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带一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已有两本专著出版：《“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和《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10月29日，王义桅和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在思南文学之家就“一带一路”的话题进行了对谈。对谈的形式如余潇枫所说，“王义桅教授以正面立场阐述，我从反面批评，接着他回应或也可改变立场，而我将就此继续回应，阐述、批评、反批评、再回应；接下来思南读书会的朋友对我们的批评与反批评进行再批评，然后我们进行再回应，通过这个形式把探讨的主题深化、细化。”
活动现场。
余潇枫：王义桅教授关于“一带一路”已经写了两本专著，尤其是《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这本书对“一带一路”做了全面的阐释。“通”字，凝聚了中国古代的智慧和文化，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到底怎么“通”，我们听听王义桅教授的介绍。
王义桅：谢谢余教授。“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有很多质疑。比如，世界是通的吗？“通”是一种无止境的概念；世界是通的，作为一种判断，既属应然也属实然。世界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缘于不够“通”。“一带一路”的概念，首先针对世界的问题，其次是中国的问题。而目前世界有三大问题：贫困、贫富差距、治理体系碎片化。
第一，贫困。中国经历过贫穷时代，但改革开放令7亿人脱贫。如何脱贫致富？修路是关键。比如高铁，不仅解决交通问题，更解决城镇化问题，城际高铁可改变生活模式，以伦敦到伯明翰为例，伦敦金融城文化创意产业发达但生活成本高，高铁大大缩短了行程时间，为年轻人工作在伦敦而住在伯明翰（周边地区）提供了可能。从最早古代丝绸之路骆驼、马和帆船的时代到19世纪铁路时代，再到今天21世纪飞机、高铁时代，交通的发展使得互联互通的趋势愈加明显。
第二，贫富差距。今天的全球化是海上全球化，世界上80%的GDP由沿海地区产出，90%的贸易通过海上进行，产业链按海洋布局，离海洋越远，贸易越落后。例如，新疆资源丰富但发展较落后，陆海统筹、东西互进对国内解决东西贫富差距十分关键。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强调效果，也面临贫富差距问题。“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缩短陆海、东西、南北差距，让落后的国家也参与到工业化和与新的全球化分工过程中，这不仅是修路，更体现了产业链布局。
第三，治理体系碎片化。整个世界愈显碎片化，美国难以主导全球化，世界走向何方，新的包容还是分裂，如何建立更包容、更深入的全球化？这个任务落在“一带一路”等为代表的发展方式上，“一带一路”强调开放包容，战略对接，要解决全球化发展甚至反全球化问题，需要更深的互联互通。
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
余潇枫：解决贫困及贫富差距和世界碎片化问题，互联互通的确关键。不过，这么一个好的倡议，各方面的准备是否充足，有待商榷。
第一，理论准备。“一带一路”采用何种理论？国际、区域、全球治理理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理论？理论准备是否充足？
第二，法律准备。一旦跨出国门，对国际法律的接轨，对当地法律的了解尤为重要。以中国加入WTO为例，面临诸多纠纷，中国从尽量调节走向直接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一带一路”亦是如此，中国国民走向国际，需对当地法律充分了解并遵守，其准备是否充足？
第三，人才队伍准备。一是语言人才。“一带一路”涉及各国通用语言50多种，细分民族、部落语言则达200多种。虽然英语为国际通用，但要与各国深入交流，当地语言更为重要。其一，有利于文化交融与文化认同，从而推动国家认同建构；其二，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隔阂，涵义的互通更为关键，如“一带一路”提到“战略”，其他国家会紧张，但变为“倡议”就轻松很多。二是跨国人才。跨国公司的组建需要了解各国的公司制度与管理办法，需要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其储备可能不足。
第四，海外安保准备。不同于一般安保，海外安保需要专业队伍与培训。例如，与当地国家规定是否契合，有的国家禁止海外安保配备非主权武器，那么面临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低端武器能否抵抗？当地安保是否配备？又如，走出国门的企业缺乏安全保护意识，选址注重四通八达，但这存在四条路堵死的情况，如何化解危机？
第五，公共产品供应。中国作为倡议“一带一路”的主导国家，需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如保护当地安全，为建设提供无息贷款。而我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储备是否充足？
面对以上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该做如何思考？
王义桅：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大国和小国天然就不一样，“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不能否认，伟大的事业自然遭受更多的风险与怀疑。
第一，理论问题的确存在。一方面，中国强调统筹兼顾，“一带一路”究竟是战略还是倡议？总体上是共谋发展的倡议，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那就成为战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带”是经济发展带。目前西方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很难清晰定义“一带一路”，因为其涉及学科广，包括哲学、历史、文化、宗教、地理、经济等，难以一统概之；但其又强调开放包容，力求简单的概念，通的理论。这就陷入悖论。
