，改“天明”二字单作“奣”。

四是由于点校本“择善而从”没有说明出处的，或者主体部分为点校本失校的，新出校记1400余条。比如卷99《私署凉州张寔传附张天锡传》：天锡“不恤民务，元日与嬖人亵饮。既。□□群臣朝贺，又不省其母。”何德章感到，点校本因为缺了两个字，在“既”字处句断，有些读不通。他据《太平御览》卷454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补上了“不受”二字，改作“既不受群臣朝贺，又不省其母”。再如卷103《蠕蠕传附高车传》：“(太祖拓跋珪)　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杂种三十余落。”修订本根据《通典》卷197、本书卷2《太祖纪》，判断“破其杂种三十余落”之“落”为“部”之讹。

还有些标点本按“择善而从”原则所择文字与底本“百衲本”相异却所择不妥者，修订时直接改回底本，记于修订长编，不出校。何德章说，其实这部分的工作量相当大。比如卷105之四《天象志四》武泰元年条有一句“既而萧宝夤叛于雍州，梁师骤伐淮泗，连兵青土，万姓嗷嗷，丧其乐生之志矣”。其中“连兵青土”一句点校本据“南监本”、“殿本”、“局本”而定，但“三朝本”、“北监本”、“汲本”都写作“连兵责士”。由于原无校勘记，“连兵青土”又文意不畅，何德章不知缘何如是选择。他认为前句有“叛于雍州”、“骤伐淮泗”，似乎“连兵责士”导致“万姓嗷嗷”更通顺;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梁进军淮泗离青州甚远，且青州当时也无兵事记载。于是，他认为是“南监本”等出错，修订本改从底本作“责士”。

何德章说，对于校勘记的处理，自己必须斟酌再三，“唐先生的旧校不敢随便动，当然每做一条新校记，还是比较兴奋的”。他甚至花了很长时间学习、模拟原校勘记的写法，希望新旧校勘记能够磨二为一。他记得，《魏书》　修订本责任编辑王勇审稿时，曾问他其中一条校勘记是不是唐先生撰写的，“我说那是我写的，特别高兴”。

2014年，何德章将修订稿交给中华书局。徐俊说，书局花了两年时间审定、编辑，“修订本前言我们就请了20多位专家审定，其中包括书局的编审和不少外聘的学者”。魏连科说，这与当年点校本“出炉”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点校完并没有请外审专家，“一来唐先生已经是此中的顶尖高手了，二来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可能探讨过多”。王勇告诉记者，书局资深编审张文强与他在校对人员通校《魏书》点校本、“百衲本”的基础上，一起审读修订本校勘记。先是两个人各看一半，而后对换，提出修改意见。之后再将《魏书》与校勘记合拢，再分别重新审读正文和校勘记，并与校勘记写作者交换意见。“唐先生的点校本来就很扎实，后来修订组也增加了一些特别精彩的校记，希望能在唐先生点校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