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再出新成果——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已于5月15日首发。中华读书报采访了出版方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请他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辽史》点校往事，以及本次修订的相关情况。
中华读书报：继修订本《史记》、两《五代史》之后，新近出版的修订本《辽史》即将上市，请简单介绍一下《辽史》修订本的出版情况。
徐俊：从《史记》修订本出版开始，“二十四史”修订工程进入编辑出版阶段。尽管我们全力加速，但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对此我们有清醒的意识和共识，在质量与进度这对矛盾中，前者大于一切。目前有多部修订本在编辑审稿加工中，将以每年两到三部的进度陆续出版。
《辽史》修订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刘浦江教授主持，2007年10月，《辽史》与《元史》一起通过修订方案，国内辽、金、元史学界的多位专家蔡美彪、周清澍、刘凤翥、王曾瑜等先生参与评审。按照修订程序要求，2008年5月，《辽史》修订组提交了五卷修订样稿，我们分送蔡美彪、陈高华、崔文印、许逸民等先生进行书面评审。随后召开《辽史》修订样稿评审会，蔡美彪、刘凤翥、崔文印、许逸民、张帆等先生参加评审，主持人刘浦江教授和部分修订组成员与会。9月，《辽史》修订样稿印本寄送相关专家学者，进一步征求意见。
从2007年5月确定修订主持人，到2014年7月提交全稿，《辽史》修订工作持续了七年时间。交稿之后，刘浦江教授在身患绝症的化疗间隙坚持工作，断断续续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全书统稿和修订前言的撰写，直到11月正式提交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献。遗憾的是，2015年1月6日刘浦江教授因病辞世，未能见到《辽史》修订本的面世。
中华读书报：《辽史》点校本，由冯家昇、陈述等先生先后负责点校，1974年出版。有关《辽史》点校的情况，大家似乎所知不多。
徐俊：《辽史》跟辽史研究一样，一般读者关注较少，关于《辽史》点校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也很少。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全部“二十四史”点校本，印数最少的就是《辽史》，四十年11印次，共计10万套。可见《辽史》和辽史研究的寂寞。
辽、金、元三史的点校，1958年12月约请翁独健先生承担，到1961年底才开始落实。三史均由翁独健先生统筹，翁先生在征求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意见后，确定《辽史》由冯家昇担任，《金史》由傅乐焕担任，《元史》由翁独健自己承担、陆峻岭协助。1961年12月7日，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三位一起参加了在中华书局召开的座谈会，讨论辽、金、元三史点校方案及相关问题处理办法。随着工作的推进，方案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点校本。在此期间，三史都经历了比较大的人员变动。
1966年“文革”爆发，5月22日，傅乐焕先生离开点校驻地中华书局翠微路大院，到陶然亭沉湖自尽。赵守俨先生后来回忆说：“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这一不幸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1971年点校工作重新启动，冯家昇先生于1970年4月去世，《辽史》和《金史》改由陈述、张政烺先生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先生负责，新加入点校的有邵循正先生和内蒙古大学林沉、周清澍先生及蒙古史研究室全体同志。邵循正先生在工作过程中不幸病逝，未能看到《元史》的出版。
中华读书报：现在还能知道冯家昇、陈述先生各自承担的工作重点吗？
冯家昇（1904－1970年）和陈述（1911－1992年）。他们两位与傅乐焕（1913－1966年）合称“辽史三大家”
徐俊：冯家昇先生的工作除了完成的大部分点校初稿外，主要贡献在点校本的发凡起例，从底本、通校本选择、前人成果借鉴，到一名多译等特殊问题，形成了后期定稿的基本框架。在1963年12月20日的辽、金、元三史座谈会上，冯家昇先生表示“《辽史》计划64年12月底交稿，但可能会拖期”。据1965年8月31日辽金元三史工作会议纪要，“《辽史》全书初点过一遍，校至第六十六卷。做了版本校、本校、他校，并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计划1967年完成。到“文革”爆发前夕，1966年4月1日，他在给赵守俨先生的信中说：“从四月到七月底，我的主要工作是杨图（指“重绘杨守敬地图”——引者注）。我打算把《辽史》从九十卷以后校完。从八月到十月，一面作补充，一面作一些校记修改。十一月到十二月底作一些分段与覆点工作。（可能作不完，但保留不会太多。）”以此推算，冯家昇先生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点校和校勘记。