第二，法律与人才问题非常复杂。其一，有时习俗、宗教等比法律更重要，如伊朗的法律体系是伊斯兰化的，古兰经重于法律，故而习俗学、宗教学的发展十分重要。其二，语言文化及跨国人才，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44亿人选拔与培养？美国在世界上有23所美利坚大学，中国一所没有，但有孔子学院，那么能不能建设“一带一路”大学？
第三，关于公共产品供给，中国有三大短板，不及美国：1.中国是内陆文明，在对海洋的认知上不及西方，而未来是海洋时代，深海大量资源数据有待开发，“一带一路”作为创新模式，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中国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需要转向真正的海洋文明；2.中国是农业文明，强调尊重长辈，天人合一，而目前向海洋领域发展，需要人海合一，地海合一，万物互联，这是对我们文明的挑战；3.从地域性文明转向全球性文明，中国曾有天下观，但从来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今天中国走向世界，能否提供一种为世界各文明所认可的、更包容的价值观，希望仍寄托在“一带一路”上。
余潇枫：王义桅教授的回应视野开阔，气势宏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推广，提前的安全评估必不可少。与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包含经济、文化、土地、社会、信息、生态、资源安全等方面，前者是高政治性的且易发生战争，后者是低政治性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带一路易发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可分为四类：“内”“外”“双”“多”。
内源性安全风险是指发生在国内、影响国际，又反过来影响国内。例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导致伦敦、纽约等超市的中国货品下架，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变成国际贸易问题，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安全。一方面，中国质量安全问题会产生负面国际影响，并作用于国内；另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发展出现问题，其对产品经济的影响也可传至国外，而难以获得信任。
外源性安全风险，顾名思义，来自外部的危机影响国内发展。例如美国次贷危机、欧洲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区域革命动乱等，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干扰。
双源性安全风险，是指两个接壤的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共同性问题。如，跨国有组织犯罪，像之前热映的《湄公河行动》反映的缉毒行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协商，联合行动，不过这涉及到跨国不同司法制度之间的合作。
多源性安全风险，最为严重，其发生的源头在世界各地并可能上升到同军事力量干预，与传统安全交织。如对抗恐怖主义，非军事武器不可；如海盗，当一国海军到另一国的海域武力打击海盗时，就上升到传统安全。一方面，“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但也可能更接近危险，如新疆高铁的建设有利于发展，但这也可能缩短与ISIS的距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面临金融方面的风险，如果合作方国家常发生政治、社会变革，势必导致政策沟通、货币融通、贸易畅通出现问题，投资难有收益。
总之，“一带一路”的落实需要提前进行安全评估，其推进依旧危险重重。
王义桅：如果这么说，那就畏手畏脚什么也做不好了，事实上，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也有不少评估，但最后依旧加入了且发展良好。所以，评估是必要的，但不要迷信。如果没有“一带一路”，风险就不存在了吗？经济发展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大门已经打开，只能进一步改革开放，不可能退回到保守。很多人担心互通互联会使得恐怖主义更容易来到中国，但这不是它带来的，相反，它会配套更严格的海关检查。如果辩证地看问题，就不会那么悲观。
今天“一带一路”是新的长征。一方面，创新合作模式，兼容并包，关键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不是中国单方面地提供交通基础设施或保护，而是各国共同的事业；另一方面，强调合法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提出欧亚大陆桥的概念，一百多年来，欧亚大陆都畅想过互联互通；中国“一带一路”是最晚提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但受到更多国家的响应，要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绿色、健康、自立、和平的“一带一路”十分关键。
余潇枫：系统、辩证的视角令我联想到《易经》，其强调出门前算一卦，以前我们说这是迷信，但从安全角度讲，《易经》可谓是中国史上第一本关于安全哲学的书，反映了中国人的预警安全观。系统、辨证、整合、包容地看待事物，符合中国的思维方式，这又不得不提到我们目前正在建构一个新理论：和合主义。这源自《易经》提出的天下方略，万国咸宁，永久和平，协和万邦。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建构主义，也有所发展。现实主义强调，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看重眼前利益；随着世界发展，国与国之间更加依赖彼此，便酝酿出自由主义，即虽有篱笆，但篱笆中间要开一扇门，互相帮助；再到建构主义，认为篱笆可由观念、精神、规范等力量替代，国家遵守共同约束。和合主义强调不要篱笆，与西方相比具有更大的和合性和包容性。这种和合主义的思想，与“一带一路”的倡议完美结合，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深入全球化是不是会更有帮助？
