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选》，王志清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第一版，24.00元
“选本”的打造，几乎向来不被学界看好，不少人认为这份事是小儿科，很难有所作为。但王志清先生近著《白居易诗选》（下称“王本”）却非如此，正像本书所属的“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所追求的，“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王志清先生是向这个方面努力的。他在这本诗选中驰骋才情，发前人之所未见，显现其卓尔不群的个性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王志清先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编选思想和方略的守正出新上，在解构和重构上花气力。所谓解构，就是要对白居易全部作品、人生经历及其思想嬗变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分解成各种元素，对有关白氏的材料，烂然于心。这项工作就是对作家、作品进行再研究。王先生治唐诗有年，已有多部专著问世。但他在接受编选《白居易诗选》任务进行工作时，却始终“惴惴”，竟至“选本成型后，而画眉深浅之忐忑生焉”。编选者的这种想法很自然，因为“我原先对白氏其人其诗并不欣赏”。要把自己并不欣赏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欣赏，就首先得扭转自我的“偏好”。要实现这点，就更要再次全面深入地认识作家、作品，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解构。王先生对白氏其诗的解构最终形成张力场。一方面，“不欣赏”这种感情上的偏好，被实在的材料和由此而生的理性判断制约了；另一方面，感情上的“不欣赏”，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被视为一代诗家的白居易，持论公允。
所谓重构，就是将白居易的诗作，按照王志清先生所设定的有机结构进行组合。他手编的《白居易诗选》既非是《白氏长庆集》的微缩版，又不同于他人所编的同名选本，诸如很有些影响的顾肇仓、周汝昌本，它是有着王氏鲜明个性特征的白居易诗歌选评本。
对白居易诗作“不欣赏”，或者不那么欣赏的，不自王志清始。苏轼，堪称“白”粉，居黄州时自号东坡居士，就是受白氏《别种东坡花树两绝》的启示，宋人洪迈说：“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容斋三笔》），但他也说过：“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观静观堂效韦苏州》），对白居易诗作的多而近于滥，很有些“不欣赏”。苏轼的爱慕或者“不欣赏”，并不影响他对白居易其人其诗的人格定位和美学评价，他的“元轻白俗”的说法（《祭柳子玉文》），堪为的评。王君步武前贤，于白诗标出一个“怪”字，说：“元和尚怪，白居易乃元和诸怪中的一怪”。“俗”是走向大众的，应该是平易的，为什么称之为“怪”呢？因从根本上说，它“乃是一种美学追求，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艺术追求”。白居易求“俗”，并非是迎合时尚，媚俗，而是显示另一种艺术风格，即有异于“郊寒岛瘦”韩孟诗派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是对苏说作了现代阐释。
对白诗的“怪”，“王本”《导言》讲得淋漓尽致，在其选篇、注释、赏析中都有着很好的彰显。先就选篇而言。“王本”中“讽喻”“闲适”“感伤”三类诗，“选入比例大致相等”。杂律诗在《白氏长庆集》中数量最多，“王本”只选了其中“清新可喜，耐人寻味”的抒情小诗。“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所占的体量之大，是他本所未有的。王君认为“古士人爱其诗。似乎主要为其诗中的‘闲适’思想所动”，于今天，“诗中的理性思考，似乎还有些调整心灵的疗效”。他挖掘出白氏诗“俗”中的雅，“怪”中的正，给历史赋予现代性。“王本”还选入了少量反映白氏耽于声色的，独善其身近于冷血的诗作，揭示出自己“不欣赏”其人其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就注释而言。白居易诗被说成是老妪能解，是相对于其他诗人书卷化，乃至艰涩而言的。白氏并非不讲词采，不用典，不用生僻字。再说其诗还涉及历史背景、典章制度、语言变化，非注不能解。问题是怎样去注。“王本”的注，很有特色，它不是有些选本那样，就诗下注，只讲词的诗中意，即特定语境中的含义，而是追本溯源，交代出处，兼及它义。有些看来似乎是常用词，如“因为”“但是”“清风”“风情”，或因其语境义，或因其古今义，也一一标注。有些词注后，仍不足以明句意，还将整句予以疏通。他的注释不是见招拆招，而是指向白诗的“怪”，要读者领略白氏诗歌“俗”字背后的真功夫。再就赏析而言，“文本”或用感悟，直指心源，或用比较，或探原型，纵横捭阖，并非止于疏解本诗，而是启发读者由白居易的一首诗兼及其别的诗，由解白诗而学会解诗的本领。如“王本”中《寄湘灵》《感秋寄远》二诗的赏析，交代了白氏一生椎心泣血的情史，将白氏有关这方面题材的诗串联起来，探究这段感情经历的体悟与《长恨歌》创作的关系，解诗与解人，得到较好的统一。
将选本打造成经典非易事，王君，其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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