学术界有“辽史三大家”一说，冯家昇先生是三家之首。冯家昇早年受陈垣、洪业、顾颉刚等影响，致力于辽金史研究。后赴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继续从事辽史研究。他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撰的《辽代社会史》，至今仍堪为辽史研究名著。冯家昇早在1930年代就读燕大时就开始校勘《辽史》，他的辽史研究代表作《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1959年结集为《辽史证误三种》由中华书局出版。
冯家昇先生的《辽史初校》，谨遵陈垣先生的“四校法”：（一）《辽史》百衲本、南北监本、殿本的互校；（二）《辽史》纪、志、表、传之间的本校；（三）他书所存《辽史》引文的查检核校；（四）《辽史》与金、宋、五代、高丽史的互证；（五）仿王先谦《水经注》校注体例，辑录前人关于《辽史》的论述，并加按语。可以说，完成了《辽史》点校最基础的工作。
接续冯家昇点校《辽史》的是“辽史三大家”中的另一位陈述先生。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重启后，分为南北朝组、辽金元组、明史组、清史稿组，共四个小组。辽金元组“由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张政烺、陈述等组成”，“《辽史》（初步点校完毕）：陈述在冯稿基础上修改加工”，计划1972年上半年付排。陈述先生曾任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对现代辽金史学科的建设贡献卓著。陈述先生早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1年11月陈寅恪先生为陈述《辽史补注》作序，盛赞“《补注》之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陈寿《三国志》），并重于学术之林”。
陈述先生《辽史补注》撰写起始于1930年代史语所时期，但到1971年接手《辽史》点校，《补注》尚在补充撰著之中。此前陈述先生还曾辑校各家所录辽文及其新获者（包括碑刻文献），编为《辽文汇》（后改为《全辽文》由中华书局出版）。《辽史补注》和《辽文汇》的长期积累，对《辽史》点校起到了学术支撑的作用，对冯家昇先生点校的初稿是一个有力的补充。《辽史》于1974年10月出版，当时陈述先生曾请担任“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为《辽史补注》作序，“幸随点校本二十四史以并行”，顾先生序说：“我们这次校点工作，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但质量都有所提高，由于《补注》的出版，显然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元修宋、辽、金三史，《辽史》历来被评为“太简略”“最简略”，但因为辽代文献缺乏，《辽史》成为辽史研究的最基本典籍。点校本《辽史》，经过冯家昇、陈述两位辽史大家的整理，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准确规范的通行文本。
中华读书报：您参与了修订工程的组织实施，请您谈谈《辽史》修订的有关情况，包括《辽史》修订的一些具体做法。
徐俊：对于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的遴选，我们主要遵循以下两条原则：一是从延续性考虑，尽量选择原点校单位；一是从学术力量考虑，尽量选择于本史有积累的学科点。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是当代辽金史学界杰出的年轻学者，在着手“二十四史”修订之初，我拜访蔡美彪先生，谈到辽金史修订，蔡先生就首先推荐了刘浦江。因此，在2006年我们做第一轮调研的时候，《辽史》修订就已经基本确定由北大承担、刘浦江主持。开始我曾想由北大同时承担辽金二史，后来因为张帆参与陈高华先生主持的《元史》修订，这个想法才作罢。
《辽史》修订前期规定动作和必备程序，极其顺利，各史无出其右。其中有史书差异、原点校本差异、修订组准备等各种因素，但主持人的学术积累和修订力量组织起了关键作用，而《辽史》修订组在这两个方面的优长都非常突出。
就整个“二十四史”修订来说，相对于其他各史和各史主持人，我们与《辽史》修订组的工作交流机会是相对少的。修订工作顺利，反复讨论就少；修订工作周折，相互探讨甚至开会就多。《辽史》从开始阶段的修订方案、修订样稿，到中间阶段的二次样稿，没有任何磕绊，意见一致，省去了很多工夫。而且《辽史》修订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各史初期摸索阶段，还起到了样板示范的作用。
简单举个小例子。如何吸收前人成果，包括断代史研究成果、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针对点校本的校勘成果，等等，是修订最基本的准备工作。修订工作总则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普查和吸收的要求，但怎么做并不明确。《辽史》修订组的做法非常有启发性。在2007年10月讨论修订方案时，修订组已组织人力对前人有关《辽史》的校勘、勘误论文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装订成《辽史勘误》一册（250页），收入1942年以来散见于报刊、文集的论文、札记，共62篇。做到这一点，似乎很平常，关键是下一步，他们把每一篇文章里面涉及到的校勘点，都在文章的显要位置标出，然后再将各篇文章所涉及的《辽史》卷次，统编为《辽史各卷勘误索引》。这样《辽史》某卷有哪几篇文章、在什么位置，涉及到哪些校勘问题，一目了然。每个参与修订的人，都可以由此几无遗漏地掌握前人对某一校勘点的意见。