王义桅：和合主义更包容，但仍面临挑战。第一，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西方文明在全球殖民时期已经建立起全球性理论，内部具有同质性，但其与东方文明存在明显差异；和合主义很好，但在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各文明中，是否有充分的实践检验呢？第二，和合主义具有抽象性。难以理解与翻译，且在宗教等语境下难以和合，有的沿线国家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就更难实现了。第三，美国让不让你和合，以你为主，还是以我为主？这三大挑战怎么解决？
余潇枫：总体来说，传统安全观点认为，你安全我便不安全，你不安全我便安全，或者都不安全，例如，前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最后达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而和合主义强调，你安全我才安全，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世界上的冲突总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同质性冲突，即一个民族或国家或家庭的文化、宗教等，另一类是异质性冲突，即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当面临异质性冲突时，同质性冲突可能会趋于和解，例如，面对日本侵袭，国共两党由对抗转向合作抗日。那么，如何解决异质性冲突？回归的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从制度上说是异质的，而中国的和合主义的思维方式，催生了高于冲突层次的第三条道路，即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将制度异质的冲突包容进来。要超越异质性冲突，需要东方智慧，以高于制度的层次包容，把原来的“敌人”变成现代化建设的伙伴。
在“一带一路”推动过程当中，我认为，你安全我才安全，我安全你才安全的和合主义的思维方式、超越异质性冲突、更高层次的包容性思维方式，将有助于解决很多西方或其他国家难以解决的难题。当然，这还只是一个理论构想，需要我们共同实现。
以下是读者提问以及王义桅的回答。
读者：我对“一带一路”仍有顾虑。其一，美国作为实力强国，解决国际冲突仍显费力，而中国面临“一带一路”中的诸多问题，真的能成功吗？其二，与美、日等国相比，我国经济实力仍有较大差距，而“一带一路”强调中国输出，这会不会导致发展过于激进？
王义桅：问题很有代表性，也常被问及。
第一个问题，美国继承了欧洲西方世界中心的文明，而中国未曾，故而也不能重复美国的道路。美国的策略是“打拳击”，而我们要共商、共建、共享，超越帝国主义的这一套霸权体系，怎么操作？一方面，创新合作模式，例如，在新疆调研，我发现生产建设兵团模式既注重生产又强调军事安全，是否可以沿用？值得研究。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提供公共产品，因其有五六十个盟国，而建立军事基地很费力；中国需要创新，需要借力太极的方式，共商、共建、共享。
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向外“撒钱”，而是真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按照西方市场经济逻辑，发达国家难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短板问题，而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包括国有企业，也即市场与政府两条腿走路，可以双轮驱动。当然，风险很大，但从长远来看，收益也不小。例如70年代中国派了数以万计建设者前往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成本高且短期内难获资金收益，但从长期考量，非洲国家的支持对中国恢复联合国理事国地位功不可没，非洲人说，“我们喜欢AK冲锋枪，但更喜欢中国人的心。”所以，中国往往更长远地考虑这些问题，统筹兼顾。又如，修建高铁在短期内难有资金回报，但与之而来的房地产、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将长期推动经济发展。
读者：王义桅老师曾去国外演讲，曾面对不同的社会听众，能否分享外国人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王义桅：中国人讲知行合一，也即脚走出来的学识，实地调研对我做“一带一路”的研究非常有帮助，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有很大差异。
黎巴嫩孔子学院院长曾问，21世纪不是叫中国世纪吗？如果不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我们是否会被开除球籍？我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概念。也许是对西方政治绝望，他认为中国世纪来临了，即便我们从未这样想。其实，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学者对“一带一路”评价也颇高。在柬埔寨时，有人问，“一带一路”不是修路吗，那么帮我们修一条路吧？中国能否将这些技术转让给我们？这很难回答，若转让，这对我们不公平，若不转让，将被冠以私利甚至等同于西方的标签。另外，在非洲修路，还需考虑各种野生动物如大象、眼镜蛇、长颈鹿等如何通行。老挝还曾问，中国能不能帮助制定法律？
确实，风险总是有的，我的书一半都在讲风险，但也不必为此畏手畏脚，要通过发展解决风险；尊重市场原则，了解当地环境，建设经济走廊，互通互联，通过发展达到可持续的安全。
读者：目前有些邻国对我们防备很严，比如印度，在交界处其实际控制的范围拒绝互通，怎么办？且还有未解决的领土问题，又该怎么办？
王义桅：中印曾在1962年发生边界战争，印度对中国的举动很敏感。印度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孟中经济走廊、斯里兰卡、地理上的喜马拉雅山脉，在对其进行U型包围，即便中国表示并无此意。另外，对于领土争端，这是历史问题且一直存在，不可能因此而中断发展，经济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在尊重各国这些顾虑的同时，更要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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