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诗缘何要新编

日前，“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第三季在首都图书馆重启，由已故文学史家余冠英的外孙女婿刘新风追忆“我所知道的余冠英先生”。尽管余冠英的代表作是《汉魏六朝诗论丛》，但慕名而来的听者，其实很少有人读过这部入选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的学术名著，大多数人是通过余冠英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等古代诗词选本认识这位学者的。

在尝试亲近古典诗词的过程中，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啃不动大部头的原典，又难以在当下的各种选本、注本中作出选择，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迟迟无法走进经典的世界。由一流学者根据其学术专长，选取历代经典诗词作品进行注释、赏析，成为古典诗词普及的重要途径。余冠英的这些选本因此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而且读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刘新风说，当时，何其芳把《诗经选》作为自己学习古代文学的入门书，研究俗文学的郑振铎懂得《乐府诗选》的好处，而钱锺书则坦言他写不出《汉魏六朝诗选》书中的序言。

60多年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划建立之初，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余冠英的几种选本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与之前后出版的王伯祥的《史记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变，很多优秀学者为了评职称、拿项目，不得不埋首于专业研究领域发论文、写专著，能像老一辈学者那样编选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近乎奢侈。有学者指出，近三十多年来，虽然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这与这些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

“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 袁行霈主编 商务印书馆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文史学者开始思考自己的当代责任。两年前，商务印书馆策划、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开始酝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寅,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程章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等组成的学者团队，担负起当代学人的文化使命，开始重新为大众编选古代诗词，“阐释经典也要成为经典”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作为“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副主编，刘跃进认为，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而随着这些普及读物的出版，学者的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而在该丛书的策划编辑厚艳芬看来，在“国学热”升温的背景下，一流学者在进行专精研究的同时，放下身段参与优秀普及读物的编写，不仅是学者在更大舞台施展人生抱负的一种途径，更是社会大众的迫切要求。

每个时代应该有每个时代的选本。优秀的诗词选本，不仅代表学者自己的学术水平，更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文化追求。作为“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诗经选》的选注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意识到，虽然余冠英的《诗经选》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选本，但今天的社会环境与60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随着大量先秦两汉文献的出土，当代的《诗经》研究有了不少新进展，这使得新的《诗经选》有可能从当代的精神需求出发，对《诗经》丰饶的精神矿藏进行新的开采与冶炼。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熟悉的这首《关雎》，近现代学者多认为是一首爱情诗。李山则提出，诗中有“钟鼓乐之”之语，而根据王国维的研究，当时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用钟鼓作乐，再结合其他线索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新的《诗经选》把《关雎》界定为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的这首《声声慢》，一般认为是词人晚年所作，抒发的是对国破、家败、人亡惨境的悲叹。在丛书的《李清照诗词选》中，选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祖美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她用很长的篇幅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首词作于李清照中年时期，是要把内心的苦衷讲述给丈夫赵明诚。

“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在刘跃进看来，做好古代诗词的普及，学者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而且必须像李山、陈祖美这样，积学储宝、研阅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