另外，针对原点校本对新出考古材料和石刻资料用得较少，《辽史》修订组还编制了《辽代石刻新编》，以供修订采用。如何统一把握参与修订的人在资料获取上的均衡一致，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所以，当我听到刘浦江教授介绍这个做法，并把已经完成的《辽史各卷勘误索引》交给我们的时候，我是由衷地叹服他的工作成效。我们后来在各史都推广了这个做法。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具体改进，但却是如何减少重复劳动而又消弭遗漏的非常有效的办法。
再如修订长编，按照修订要求，每史修订在校勘记撰写之前都要撰写修订长编，记录所有校勘点的文本差异、文献依据和考辨过程。当我第一次看到《辽史》修订长编的时候，也为长编的深入和细致深为叹服，长编不但对每一条校勘的文献引用、考证过程有清晰记录，引述今人论文，都一一注明篇名和页码，真正实现了我们提出的一切都可回溯的目标。
中华读书报：刘浦江教授将学生培养与《辽史》修订相结合，您怎样评价这种工作方式？
徐俊：上个世纪的“二十四史”点校，与有关断代史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很多学术佳话流传至今。点校工作依赖断代史学科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科的优势。因此在修订工程启动之初，我们除了将通过重点项目培育优秀古籍整理编辑作为我们自身的要求和目标外，也支持承担单位通过修订，培养学术新人，推动学科建设。修订本各史在学术团队的培育上各有建树，《辽史》修订组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在接受《辽史》修订之初，刘浦江就表示要采用读书班的形式，在版本对校、本校，并广泛查检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辽史》逐卷进行集体研读。读书课上对每一个校勘点进行查考研讨，撰写详实的修订长编，斟酌校改取舍，形成校勘记初稿。从2007年5月19日第一次读书课，到2013年6月完成全书会读，长达六年，每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北大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雷打不动地成为《辽史》修订组读书课。事实说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修订工作有系统、有深度，同时一批学术新人夯实了文献根基，培养了严谨扎实的学术品格，顺利进入专业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修订组成员结合修订工作，出版了专著《〈辽史·百官志〉考订》，撰写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不少是辽史研究中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刘浦江生前常说自己太寂寞了，希望下一代研究辽金史的人不那么寂寞。这是事关一个学科承续的大关怀！
刘浦江去世后，我看到修订组同学发的帖子，2013年6月，在《辽史》第一遍会读结束后，他写给同学们的信，充满热情地讲道：“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每每重读至此，我都非常感动。我想对修订组的弟子们来说，这将是他们学术生涯不断前行的永久的精神资粮。
中华读书报：刘浦江教授因病去世，给《辽史》修订定稿带来怎样的影响，我想这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刘浦江
徐俊：《辽史》修订组在2013年6月完成全书会读，此后刘浦江教授于2014年4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7月向中华提交了《辽史》全部116卷修订稿（每卷有校勘记和长编两个文件），11月18日提交前言、凡例及参考文献。这个时候，离他去世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在病后两次化疗的间隙，顽强地坚持做完了统稿工作。可以说，刘浦江教授是用最后的生命冲刺般地完成了《辽史》修订，没有留下任何棘手的难题。根据他在病中的嘱咐，由自始至终参与修订的邱靖嘉负责统筹，年轻的修订团队与我们编辑组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最后的排校及定稿清样通读。
《辽史》修订稿交来后，我们陆续约请了蔡美彪、刘凤翥、王曾瑜、陈智超、宋德金、张帆、吴丽娱、王素等先生外审，其中蔡美彪、刘凤翥二位先生的审稿意见在刘浦江生前收到并已转他参酌。刘浦江教授在前言、凡例及最后一批稿子交来以后，曾经与我们的责任编辑通电话，特别关心外审专家的后续意见。他最后的电话就是问《辽史》修订的反馈意见，而且希望在春节前开一次修订组内部会议，安排春节过后病情平稳期间的最后修改定稿工作。
《辽史》编辑审读加工和修订组完善修改工作，又经历了一年多时间，修订组不负嘱托，通力合作，保证了最终的修订质量。关于《辽史》修订本所到达的学术高度，需要学术界来检验和评价，不是我一个外行所能评说，但我觉得修订本《辽史》作为辽史研究和辽史文献整理的一个新的标杆，是不用置疑的。
薪尽火传，刘浦江教授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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